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历任政治部主任都有谁,他们最终的结局如何?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我党与苏联的协助下，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届时孙中山先生在军校开学典礼上指出，黄埔军校乃是为创造革命军拯救中国之危亡而创办。

其间孙中山先生说黄埔军校乃是“压迫人们和被压迫人们相互争斗中的产物，漫漫长夜里的一个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

一如孙中山先生所期盼那般，早期的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其间革命先辈左权、陈赓、徐向前、赵一曼……皆系黄埔军校出身。

围绕黄埔军校，最广为人知者莫过于周总理曾担任政治部主任之事，政治部是黄埔军校下设的六部之一，主要负责对全校教职员和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

不仅周总理，亦曾有多人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那么黄埔军校的历任政治部主任都有谁，他们最终的结局如何？

1、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黄埔军校成立后的首任政治部主任乃是戴季陶，这一任命乃是黄埔军校开学前三天，即1924年6月13日由孙中山先生亲自签署。

之所以有此一番任命，一方面是因为戴季陶长期以来一直伴随孙中山先生左右，深得孙中山先生信任的缘故。

另一方面是因戴季陶其人擅长于理论方面，孙中山先生认为他能够“负起政治教育责任”。

然而对于戴季陶而言，实质上政治部主任只是其多个职务当中的一项，彼时他同时任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以及宣传部部长职务。

正因如此，多项职务在身的他精力有限，难以抽出时间对政治部工作做出更多的规划或思量等等，因而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并未能够有所重要建树。

任职期间他曾为黄埔军校第一首校歌作词，但由于韵律不够顺畅、词不合曲等因素，导致这首歌并未得到全校师生的喜欢，流传亦不太广泛。

之所以无所建树实质上也是因为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的时间过于短暂，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便公开表示辞去一切职务，并于6月28日实际离开政治部主任这一职位，其间从正式任命到离开岗位仅有区区15日。

而关于戴季陶的最终结局，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之际，出于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戴季陶在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

2、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

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表示辞去一切职务，当天廖仲恺便提议由邵元冲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由此邵元冲便成为了第二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与戴季陶相同的是，邵元冲同样是多项职务兼于一身，其间包括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廖仲恺

因而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邵元冲便开始了日复一日在省城与军校之间往返奔波的日子。

不过即便如此，邵元冲依旧尽力将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背后,所需承担起的责任尽可能地落实到位，任职期间邵元冲制定并提出了一套旨在扩大宣传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部工作办法。

然而他在实际工作上却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其间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多项职务在身，工作繁忙的邵元冲素来行色匆匆，既不与学生交谈亦不与教官来往，时常会在政治演讲过后夹起公文包便匆匆离去，因而从本质上脱离了师生群体。

另一方面，邵元冲每次演讲的内容千篇一律，皆是从孔孟的仁孝礼仪联系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源自于孔孟的仁爱之道之类。

演讲内容上的空洞乏味时常令大多数学生酣然入睡，因而被冠以“催眠术主任”的代号，同时他也引起了许多学生的反感，认为他的解读是在歪曲篡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正因如此，全校师生的不满逐渐反映到了廖仲恺处，他与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由我党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出任政治部主任。

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师生们的不满，亦因邵元冲担任政治部主任本就是暂时代理，并且1924年11月12日邵元冲被孙中山先生亲点为陪同北上的八大文随员之一，因而邵元冲的离职是必然的。

而关于邵元冲的最终结局，1936年12月初邵元冲与夫人张默君应蒋介石邀请奔赴西安。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听到枪声的邵元冲从西安招待所的房间跳窗逃遁，由此被士兵开枪击伤，并于两日后在西安陕西省立医院因伤逝世。

3、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总理

继邵元冲之后成为第三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便是周总理，而实质上早在邵元冲辞职之前周总理便已经到黄埔军校任职。

1924年6月，廖仲恺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提出，希望他能够推荐一些曾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工作，由此张申府以一封推荐信作为回应，而在其中15位我党成员名单之中，周总理的名字被排在了首位。

此后张申府便想办法联系到正在欧洲的周总理，请周总理早日回国并为他筹措了从欧洲回国的路费。

张申府

9月1日周总理乘船抵达香港，并在数日后抵达广州天字码头，9月下旬便在张申府的推荐下被聘任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

与此同时，早在6月下旬张申府便辞去了政治部副主任职务，而11月13日邵元冲随同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复又造成了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的空缺，至此黄埔军校政治部相应的空缺非常严重，而此处实质上也为周总理的上升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在黄埔军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周总理被委任为政治部副主任，而11月下旬他复又接替邵元冲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出任政治部主任之后，周总理当即将政治部从广州市区迁进军校之中，并亲自建立起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工作制度，一改此前政治部工作混乱无序的状况。

由此以点见面，这一时期的周总理在此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诸多切实有效、影响深远的举措，其间便包括：扩大我党影响、成立火星社、成立血花剧社等等。

在周总理的努力之下，我党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从黄埔第一期至第四期当中有着近500名党员、团员、进步学生，我党建党初期、早期的军事骨干普遍处于这一行列之中，由此可见周总理任职政治部主任影响之深远。

1925年10月6日东征军出发并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周总理以第1军政治部主任之身份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他亦离开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一岗位。

关于周总理后来的故事想来是不必赘述的，新中国的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条送周总理的十里长街……一幕幕历史画面始终定格在国人的脑海之中不曾忘却。

4、第四任政治部主任——卜士奇

随着周总理的离开，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一岗位面临着新一度的空缺，作为顶替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中文翻译、蒋介石俄文翻译的卜士奇兼任政治部主任。

回顾上述三度更迭可以明显窥见，对于政治部主任这一工作，无论戴季陶又或邵元冲皆未予以高度重视，唯有周总理兢兢业业的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

而在卜士奇挂名代理政治部主任后，本就工作繁忙的他亦对此无所重视，因而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曾赶赴政治部就职，因而只能换旁人来出任这一职务。

此后卜士奇辗转于国民政府各个岗位，多是围绕其擅长俄文这一特质工作，因而他的履历由始至终也并无特别突出关键之处。

1949年10月之际，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卜士奇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省，并于

1964年5月24日病逝台湾。

5、第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

早在周总理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一应工作开展的有条不紊，因而政治部在学校师生眼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觑。

然而在周总理离开之后，军校内两大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如同脱缰野马一般，时常爆发，甚至险些发生拔枪杀人事件。

有鉴于此，廖仲恺认为必须要有一位能力卓越的政治部主任继续坐镇黄埔军校，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首先他想办法联系蒋介石，询问周总理能否继续回来主持工作，却被告知前方工作任务繁忙，周总理无法回到黄埔，因而廖仲恺只好联系我党广东区委，以求推荐出新的政治部主任人员，由此在广东区委的推荐下，包惠僧成为了新的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乃是我党早期的成员之一，平素保持着沉稳谨慎的作风，而在工作上亦同样如此，由于他出任政治部主任的主要任务是围绕上述状况产生的，因而他的主要建树亦集中于此。

首先，包惠僧保持着此前周总理制定的工作制度，同时根据黄埔军校内的实际状况，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增添了部分课程，由此令学生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幅度减少，以达到减少冲突发生的目的。

另一方面，他想办法与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令之做好部分学生的思想工作，力求学生们不要在学校里闹事。

如此一番调整之后，黄埔军校虽然并于什么变化，却也始终维持着四平八稳的现状，并没有什么重大冲突发生，已然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此后随着第二次东征的开展，前方因政治工作人员的大量短缺，经周总理与蒋介石协商后，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离开了黄埔军校。

然而时值大革命失败之际，包惠僧因仕途受挫而意志消沉，复又做出了退党的错误决定，并于此后在国民政府多处任职。

1948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包惠僧举家搬迁至澳门，复又于1949年11月返回国内，次年初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并顺利毕业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

1957年4月起，包惠僧复又被委任为国务院参事，直至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包惠僧乃是我党早期成员之一，因而后半生里他通过回忆的角度撰写了诸多我党建党初期以及早期工人运动开展的状况的珍贵史料。

6、第六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

包惠僧调离之后，政治部主任职务便由时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暂时代理。

邵力子本人亦是我党早期成员之一，但其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重要成员，实质上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一部分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与我党之间保持亲密联系之人，其间便包括邵力子。

邵力子出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实质上在军校管理上并未有特别大的建树，毕竟他在军校主持政治工作本身就略带“文人参政”色彩。

邵力子

一个若有若无的状态当中，虽然每天都坚持到军校走走看看做做演讲，但这一切多是停留在表面。

这样的光阴并未持续太久，邵力子便因北伐战争的兴起而离开了军校。

此后随着时间推移，邵力子一直留在国民政府内部任职，直到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方面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谈判破裂后邵力子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留在了北京。

而在此之后，邵力子复又在我国出任政协常委、人大常委等方方面面的重要职务，并未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及台湾和平解放等工作付出了诸多心血，直至1967年12月25日于北京逝世。

7、第七任政治部主任——熊雄

在上述历任政治部主任当中，有所建树的人从本质上讲仅有周总理一位，然而作为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亦在此岗位上奉献诸多。

熊雄

早在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之后，便进入黄埔军校出任政治教官职务，东征胜利之后熊雄已然出任政治部副主任，联系前文可知此时的熊雄已然开始主持政治部的基本工作，而1926年7月随着邵力子的离去，熊雄正式出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主持相应工作期间，特别注重学生们的思想建设，经常向他们灌输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等基本理论，而且先后邀请包括毛主席、鲁迅在内的多人到军校做报告，对学生们进行政治教育。

总而言之，与孙中山先生成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人才的初衷遥相呼应，熊雄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与努力，而他的这份付出亦对学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间作为第五期学员的许光达将军曾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鼓舞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武汉、南京，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实力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

许光达

透过许光达将军的回忆，便足以窥见那段光阴里熊雄在黄埔军校学生们心目之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

然而令人遗憾的却是熊雄的结局，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大肆迫害我党成员，虽忌惮于熊雄在广东与军校的影响力，他们没有直接对熊雄下手，但却采用欺骗的方法秘密将他逮捕，并在深夜将年仅35岁的熊雄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