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17时59分许，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共同获得这一奖项。卡德获奖，是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获奖是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三人的贡献称为“实证研究的革命”：使用自然实验来回答关于因果关系的重要问题。他们的贡献互相补充、相互强化：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关于自然实验的方法论，与卡德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重要问题，都为其他研究人员开辟了道路。他们工作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且显著提高了整个研究团体回答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问题的能力。对公众来说，本届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或许都为“陌生面孔”，但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这三位经济学家却是“老熟人”，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内容。“今年的诺奖得主和他们的合作者们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可信度’革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在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解释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是偏理论的，而包括经济学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都需要检验，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但经济学比较复杂。因为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是人有自由选择，同时可能还有公平性的考虑，不可能把人放到实验室里做实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掀起的这场可信度革命，代表人物就是大卫·卡德、约书亚·安格里斯特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但是很遗憾他2020年过早地离世，否则今年的诺奖也会有他的一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实证研究和制定政策方面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因果关系，然而，由于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数据来验证理论和评估政策，之前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长期不能很好地解决因果关系识别问题。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卫·卡德、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开始发表有关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方法、断点回归法等自然实验的方法，利用观察性数据，也可以研究因果关系，因此也让经济学研究的“可信度”大大提高，并且已经在政策方面产生了更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王永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举例称，中国就有很多这样自然实验——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影响。这使得经济学家可以进行类似做实验一样，区分出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识别问题；这种自然实验可以来自于政策改变、规则改变等。卡德跟克鲁格一起做的关于美国最低工资的研究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最低工资提高之后，企业就会减少雇佣工人，因为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在过去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研究。后来卡德和克鲁格通过对麦当劳连锁店的研究发现，在提高了最低薪资后，雇佣人数并没有下降。王永钦表示，这个研究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实证的革命，他们的方法如今已经被普遍采用，他们解决因果关系的方法，使得经济学研究会变得更有政策意义。简而言之，他们的方法揭示了经济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回答因果关系，而且整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经济学的实验室。王永钦认为，因果识别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经济政策巨大的贡献，政策评估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包括中国的很多重要政策的讨论）。通过这些巧妙的方法，经济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变成了因果关系的研究，这是实证方法论的革命。从经济研究的角度而言，此次三位得主的革命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上。虽然卡德做的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但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包括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另外两位诺奖得主则主要在方法论方面做了突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往往也是写书的好手，今年也不例外。
三位获奖者之一——乔舒亚·安格里斯特曾写过一本名叫《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的教科书，被业内人士推崇。“这本书我最早推荐给了格致出版社。”王永钦回忆。 2009年，王永钦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一次读到《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当时看到觉得特别神奇，既写得通俗易懂，又将因果关系的相关方法总结得非常清楚，语言也幽默诙谐，真的太好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王永钦就立马把这本“惊艳”到自己的书推荐给了格致出版社，期待它惠及更多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和学生。其中，大卫·卡德和合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最低工资问题得出的结论曾“颠覆人们的想象”。“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但大卫·卡德和合作者却用巧妙的因果关系研究设计（自然实验）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提高最低工资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增加就业，最低工资对于就业的影响依赖于具体的制度细节。”王永钦介绍。 文章来源 | 上观新闻 澎湃新闻
题图来源 | 诺贝尔奖官网
微信编辑 | 李国徽 史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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