民国初期的公共卫生建设

庚戌鼠疫肃清不久，清帝逊位，民国肇兴，其后重大疫情不断，故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的话题未曾中断，并形成了公共卫生观念与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议题，构成民国初年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潮。民国初年那些站在专业角度审视公共卫生、公共防疫问题，能够提出解决防疫治疫理路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们，大多是经历过庚戌大鼠疫的当事人，如伍连德、全绍卿、丁福保、何廉臣、颜福庆、俞凤宾、周雪樵、蔡小香、王问樵、吴葆光等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报人，或其他社会活动家身份，都曾目睹了清末庚戌鼠疫灾难对北部中国的蹂躏，以及民众在瘟疫中死难的惨状。庚戌灾疫后，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在此背景下对鼠疫灾祸的反思多侧重于揭示体制、机制所导致的防疫不力的问题，并寻找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有识之士通过成立医学同仁组织，创办刊物，撰文或讲演进行理论启蒙宣传外，还以议案的方式上书政府，使朝野取得共识，共同推进国家公共卫生的改革。

以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议案，推动政府实施公共卫生政策。有识之士们以个人或医学团体的名义，通过给民国政府上书或提议案的方式，积极推动全国性卫生组织的建立及各项卫生事业的落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药学会联合发起科学名词改良会，编定科学各种新名词，“呈请教育部批准立案通行国内，又联络青年会及五机关设立卫生教育会，以从事公众卫生改良事宜”。相关组织就有关公共医学及公共卫生防疫的重大问题向教育部呈请立案，推动实施。早在1917年的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伍连德就极力敦促北京民国政府建立中央医事行政部，并对其基本功能作了明确界定。会后，伍连德、刁信德等联合医界著名人士于1917年9月25日上书国务院、内政部和教育部，希望政府能够“核准”并“及早成立”。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通过发文等形式影响政府决策。吴葆光提议创设国家卫生部，与各部体制相等，有独立施行之权。他还提出了设立独立的卫生局的建议，即在北京设立高级卫生总局，各省设卫生分局，各县设卫生支局。具体所办事业有卫生警察事业、卫生科员事业，负责日常卫生事业等等。伍连德提出在中央设卫生总机关，专门负责全国的医药卫生等事业，自行检查化验制造中西药品。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卫生行政系统，实施卫生药品检查、卫生监督，由此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管理与统一规划。其另一个意义就是，在医药卫生事业方面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挽回利权，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医药制造国的名誉。

推广有利于公共卫生的文明生活方式。这其中以伍连德提倡的“卫生餐法”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菜系众多，美食不少，关键是“于食法尤缺卫生”。大家在一起，用各自的餐具同吃一个碗碟里的饭菜，极不卫生，“吾国相沿习惯，或匙或筷均直接往返于公众食物盘碗之中，最为恶习”，因为聚餐之时，并不知道客人是否患有传染病，一旦客人中有患传染病的人，就会传染给其他共餐的人，产生交叉感染。为了解决用餐容易传染这个问题，伍连德主张餐法上向西方学习，“餐法不能不效西俗”，食材及做法上仍从中国方式，虽然餐具仍然是中国的碗碟，菜肴仍是中国菜肴，但采用了分餐制的办法，“各人分立”“随食随换”，西方人能够接受，饮食卫生问题也自然能得到解决。强调饮水卫生也是有识之士提出的公共卫生建设的具体措施之一。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喝洁净的水，坚决不喝受到污染的水。日常供水须讲求清洁，有关专家还专门介绍了饮用水的清洁办法，如采用煮沸法、过滤法、用药清水法，等等。这些清洁饮用水的办法，现在已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很有普及提倡的价值。

在个人卫生方面强调要经常洗澡，洗澡是讲究卫生、去除身体传染源的有效手段，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符合卫生的埋葬方式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有识之士强调必须将埋葬方法提升到民众健康、国家生存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土葬必须做到符合环境卫生标准，移至远离人民居住地深葬深埋。

有识之士还从防疫角度建议民众少去茶馆戏园等娱乐场所。因茶馆戏院人多，空气不好，容易染病，易使精神萎靡疲劳，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从公共卫生防疫的角度，更应加强对这类地方的防疫消毒和重点整治。【整理自焦婕，焦润明。论民国初年公共卫生建设思潮。甘肃社会科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