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传播》论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思潮多元样态及应对策略 ——以抗疫时期《人民日报》微博评论为例

本研究基于对抗疫时期《人民日报》微博评论的文本分析，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思潮呈现出五大特征：疫情前期多种思潮并存，爱国主义渐趋引领；个人账号占主导，圈层效应强化；情绪化表达势弱，理性探讨渐成主流；因果解释框架居首，“自组织”趋势显著；“图像化”转向显露，“代码化”传播成为常态。研究认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思潮进行有效引领应当调节利益分配，健全表达机制；推进信息公开，抢占舆论高地；吸纳多元群体，构建共治模式；筑牢教育战线，巩固价值共识。

关键词：社会思潮 突发事件 新浪微博 文本分析

研究缘起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1] 在梁启超看来，社会思潮多发生于“文化昂进”的时代，即社会变革、文化发展的时代。“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2] “各种社会思潮更加突出，可以说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3]

在社会思潮的诸多诱因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能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加以利用与传播的最佳契合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界定为：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对公众健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传染病疫情和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疫病，还有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危害公共健康的突发公共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各种社会思潮亦借此机会“粉墨登场”，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暴露出的种种矛盾作为自身立论的绝佳素材进行“大肆宣扬”，并和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追随者。因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思潮不同于常态的社会思潮，还具有突然发生、不可预测、集中涌现、诉求强烈、危害复杂、影响面广等特征。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典型案例中的社会思潮，这既有助于进一步理清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与治理难点，亦能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思潮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引领策略，对于增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最早论及社会思潮”， [4] 他认为“时代思潮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5] 在社交媒体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的当下，学者们基本形成了对社会思潮的四种主要研究视角。一是从“原点”出发对社会思潮的概念进行辨析。我国学界对社会思潮概念的研究成果较多，归结起来主要有“综合说”和“中介说”两种观点。 [6] “综合说”将社会思潮看成是“社会意识的综合的表征形式”。 [7] “中介说”将社会思潮视为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介”。 [8] 但这两种定义都仅仅将社会思潮定位在了社会意识范畴，存在着定位不够精准与忽略社会思潮在现实层面运动的问题。所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社会思潮的本质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掌握群众并外化形成现实运动的过程”。 [9] 二是归纳总结社交媒体场域中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一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传播发生着从平面到立体、从同质到精细、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向，从而呈现出传播媒介融合化、传播内容分众化、传播话语生活化的新特点”。 [10]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对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等更为具体的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三是分析社交媒体场域中社会思潮的危害与治理对策。错误社会思潮主要通过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来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11] 抵制错误思潮须立足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跟进式引领，推进社会思潮传播内容的治理和研究，延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媒体平台，强化社会思潮传播路径的规范性调控，切实培养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 [12] 四是聚焦于社交媒体场域中社会思潮的易感人群。有学者认为“一些社会思潮容易引发心理震荡，导致价值观偏差，加剧信仰危机，对青年精神生活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冲击”。因此，应对青年学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析批判，注意各种社会思潮在青年学生中演变的监控。 [13]

（一）样本采集

在此次疫情中，新浪微博作为国内用户使用最广泛、最典型的社交媒体之一，已经成为公众网络话语实践的主要场域。其中，作为中央级媒体中粉丝数最高的《人民日报》微博成为疫情中被聚焦的对象。众说纷纭的网络话语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讨论区得到呈现，各种社会思潮亦借此机会表达观点、争夺受众。因此，本研究以“新冠肺炎”时期《人民日报》微博评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选定为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确定有人传人现象）——2020年3月19日（国家卫建委通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首次清零）。再分别选取《人民日报》当日发布的与疫情相关的评论量最高的微博，共计60条（见表1）。考虑到单条微博评论量通常较高，且多数评论并无实际上的意义指向。因此选择每条微博下方讨论热度最高的100条评论作为研究样本，共计6000条。

（二）研究方法

作为定性分析方法的一种，“文本分析是一种深度介入文本并进行解构的过程，旨在探索文本的运作和构建及其生产意义的方式，并且最终确定文本的各种意义”。[17]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微博在疫情期间的用户微博评论作为文本，通过深入分析从而揭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思潮的呈现特征，并提出引领策略。根据样本具体内容，设定样本考察的分析单位为思潮类型、评论主体、评论说服方式、评论框架、评论内容呈现方式五类。

1.思潮类型：参考《人民论坛》每年评选的十大社会思潮，进一步结合“新冠肺炎”事件中微博评论文本，将本次事件中主要的社会思潮类型划分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生态主义、泛娱乐主义、其它（见表2）。                                           

2.评论主体。根据账号主页显示的账号归属信息，将账号类别分为四类：①传统媒体账号；②政府及事业单位账号；③企业账号；④个人账号。

3.评论说服方式。根据卡尔·霍夫兰的说服性研究，可将微博评论的说服方式分三类：①诉诸感性（评论内容以情动人）；②诉诸理性（评论内容以理服人）；③感性与理性相结合。

4.评论框架。按照恩特曼的研究，将话语框架分为五种：①界定问题；②因果解释；③道德评价；④处理建议；⑤其它。

5.评论内容呈现方式。可分为三类：①文字；②图片；③文字+图片。

每条微博评论仅按上述指标编码一次，例如将微博评论“对比疫情期间私立医院大发国难财，还是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更好，应该将医院全部国有化”依次编码为“新左派思潮、个人账号发布、诉诸理性的说服方式、处理建议框架、文字评论”。

（一）疫情前期多种思潮并存，爱国主义渐趋引领

自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确定有人传人现象到3月19日国家卫建委通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首次清零。这期间，各类社会思潮纷纷借助疫情表达自身诉求，形成了并存之势。从各类社会思潮微博评论的数量来看，民族主义类微博评论数量最多，其后分别是民粹主义、新左派、泛娱乐主义、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从时间维度来看（见图1），疫情期间各类社会思潮的走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粹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多元社会思潮并存阶段，主要时间节点为1月20日到2月23日。结合具体的微博评论内容发现，这一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潮主要聚焦于以下主题：对疫情初期的不满、对疫情防控措施不利的批判、对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不信任、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分配捐赠物资乱象的追问等。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与泛娱乐主义思潮也在一些特殊时间段成为了暂时性的主导思潮，比如离汉通道关闭时为武汉加油的民族主义思潮，调侃开学时间推迟时的泛娱乐主义思潮等。此外，第一阶段中多元思潮的并存态势也较为明显。生态主义思潮将疫情视为违背大自然规律所带来的惩罚，但这种思潮随着对“新冠病毒”更多的科学认识而逐步归于沉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将疫情期间的诸多不公正现象归为某些历史人物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论调在疫情在这一阶段中此起彼伏。新左派思潮则以疫情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为论据揭露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端，比如将疫情中的私立医院的乱象与公立医院的有序进行对比，认为医院只有“姓公”，才能确保人民福祉、社会和谐、国家安全。

疫情期间社会思潮走向的第二阶段为爱国主义引领下的多元思潮趋向融合，主要时间节点为2月23日之后。这一时期众多新冠肺炎患者已经陆续出院，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各地返工复工正在有序推进。在此种背景下，第一阶段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与此相对应的是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生态主义思潮渐趋沉寂，而民族主义思潮成为引领性思潮，并在3月4日外交部坚决反对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的新闻发布会期间达到顶峰。结合具体微博评论发现，民族主义在此阶段的引领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国外疫情的加剧与国内疫情好转形成鲜明对比、部分国家及民众对中国的污名化。值得注意的是，泛娱乐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也较为活跃，很大程度上是与网民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希望缓解情绪的需要有关。

（二）个人账号占主导，圈层效应强化

通过对评论账号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微博评论区持不同社会思潮的用户存在着较强的圈层化效应。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网络用户亦会在社交互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圈子。此外，用户也会在网络中积极寻找符合自身既有倾向的社会思潮并进行跟随。在关于疫情的社会思潮表达中，往往某一类社会思潮评论的下方会聚集与之相关的众多用户。这些用户纷纷从不同侧面分享关于这类社会思潮相同的立场与态度，彼此之间相互印证与补充，甚至已经走向了群体极化。比如，在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分配捐赠物资乱象的追问中，一些评论直接将其与某些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而这条评论下方的125条回复中，有107条评论都在为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补充所谓的“真相”。

（三）情绪化表达势弱，理性探讨渐成主流

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18] 在后真相的传播语境下，网络用户开始推崇非理性、情绪化，进而反叛真相，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在疫情相关的社会思潮微博评论中，40%的评论采取了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说服方式，34%的评论诉诸感性，26%的评论诉诸理性。由此可见，疫情相关的社会思潮表达并不完全与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先行一致。在多元思潮的竞争中，单有情绪的宣泄并不能对更广泛的网民产生说服作用，而采用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方式。比如，在对疫情期间擅用特权的官员表达不满之时，网民的评论不再是一味地辱骂，而是通过在微博评论中以接力的方式列举事实并艾特相关部门。

此外，通过纵向对比发现，理性探讨已经成为了各种社会思潮采取的主流说服方式。在疫情的早期，网民更多是出于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以及对知情权的要求，所以网络中充斥着过于极端的情绪化语言。在此期间，各种社会思潮开始登场，但更多是利用网民的恐惧心理，采取的是敲警钟式的“恐惧诉求”方式。比如生态主义者将疫情渲染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甚至还有一些类似世界末日之类的极端论调。在疫情中期，尤其是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各类社会思潮开始将疫情嵌入中西、贫富、城乡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试图对网民做情绪动员并说服其成为该社会思潮的追随者。但是随着对新冠肺炎有了更多科学的认识以及国内疫情的好转，一些社会思潮所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连根拔除，网民渐渐从更加理性的视角来对疫情期间的种种现象进行反思。

（四）因果解释框架居首，“自组织”趋势显著

在疫情相关社会思潮的评论框架中，因果解释类评论占比最高（39.3%），其次是道德评价类评论（21.7%），而界定问题类评论占比最低（9.4%）。归因理论认为“个体试图了解结果原因的渴望是先天决定的，而且人们会对自身的/他人的、预期的/不预期的、意料之中的/意外的事件进行归因”。 [19] 对于“新冠肺炎”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民亦希望通过有效的归因来化解内心的不调和感。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网民会对疫情做不同的归因，甚至疫情中的同一问题亦会被不同社会思潮采用不同的归因框架进行解读。比如，不同社会思潮对疫情的来源有聚讼纷纭的归因，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未知的恐惧，网民会根据已有信息进行脑补式归因，而这种心态往往会被一些社会思潮所利用。传播学者将传播效果划分为认知、态度、行为三个依次递进的过程。各类社会思潮所采用的因果解释类框架可以通过“首因效应”改变人们的认知，继而激发人们对疫情及其相关主体的道德评价，甚至唤起行动上的回应。

（五）“图像化”转向显露，“代码化”传播成为常态

统计结果显示，71.3%的社会思潮评论采用“纯文字”的方式，23.9%的社会思潮评论采用“文字+图片”的方式，4.8%的社会思潮评论采用“纯图片”的方式。发表文字评论比制图门槛更低，再加上微博评论这种形式也更适合文字符号。因此，文字评论依然是社会思潮争夺受众的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图片”与“纯图片”正在成为各类社会思潮表达观点的重要形式。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们实际上与下列差异相关：（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道听途说与亲眼所见之间的差异；词语（听到的、引用的、刻写的）与客体或行动（看见的、描画的、描写的）之间的差异；传感渠道、再现的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 [20] 社会思潮的“图像化”转向一方面试图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这种“视觉镜像将社会思潮包裹起来，以虚无化的状态引发暂时性遗忘，使人们陷入遗忘性娱乐营造的梦幻空间”， [21] 将其传递的价值渗透于无形之中。此外，“代码化”传播亦成为各类社会思潮的常态。由于关键词过滤为当前互联网内容审查采取的主要方式。所以，部分社会思潮为了躲避关键词审查而将一些敏感词汇、甚至是全文处理成代码的方式加以传播。

（一）调节利益分配，健全表达机制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22]社会思潮代表着社会一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些长期潜伏的社会矛盾通过疫情得到进一步放大。所以，注重调节利益公平分配是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思潮进行引领的根本举措。“注重调节利益公平分配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增加对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倾斜，减少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二是协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促进利益更公平分配。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健全网络利益表达机制，释放参与空间。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搭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平台，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克服民意大流量与表达窄口径的结构性矛盾，将各类社会思潮纳入至制度化的渠道中并进行对话、协商、疏导。在此次疫情中，微博用户对于疫情信息准确性的质疑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及对相关部门、媒体的信任危机。2020年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征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的公告》。通过微信平台对涉及缓报、瞒报、漏报疫情，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重要问题线索进行征集，较为有效地化解了这一矛盾。

（二）推进信息公开，抢占舆论高地

官方信息的缺位往往会滋生疫情期间各种社会思潮竞相传播。因此，必须要推进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利用全媒体矩阵让公众尽快了解有关该事件的信息和处理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信息的准确公开能够有效化解社会风险，比如后来形成每日疫情通报机制，极大地降低了民众对疫情的不安感。但官方信息的瞒报或误报亦能成为社会风险的放大器。在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由于瞒报及误报捐赠物资，而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众矢之的。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发挥互联网扁平化的特性，利用“首因效应”挤压各类非理性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打破旧有舆情回应常常表现出的‘突发事件——网民质疑——传统媒体介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政府被动回应’的基本模式”。 [23] 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抢占社会舆论高地、把握先机，消解不良社会思潮的舆论生成基础，牢牢抓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时间中社会思潮的主导权。

（三）吸纳多元群体，构建共治模式

当前的网络社会是一种兼具流动性与共在性的模式。一方面，网民和信息可以跨越平台与社群进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从热点所引发的围观效应来看，网络社会具有超越时空的共在性。因此，以往“以国家为主导的‘命令——服从’式治理逻辑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呈现出参与性不足、立法成本高、滞后性强、反馈不及时、易造成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等问题”。 [24] 因此，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思潮的引领需要摆脱单边治理思维，要梳理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并将其纳入治理框架中。比如互联网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制定更为灵活、柔性的自律规范在国家硬法与互联网用户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网络服务平台可通过更为规范的用户协议与内容审查机制来进行自我管理、网络社群则可通过成员彼此交流与协商形成的内生性规则进行自我约束。此外，还应当发挥作为个体网民的主观能动性，动员其运用“集体智慧”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拆穿、举报。但发挥多元主体自治功能并非倡导网络“无政府主义”，最终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有效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此来促进管理的法治性、公正性、效能性、回应性和可接受性。

（四）筑牢教育战线，巩固价值共识

教育系统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阵地，教育战线也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独特战线”。教育既影响现在，又塑造未来。所以必须要将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融入国民教育的整个进程，要敢于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亮剑”，在对比与批判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牢牢抓住国民系列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教育纳入社会思潮引领的教育战线中，要将线下社区、社会组织宣传等与线上多媒体宣传相结合，以此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全域化传播。此外，在教育战线中尤其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切忌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话语。在将西方理论为我所用的同时，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强自身理论体系的阐释力、表达力与感召力，以此巩固更深层次的价值共识。

基于对抗疫时期社会思潮呈现特征的考察发现：疫情期间各类社会思潮的走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粹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多元社会思潮并存。各类社会思潮纷纷借助疫情表达自身诉求，尤以民粹主义思潮最为显著。但随着国外疫情的加剧与国内疫情好转形成鲜明对比、部分国家及民众对中国的污名化。社会思潮的走向进入了第二阶段，呈现为爱国主义引领下的多元思潮趋向融合。在社会思潮的发布主体方面发现，个人账号占主导，传统媒体账号、政府及事业单位账号几乎处于“失语”状态。此外，微博评论区持不同社会思潮的用户存在着较强的圈层化效应，部分表达甚至呈现出极化态势。在社会思潮的说服方式方面，社会思潮在疫情早期呈现出较强的情绪化倾向，但随着疫情的好转，理性探讨已经成为了各种社会思潮采取的主流说服方式。在社会思潮的说服框架上，因果解释类评论占比最高，而界定问题类评论占比最低。但在各类社会思潮采取的说服框架中，网民并非中弹即倒的“靶子”，而是通过“自组织”行为来与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辩驳。在社会思潮的内容呈现方式上，文字评论依然是社会思潮争夺受众的主要形式，但“图像化”转向正在显露，对于敏感问题的“代码化”传播已成常态。基于上述特点，本研究认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思潮的价值引领需要调节利益分配，健全表达机制；推进信息公开，抢占舆论高地；吸纳多元群体，构建共治模式；筑牢教育战线，巩固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