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武大社会学院19级研究生七八组春分论坛·二

发布于 2021-04-05 22:15

2021/3 /29 春分论坛·二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19级研究生七八组

主讲人：李沁怡李佩娴

主持人：万书润民

记录人：南璎效

评议员：陈浩然郑凯戈

参会人：苏献朱英达熊晓烨杨晓慧刘治江张畋黄亚苹崔玲玲胡煌毛天昊郑皓陈冉胡煌张同嵩施翔顾文明解晓萱罗艺豪孟繁泽刘淼张琪余展江刘文宗华军汪倩羽

本次论坛两位主讲人进行了精心准备，李沁怡同学从语言学入手，生动形象讲述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及其异同，逻辑环环相扣，内容详实丰富，展现了从马尔库塞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到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延伸出关于批判理论自身、审美、科技等重要问题的思索。李佩娴同学讲述了从波兰尼于19世纪百年和平崩溃的背后根源的探寻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批评到70年代的福柯以谱系学的方法分析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进行积极的政治构建、知识和权力的生产。文章为我们对于市场与国家、市场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问题提供了多方位理解的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思当今世界中正经历的深刻巨变。

第一部分

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批判理论

主讲人：李沁怡

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组装的流水线化，劳动者成为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普遍的现象，使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了失望情绪，并越来越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批判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思潮。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提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而哈贝马斯则对马尔库塞把技术和科学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来批判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在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理论又进行了重新的解释。

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从“发达工业社会”的判断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从“话语的终结”到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批判的理论在有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争鸣之中获得了螺旋式的上升。

一、话语的终结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一些命题：

1.卫生间不太卫生。

2.工资太低。

我们该如何解释和分析这样的命题？我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命题的陈述含有“模糊的、不确切的术语”，如何定义卫生呢？缺乏对“普遍接受的标准”的“客观参照”，并具有“根本不同于通常与共同事实相联系的那些属性”的特征。换言之，这两个命题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陈述。

如果我们要把这种普遍的陈述转换为一种具备操作性的陈述，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含混的概念还原为特定的所指。比如，第一个命题，“卫生间不太卫生”可以被转译为“我在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进入图书馆四楼的卫生间，发现洗手台上有一些纸屑。”于是，调查表明这可能是清洁工阿姨的疏忽，我们可以订立反对乱扔纸物的制度，同时指定清洁工经常打扫洗手台。于是，这样一句概括性的怨言得到了重新解释，并且还产生了一些改进措施。同样，一位工人作出“工资太低”这样的陈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妻子正在住院，他为他所负担的医疗费用而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怨言所潜含的内容就由这样一个事实组成：“由于工人的妻子生病，他现在挣到的钱不足以应付他眼下的经济负担。”

转译有效地改变了命题的具体意义。“工资太低”这一陈述表达了一种范围很广的控诉，它把特定事例视为普通事态的表现，并且暗示后者不可能通过改进前者而得到改变。因此，“总体”在转译中被抹除了。个人的不满脱离了普遍的不幸，普遍的概念被分解成为特定的所指，事例就变成了可以对付和容易驾驭的偶发事件。工人补贴这种将普遍概念向操作概念的逐步转化被广泛地应用在工业社会学、消费心理和公众舆论的研究当中。操作化的转译行为本身是无害的，它所代表的是思考的一种向度。但是，如果思考仅仅只具备这一种向度，我们在这种使事实孤立化、原子化的操作之中，便把概念本身变成了虚假的概念。

这是因为，意义的“指涉性”、意义“不现实”的超出部分在概念当中消失了。原本，概念指称的是思想的对象，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既同于又不同于直接经验的对象。“同”是因为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事物；“不同”是因为概念是在一个他物的框架当中来理解此物反映过程的结果，这里的他物并不曾出现在直接经验中但却解释此物。比如，“工资”是一个相对于“工人阶级”而言的概念，“低”是相对于“高”的概念。因此，可以说概念所把握的不是一个特殊的具体的事物，而是物和他物之间的关系，因而带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概念本身所体现的这种思维过程，便在普遍条件和关系中重构特殊事物，并因此超越特殊事物的直接现象从而进入它的实在。概念超出操作范围的那部分意义，能使人分清准许人们用以总结经验现实的那种有限的、甚至欺骗性的形式。而当操作化的转译行为使具有超越性的这一部分消失的时候，研究就被封闭在了社会用以确认或否认命题有效性的界限之中。

单向度的政治研究和哲学研究便是这样的循环的、自我生效的研究。马尔库塞在那时的政治研究和哲学研究当中看到了一种僵化的经验主义倾向。如果人们判断一种既定状态的标准就是那些既定状态提供的标准，而所界定的“民主”概念就是按照现实的具体选举进程来定义，那么在研究得出结论之前，这一选举进程就已经是民主的了。因此，这样的“经验主义”使得研究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技术的操作主义带来的合理化趋势不是仅仅出现在文化与研究的领域，而是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批判的理论何去何从？

而与“存在即合理”相对应的说法是，“现存的不可能是合理的”。发达工业社会最令人烦恼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不合理中的合理性”。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品的潜力，它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都表明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的控制看上去真正体现了有益于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技术现实侵占了私人空间，使个人同他所在的社会达到空前的一致性。而作为否定性思想来源的“内心”的向度被削弱了。技术合理性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共同展现出一体化的趋向。不断扩大的自动化造成了基本生产力性质的变化，劳动力从个人当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客体，并进而变成一个主体。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比重的减少，在马尔库塞看来，意味着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减弱。技术最终给扩展性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也给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巨大的合理性。因此，技术的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理性的工具主义的视野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的社会。

审美的向度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马尔库塞将艺术放置在先进的向度上，艺术是大拒绝，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但是，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弥合了。这个社会将艺术纳入了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艺术被现实同化之后，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而消去了艺术的批判的向度。

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研究理性与非理性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的选择，本来是批判理论最初始的目的。然而，在马尔库塞的分析之中，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的理论被剥夺了基础。技术的进步扩散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之中，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原本，批判的理论所提出的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是从已确立的制度之中进行的抽象，最终表达了民众需要的实际倾向。然而，由于生活形式的调和，绝大多数人接受和被迫接受了这个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似乎表达出了一种倾向：它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有能力遏制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的质变。

马尔库塞的理论因而表现出了一种含糊性，他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中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说，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马尔库塞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批判理论的任务等待着后来者给出一个新的回答。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哈贝马斯同样发现了马尔库塞在论述当中的摇摆性。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的社会分析看到了技术和统治合谋而造成的人的不自由，但是，如果离开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又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如果技术的发展遵循的是一种同目的理性相一致的逻辑，那么，只要人的自然组织没有发生变化，只要我们还必须依靠社会劳动和借助社会劳动的工具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该如何能获得马尔库塞口中的替代性的历史设计，来抛弃我们现有的关于技术的历史设计？如果我们所说的科学应该叫做现代科学，如果没有什么似乎“更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科学的功能以及整个科技进步，那么，一种新的技术观念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一种新的科学观念就完全不可设想。

马尔库塞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局限在了“设计”上。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对既有历史的设计，我们对技术的选择，最终关联的是一种超越历史的、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是有关劳动和语言的设计，是全人类的设计，而不是一个个别时代的、一个既定阶级的、一个可以被超越的状况的设计。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更合理的历史设计，而哈贝马斯把问题还原到了更本质、更宽广的历史当中。

马尔库塞对于生产力的分析是不够的。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许多章节中，革命化仅仅是制度框架的变化，而生产力本身并不受这种变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的自动化造成了基本生产力性质的变化，劳动力从个人当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客体，并进而变成一个主体。”马尔库塞在这里只是更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定义，但却并没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给予准确的描述，尽管他想要进行准确描述。

马尔库塞在分析当中使用的“技术合理性”无疑继承了韦伯的“合理性”或“理性”概念。韦伯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活动的形式。在韦伯那里，这一概念首先服从于合理性专断标准的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和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计划化是第二个阶段的目的理性活动，计划化的目的，是建立、改进和扩大目的理性活动系统本身。马尔库塞以韦伯的分析作为出发点，试图说明技术理性的概念，技术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当技术和科学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制度从而使制度本身发生改变时，旧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效力。

如果正如马尔库塞想要表达的那样，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历史的总体性”。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韦伯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令人满意地、成功地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因此，哈贝马斯试图用另一种坐标系来重新表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

五、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系统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更新，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通过对宇宙的解释使统治的合法性的文明形式成为问题。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面获得的。财产私有者赖以交换商品的市场机制，确保着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相互关系的范畴，又把交往活动的关系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从下”而不是“从上”（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

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才将制度框架的合理性直接同社会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哈贝马斯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的生产方式更优越，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建立了一种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第二，它创立了经济的合法性；在这种经济的合法性下面，统治系统能够同不断前进的子系统的新的合理性要求相适应。

一旦新的生产方式一方面随着财产和劳动力的区域性交换活动的制度化，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营的制度化得到确立，便会自下产生一种持续性的适应压力。在社会劳动的系统中，生产力的累积性进步，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横向发展是有保障的，这当然是以经济危机为代价的。这样一来，诸种传统的联系都将屈从于工具合理性或者战略合理性的条件。于是，形成了社会的基本设施。这种基本设施一步一步设计到了一切生活领域，军事、教育、卫生以至于家庭，并迫使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都市化。

来自上面的合法化压力，和来自下面的合法化压力是一致的。因为是统治合法化和指明行为导向的那些传统，特别是用宇宙观对世界所做的解释，根据目的理性的新标准，丧失了自身的约束力。新的合法性产生于对世界的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并且要求科学性。从这种关系上讲，现代科学具有一种独特的功能。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撕下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的外衣，而自由的劳动契约的法律关系就是披着这件外衣掩盖了给雇佣劳动关系奠定基础的社会权力关系。但是，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不能不根据情况再加以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如今已经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作用使科学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于是，哈贝马斯认为，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而马尔库塞有关“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格局的改变提供了钥匙。

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为了抵御自由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功能失调，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持续性的调整。然而，国家的干预活动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有关“政权中立化”的承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在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中，社会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然而，社会制度框架的重新政治化使得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不再处于马克思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中。于是，批判的社会理论不再能够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一方式加以贯彻。

政治经济学批判，过去只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但是，当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就再也不能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之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因此，补偿纲领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这种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按劳补偿的意识形态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同保障劳动岗位和保障稳定的收入联系起来。这个补偿纲领使统治有义务维护整个制度稳定的条件，而整个制度框架保障着社会的稳定。在这样的制度之中，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所以，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然而，群众的非政治化如何为群众本身所接受？马尔库塞就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技术与科学也具有意识形态作用。

正如上文所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技术的科学化。如果技术与科学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本人在考察当中将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同样变成了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于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而且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当国家掌管的科技进步本身，还在成为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就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较少”。然而，当人们在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之下，把科学当作偶像，比之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因为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利益做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需求。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不太可能受到反思的攻击，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所表达的也不再仅仅是“美好生活的设想”。

新的意识形态同旧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加以分离，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的规则加以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而将其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的物化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并且通过自我理解赢得了客观的力量。因此，新的意识形态损害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两个基本条件之一，即语言。因为，物化模式的自我理解，使得人们不再能通过日常语言相互作用的坐标系来反思统治与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回到了被操作化转译的语言。尽管马尔库塞意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话语体系的封闭与终结，意识到了技术和科学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但在哈贝马斯这里，马尔库塞却实际上仍用一种旧的意识形态批判来分析技术统治伴生的种种现象。

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需要更新，面对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给出的任务。哈贝马斯给出的解释，是从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出发，通过移植黑格尔所提出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基本关系，将社会和社会文化生活世界分为目的理性行为及其子系统和制度框架系统，回答了马尔库塞所提出的技术社会“不合理的合理性”问题，进而也对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马克思原本的概念系统在哈贝马斯那里发生了微妙的移位，意识形态批判和阶级学说的适用范围也成了相对的。但是，也似乎正是这样微妙的移位赋予了批判理论以新的解释力。

评议部分

万书：这次论坛有幸邀请到2021级考研复试的研究生同学旁听，三周论坛或节气论坛是武大社会学院研究生学习小组自发结对、组织、举办的经典研讨会，论坛成员轮流分担各项职责，以一个月左右为间隔分享读书、讨论、探索当中的所学、感想和收获，主讲人就感兴趣的话题或深受启发的经典撰写讲稿与同学们分享，激发同学们的兴趣和激情。只需要主持人简便申请，学院就可以提供良好的论坛条件。我们的论坛十分开放，学院同年级、跨年级、学校外院甚至外校的同学都可以参与、交流，并且开展线上会议室。作为我们自主探索的学习模式，论坛也欢迎大家提供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话不多说，感谢第一位主讲人的精彩发言，先有请我们的评议员同学。

陈浩然：沁怡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好，把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介绍得都比较清楚，我直接提一个问题。第一部分关于话语的终结、自我封闭的理论，仿佛给人的感受是，如果我们判断自身的标准也是那种状态提供的话，那么理论就不再能成为一种批判的理论了，批判的可能性被堵死了，于是引起了理论何去何从的迷茫和困惑。但是为什么这里没展示批判的必要性呢？如果批判的理论无法批判的话，它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如果这一部分不展示出来的话，会不会给人一种批判是为了批判自身而去批判的感觉。不必说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迷茫的现象等等都是批判的必要性，但这一方面是现实背景，另一方面体现了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于工业时代这些变化的立场，如果换一批人来说，比如新自由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对这些变化未必会持批判的态度？如果判断自身状态的标准也是状态自身提供的话，我们是怎样察觉到批判的必要性的呢？

李沁怡：这一方面是我行文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也是马尔库塞理论的含糊性问题。他的论述里大概花了80%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被技术控制的，剩下的篇幅论述研究又是怎么被技术同化的，我们如何超越这样的研究，形成一个批判理论的研究。他一方面在否定艺术的批判性，否定批判理论的批判性，但又同时把希望放置在了批判理论和艺术的向度上面。这正是他理论含糊性和摇摆性的体现。他的理论无法解决这个冲突，既然批判理论是有必要性的，为什么又解决不了这个冲突。其实哈贝马斯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浩然：哈贝马斯为什么认为这种批判是必要的？

李沁怡：在我对马尔库塞的呈现里，你的问题很好地补充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是单向度的，又为什么批判的理论是双向度的。在他看来，向度是个很丰富的概念，可以有肯定否定的，内心历史的，本质真理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向度都变成了肯定的向度，即自我循环的向度。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自我确证的生活。批判的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否定的向度，正如艺术文化和批判理论本身表现的那样。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我们的哲学要何去何从，批判理论如何被重建的问题。马尔库塞重建的批判的理论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很大程度上限制在了社会某一部分精英之上，他主张把哲学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区分开来，日常经验主义的语言是自我循环的，在此之上我们使用一种超越日常语言的哲学语言来表述，就可以重建批判的理论。但是批判的理论就因此小众而有局限性。哈贝马斯则把希望寄托在了民众或群众身上，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是针对所有人的理论，马尔库塞重建的仅仅是针对哲学家的理论。

郑凯戈：沁怡的文章确实写得挺好，简单谈一谈我的想法。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论点在于批判所谓的技术理性对人类的控制，沁怡文章中也展现了现代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理性的同义词。这里有一个重要表现，即自然科学的研究被当作了社会研究的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最充分表现出了“可以被客观验证”的特征。按照技术理性原则，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向自然现象一样，可以还原成某一种最简单的东西，只需要依赖纯感官的认识感知而不需要加上任何个人主观的演绎，所以人的认识感知就具有了客观性，基于认识感知的对事实的陈述就可以在没有任何价值介入的情况下被客观验证。什么是验证呢？人们首先有共识，即有一个独立于人存在的客观的外在世界存在，所谓验证就是与这个世界相印证。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认识是对的还是错的，判断标准就是与这个客观外在世界的吻合度。推而广之，科学知识不仅能解决认识问题，甚至还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显然这种观点预设了知识的客观性，知识局限于能客观验证的范围内，而价值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是不能客观验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就不是知识，只是人的一种主观看法；所以只有保持价值中立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人们通过这种辨别分析让知识获得了一种高于价值、道德、政治的地位，创造了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同时还创造了知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崇高的位置。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共同拥有的理论背景，马尔库塞其实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思考方式，因此他和前辈像韦伯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中，也没有找到突破，甚至于表现得摇摆不定。文中沁怡也讲了马尔库塞这个时候寄希望于一种审美的向度，可怕的是他发现艺术也已经被技术化了，这种审美的向度也是走不通的，所以马尔库塞才会悲观地认为“社会批判理论除了否定什么都做不到”。哈贝马斯的超越性就在于这里。他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应该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办法去验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必然涉及当事人的主观演绎，语句的真与否绝对不应该取决于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吻合程度，而应该取决于参与讨论者在一定规范制约下所达成的共识。这种讨论存在的前提和这种共识达成的条件是首先要存在一个能够容许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于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催生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总之，哈贝马斯的创造性在于他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理性的目的和作用出了问题，而是理性的指向：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求诸于己”的，是个体与世界的互动，强调个体目的的达成；哈贝马斯就提出理性不仅可以“求诸于己”，还可以“求诸于人”。人可以理解自己的目的，就可以理解他人的目的；理性可以用于自己与世界的互动，就可以用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理性就从工具占有的维度走到交往沟通的领域中了，理性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技术工具，而成为了一种创造新世界的可能性。哈贝马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马尔库塞的困境。

朱英达：为什么马尔库塞要着重描述审美维度的技术化呢？为什么他会认为审美向度的技术化是尤其令人悲观甚至绝望的呢？

李沁怡：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这篇文章的主线实际上是从语言到语言，虽然这个语言已经发生了内在意涵和分析层次上的改变。其实这篇文章也还有另外一条分析线路，就是从审美到审美、从艺术到艺术。众所周知，马尔库塞对“审美之维”相当重视，为什么马尔库塞对艺术的维度如此重视？在某种层面上，他受到了很多18世纪的美学影响。哈贝马斯说，从席勒到马尔库塞，都共同把资产阶级批判的实现寄托在美学上面。从席勒开始，把审美当作对生活中一切鲜活形象的感知、欣赏和感悟。人格分为感性和理性，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人格发生了分裂，席勒认为只有审美可以把分裂的人格重新融合在一起。马尔库塞就继承了席勒的这种美学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普列汉诺夫那里，这种美学观点也得到了体现。普列汉诺夫讲审美又同劳动联系在了一起，艺术是可以来源于劳动的，它一方面诞生于生活实际，一方面又可以对社会政治生活起一种批判作用。马尔库塞结合了这两种认识，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现代艺术的基础之上，强调了艺术对现实的否定向度，把人的解放寄托在了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哈贝马斯尽管也承认艺术的批判向度，却不认同将艺术作为批判的终极。哈贝马斯发现，艺术所吸纳的需求在分析系统里面是被边缘化的需求。哈贝马斯所区分的是目的理性的系统和制度框架的系统，合法化需求已经被系统自身所吸纳了，“资产阶级艺术在社会物质生活进程中成了非法需求获得满足的避难所”。和其他具有合法性的认知相比，资产阶级的艺术本质上没有承担经济和政治系统的任务，只是吸纳了残余需求。哈贝马斯对审美向度的第二个批判在于，在当时艺术流派中，先锋派和资产阶级产生了分裂，“为艺术而艺术”。先锋派呼吁的是把艺术和社会现实分离开，只去谈艺术给人带来的审美作用。普列汉诺夫所提倡的艺术的社会政治作用，艺术来源的现实性在先锋派这里被消灭了。哈贝马斯认为艺术表达的不再是资产阶级普遍的需求了，所以将批判的向度放在审美上是不可取的。这也是马尔库塞没有看到的一点，所以他还有那种对审美的终极期待。

朱英达

李沁怡：我们大部分的认识都是相同的。你所提到的我这篇文章的一个缺陷是哈贝马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部分，我的文章主要基础是哈贝马斯早期著作，这一部分在我文章中还没有出现，你和凯戈共同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补充。

朱英达：就本文性质和题目来看，论述已经很完备了。补充内容和文章没什么联系。

陈浩然：对于走出目的理性的困境来说，审美本来也承载不了太多的功能，它的作用未必有多大，但如果它也沦丧其实是全部理性都沦陷的标志。这也是马尔库塞之所以悲观的原因。如果哈贝马斯能找到更好的、走出目的理性的困境的办法的话，是没有必要退而求其次地开凿出审美这条道路的？

朱英达：审美加道德加认识构成了主体理性的三个向度。在现实的层面来看，他们两人对现实的判断都是一样的，现实社会异化了个体、禁锢了思想，工业自动化和机械化了劳动者。但是在理性的角度上来说，问题不处在审美向度的理性化，而是理性本身的目的化。这使得我们始终只能是工具性地占有知识，只能在自我身上验证和使用理性。于是理性愈发展，只要我们不这样使用理性，就其实是在三个维度上都解放了理性，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别人、良性沟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理性本身设计的限定，而走出理性化困境的关键则在于解放理性本身。

熊晓烨

李沁怡：上面的讨论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更切实理解批判的理论。一方面是批判理论本身的概念；另一方面是批评理论当中的价值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批判理论是不是本质上就是不能价值中立？马尔库塞从一开始就给了这个问题一个很有意思的限定。马尔库塞认为，批判理论至少包含着至少两种价值。首先就是，社会生活值得过并且是会变好。第二个是，社会是会进化的，我们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社会的进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理论是有他的价值取向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批判的概念问题。其实我们很难去给批判本身下定义，因为批判理论总是和我们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发达工业社会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现实困境塑造了具体而抽象的批判理论。所以我觉得批判的理论不能不去考虑现实的困境。所以我们很难给批判的理论下一个具体的完善的定义。即使马尔库塞认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自我确证的语言，但他也仍旧认为哲学语言首先要从日常语言中获得力量。所以，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永远是在纠缠中，我们没有办法把批判单拎出来去给它一个概念，而是在具体的现实中寻找答案。

万书：大家的讨论让我联想到了，席勒的朋友歌德在文学史上的流传度比席勒广很多，他的美学和文学立场是现实主义的，他的方法和原则与席勒主观创造性的原则区别开来，他认为文学作品应立足客观世界，方法上，对于个别事物的把握和描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所在，在歌德生活的中晚期，即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以至整个西欧和俄国，弥漫着消极浪漫主义的气氛。许多人认为艺术必须从诗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拒绝反映主活。歌德却把那些与世隔绝、沉湎冥思苦索的诗人称为“主观诗人”，认为他们不配称为真正的诗人。“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歌德把真实性看作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首要的审美特性，“爱真实”，“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联系到批判理论的讨论，思想需要深耕于更复杂的现实。哈贝马斯通过交往对于“劳动”的交互化改造，不同于马尔库塞将所有的人纳入了理论当中，同时也不再将理性同一性局限于艺术一个领域，而是转向整个生活世界和社会。

胡煌：想问学姐关于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我记得他明确进行了区分二者，他认为技术沦落为和政治结谋，造成一种解放不可能，但他对于科学好像启蒙运动依赖科学有反思性的革新力量。哈贝马斯如何具体区分科学和技术的差异性？因为科学和技术的问题默顿也讨论过，但是21世纪我们好像总笼统谈科学与技术。

李沁怡：哈贝马斯确实提到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不过他认为从19世纪开始技术被科学化了。伴随着这样的发展趋势，科学和技术密不可分了。因为我在文章当中呈现的主要是19世纪及其之后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就没有详谈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了。不过，或许其他同学对于科学和技术之间关系的问题能有更精彩的补充？

胡煌：这个问题现落在实关怀中，华为5G技术似乎看起来容易和政权合法性勾连，可以模糊政治和经济的界限，但是技术的基础是应该科学，科学是由默顿意义上由科学家共同体团体形成的团体。科学的革命性和技术的革命性应该和政治场域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如果存在解放的可能性也许侧重于以人作为主体的科学研究者一侧，技术容易造成垄断，权力进一步扩张的手段。我对这点比较关心。

熊晓烨：我认为你说的被政治化成为一种工具，任何事物不管是技术还是科学都是有边界的，边界才是重点把控的，我们增长智慧就是为了合理地找到这个边界。相对于科学，如你所说技术更容易成为手段，我们世界上技政治术太多了，武器可以保护国家也可以制造犯罪。这是技术的边界。技术实现科学化是合理的解释的一种方式。看待科学和技术重点在于边界。而不是说技术就更容易被人利用的东西，技术也可以是高尚的。比如追求远大的目标，考研的过程中使用的技术手段，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技术吗？然而被其他心怀叵测的人利用时也会成为双刃剑。

陈浩然：哈贝马斯关于科学进步的相关讨论在《理论与实践》中有，没有过多区分科学与技术但详细区分了技术本身的内容。他认为技术本身包括两种：技术的手段和技术的规则。前者是让我们吃得更饱穿得更暖，提高生活水平的工具，但这些技术手段解放了人也更便捷。但作为技术规则的部分是宰制了人，倾向于对生活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了殖民。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技术手段改变世界的手段越发显著，技术体系也变得越发复杂，这导致技术手段本身而不止是技术规则也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只有少数的人才能了解技术是如何运作的，整个社会默默将技术手段交给部分人的部分行为。这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人操作使用技术的关系被倒置，他描绘了一种变化的图景是：当初人们是主体，尊奉起了理性的权威，理性又尊奉起了科学的权威，科学尊奉起了技术的权威，因为技术最能被验证和能改变世界，但技术统治了主体而让主体陷入了困境，这是科学进步的实践后果。如何突破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呢？他觉得技术手段是不能撤回的，否则就是一种历史倒退，应该改变的是与掌握技术的人的关系，这也是具体的达成可以运用交往行动理论的地方。

朱英达：技术和战略位于储存文化的知识性层面之上，比如艺术家掌握材料的规则，科学实验中需要遵循的规范。而科学则兼具规范意义和普遍意义。

胡煌：这可以重新新教伦理的命题，李猛认为由于新教伦理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伦理秩序，所以能导致在人和人，在经济市场扩张的领域中，导致了一种信任感，从而使市场成为可能。科学也是有普遍主义取向，只有具有科学伦理才能正确的运用工具，如果科学精神的丧失即会形成保护主义的或者韦伯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批判，比如家产制国家。当下世界一些后发国家仅汲取到了技术的一面而技术理性忽视了科学精神，如果把《新教伦理》和《乡土中国》当做价值谱系的两级，强调普遍主义诞生的一种社会形态，即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困境有助于帮助大家思考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郑凯戈

毛天昊：我想讨论韦伯和费孝通的对立的问题，像学弟说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讨论一种普遍性，《乡土中国》中费老讨论的是特殊性。其实费老晚年80、90年代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差序格局做了重新的解读。他之前更多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结构式的思考，后来他又了解到梁漱溟的作品和对理学的重新认识，中国并不只是一种特殊性，差序格局讲从家推到外面而到了晚年他的理解变为了“为了国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个人”。费老和韦伯也并非对立的，他早年在英国读过新教伦理，费老眼中如何看待韦伯也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主体间性，费老晚年关于文化的重新定义、十六字箴言，天下大同等等也是值得讨论的。

李佩娴：补充一下哈贝马斯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分问题。哈贝马斯确实对科学和技术做了定义的分离，并且比较清楚。科学主要讲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探求和理解，技术是像刚才所说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技术规则，一种设计。如何理解晓烨的那个问题，可以回到哈贝马斯一直对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民主、法律、商谈等问题的现实运用和关怀上，其中一个目标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避免陷入技术化的理论，防止生活世界的殖民，避免市场以商品和科层化的权力入侵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现在我们都差不多是现代国家，配套的统治技术是一套复杂精密的机器系统，机器和技术都是中立的，它会按照指令连续地运行下去，作为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和手段的技术关键在于怎么用，服务于谁，谁发出指令。这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和后果。比如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造成的后果也是在这样的问题中来回答的。

李佩娴：当技术确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时，它可能会表现为一种话语的生产，甚至是技术的推销。陷入技术化理论的后果不仅是生活世界的殖民也是西方霸权统治下的话语工具。这个时候，技术化理论被视为了价值观中最本质的、最好的、最具有价值追求的一种概念，并将其普世化。于是话语体系中对话语的构建、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技术、政治统治与治理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联系在了一起。

胡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是两代传人，但他们的气质和主张都差别很大，包括这篇文章也在分析的他们提出的可能性的差异。哈贝马斯的思想可能更多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的米德，和英国的科林伍德提出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区别，基于世界的交流的增多而提出了他的主体间性的设想。而马尔库塞在圣经式的风起云涌的系列事件，因而比哈贝马斯更加悲观，他的开创性和个人品味上差了很多。

第二部分

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波兰尼与福柯的视野与路径

主讲人：李佩娴

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嵌入”理论提供了迄今为止对民族国家、社会和全球经济中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的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福柯则沿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研究70年代联邦德国新经济政策中“市场”的真理化历史，分析人们如何遭受、经历、实践和表达治理术的策略危机。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从而开始支配全球政治，并教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他们的大转型。波兰尼与福柯的联合阅读对我们重思政治、经济、市场、政体和社会转型以及社会学者的任务有启示作用。

一

“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的中认为导致大萧条的经济崩溃根源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的全球经济。他将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防止大国间发生持久和破坏性战争的实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置、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国家。其中金本位体系是大灾难的近因，而金本位体系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市场自由主义者需要寻找一个让不同国家拥有不同通货的人民得以自由交易的方式，金本位体系就是一个极佳手段。势力均衡体系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作为运转的上层建筑，自由主义国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波兰尼认为19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就存在于统治市场经济的法则中，它们既是19世纪文明的基础又是危机的根源。对于自由经济主义学家来说，金本位制度是一个纯经济的制度，而并不是一个社会机制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也长期难以认识大灾难的本质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作用。波兰尼相信，英国人发明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金本位使悲惨的“并发症”更加政治化和戏剧化的发生在了欧洲大陆。

市场社会：从“嵌入”到“脱嵌”

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 社会向“脱嵌”的转型，从而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是他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从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造成根本决裂的原因。波兰尼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经济并非是经济学中那样自主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然而随着劳动、土地、货币作为虚拟商品纳入市场体系，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自主系统经济活动从嵌入社会到脱嵌。作为新自由主义之父的哈耶克在受到米塞斯的影响下启示了撒切尔和里根去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经济政策。他们让价格就位，并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他们认为发展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技术性的东西，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经济的转型方面也存在重大历史误读。波兰尼认为货币政策影响政治领域的后果是影响深远的。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社会观认为，社会是由交换中的个人所组成的这些个人拥有一整套的商品，货物、土地、劳动力及其合成物，货币只是诸多商品中的一种，货币只是被交换的更加频繁，并由此成为专门为了交换目的而获取的对象。波兰尼反对这种经济学的社会观以及后来的购买力经济学的现实社会图景描绘。随着金本位制瓦解，20世纪的购买力概念取代了商品货币。然而一旦从机制和概念转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统治阶级就会继而倾力支持，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进行管理。

在波兰尼看来，自发调节经济有其特殊缺陷，它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和经济变革，比如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波兰尼把市场看作是更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更广阔的经济看作是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与此相对的是，私有化和自由化都太多的被当成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了。另外，他更加重视一些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相断裂的更为基本的价值，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重要性和人们的生计问题。在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经济学却喜欢用自己的铁律要求人们放弃关键性的经济政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利而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且几乎总是被金融界所代表的所支配的中央银行。

商品交换逻辑对非经济领域的入侵与支配

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化可以使一个地方的新市场变为全国性市场再到全球新市场，由此实现欧洲内部的富裕。这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经济学前提和正当性。通过商品交换的逻辑扩展到非经济、社会、思想、政治、伦理文化等领域是商品交换的逻辑取得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市场社会得以形成。

波兰尼持有一种保守主义立场，抨击那些向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迁的后果，指责商品交换逻辑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他说“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反的是，波兰尼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后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劳动和土地背后意味着人和自然，而人和自然是社会的物质构成要素，所以这两者的虚拟商品化意味着社会反过来从属于市场，市场社会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跳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和劳动概念来看时，会有这样的发现。土地虽然作为一种自然要素，但是与人类的制度设置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不能把它孤立出来，并形成一个土地市场，土地和劳动是分不开的，而劳动又形成了生活的一个部分，生命和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紧密链合的整体。土地因此与亲属、邻里、行业、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市场经济意味着被它卷入的所有社会制度必须遵从市场机制的要求。其次，土地的经济功能只是土地众多功能中的一种，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人提供栖息之所，土地是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市场经济乌托邦希望将土地和人分离，并且以满足不动产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组织社会。市场经济的野心想使整个地球都从属工业社会的需要，其途径首先是将土地商品化。让原本封建性的土地收益流动起来，然后是迫使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生产来服务于整个国家范围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要求。最后是将剩余生产体系延伸至海外和殖民地，直到土地和最终产品最终都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就市场和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且代替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原子式的个体主义的组织。形成的最佳途径有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例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忠诚并且因此限制了它的自由。

而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过程中，商品交换逻辑对非经济领域的入侵与支配也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波兰尼指出的市场规律支配下原子式个体主义的浮现与对道德伦理的破坏。乡村社会中家庭、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与道德的解体与崩溃并非只是剪影，故乡的消失与村庄的逐步瓦解不止是个体生活的表现形式，还与人的现代社会心态中若隐若现的不安宁、浮躁、虚无与破碎有关。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变迁、人生活的可能性以及重建现代内在精神气质的“伦理秩序”成为一个问题。面对急速变迁的中国社会，农村经济的破败与从家庭伦理精神丢失开始的乡村秩序瓦解的现实，韦伯所说的传统儒教所推崇的君臣、父子、上下、师生、朋友的人际关系的伦理也被外部技术理性所碾过，因而如何使人们重获意义感，如何在生活日常重拾与重塑伦理秩序的拼图，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将内心情感切身投入与体悟与思考的。

双向运动：在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波兰尼提出一种在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他指出：“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双向运动的关键是动态平衡。比如，过度偏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一方就可能同时会造成政治经济的停滞。随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紧张的关系发展，政府与商业、国家与工业通常会分别倚靠各自据点，而政治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功能，总被当作争夺局部利益的武器而被利用和滥用。双重运动若是失去平衡，就将意味着危机将使自由放任和民主同时决裂，法西斯主义的发生源自这种危险的僵局。在波兰尼看来，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双向运动也强调了保护和市场扩张的并存。他说：“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反对非市场的权力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对个体自主性的干预，强调具有自主性的个人是自组织结构自发演化的基础，认为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优化，并据此认为其比中央经济制度具有所谓的优越性。他们倾向于尽可能排除权力中心影响、特别是政府干预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化。

在此波兰尼是大力批判的，经济为什么不能脱嵌于社会？为什么要对自由市场进行社会保护？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波兰尼对于真实和虚拟商品之间的区分。土地、劳动作为虚拟商品不会像现代经济创造的货币和信用等产生经济作用。第二是对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的认知。真正的市场需要国家在管理上扮演积极角色，并且是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假若国家政策更多地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式，其后果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被迫承担了高昂的代价，从而造成巨大的苦难。因此国家需要保护这些群体，积极干预。

自由的“假面”

对于波兰尼来说，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唯一可选项，社会主义可以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因此就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并且，市场本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拥有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嵌入社会。但新自由主义者们把计划和控制被攻击为对自由的否定。如果要自由，就必须要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由规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即社会主义中的规制是无自由可言的，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显然，新自由主义逐渐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了，表现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且作为西方和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标准和竞争工具而持续存在。实际上，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将经济等同于契约关系，而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然而，这是真实的自由吗？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中的行动都源自个体的意愿，把每个人都想象成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中生产和消费。在波兰尼看来，这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隐匿。好像在这种国家的权力退出，那么市场机制就自然运转得越顺。于是无人需要对发生失业与饥饿时的“自由”承担责任，每个人都“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没有被牵扯进权力和经济价值的罪恶中去。人们对此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新自由主义以它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

二

作为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

福柯沿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研究“市场”这种真理化体制，在治理技术研究中，福柯要关心的是近三十年内人们如何“提出”和“表达”治理术的危机，并且在19世纪历史中探究当前人们如何遭受、经历、实践和表达治理术的配置危机。在此之下，福柯考察治理术的历史，探索近代国家由“领土国家”转向“人口国家”的政治知识产生过程。福柯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是有一定区别的。波兰尼的《大转型》首版于1944年，随后冷战。而自1980年代以来，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开始，资本主义实行了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福柯所言的新自由主义则是指197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实行的经济政策。福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即政府管制社会的技术，它不以自然法和伦理价值为标准，而是只在乎治理效用，评估投入和产出，计算是否以最小的干预成本实现了最大效果。

福柯主要是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治理技艺，从而对政府合理性、治理实践合理化可能性分析，他不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福柯认为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第一目标就是：“自由奠基国家的正当性。”对于德国新自由主义是从共治区经济管理部门负责人艾哈德的话语分析中开展考察的，二战后的德国面临着重建、计划化、社会化目标，导向了干预：对资源分配，价格平衡，储蓄程度，投资选择和充分就业等政策干预（1948年），但是福柯在艾哈德的话中发现了有别于当时统制经济论、干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占据整个欧洲的经济尝试，艾哈德的话里被解读出“国家的正当性”。二战后的德国还没有稳固统一的国家机器的先行性，国家没有合法性，从艾哈德等人的话语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走的是一种“从经济制度到国家”的线路，即经济发展产生国家主权，制度的运转产生政治上的主权，而制度运作又反过来使经济得到运转。即，经济比法律更加直接和真实地带来一种正当性，经济制度维护了经济合作伙伴们的利益，“国家”中的投资人、工人、工厂、工会接受自由经济的游戏，并达到了一个政治共识。于是国家具备了正当性。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福柯眼里，国家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冷血巨兽”，而是治理方式的相关项。于是二战后经济自由奠基了德国的正当性。

德国经历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阻碍——新自由主义——纳粹主义，这并不是单一线性和间断的，而是一种连续的转换和连续的网络。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纳粹主义中寻找到了一种“政治经济常量”，即“逆自由”的，意思是说所有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阻碍自由主义的都是属于逆自由常量，通过考察这种逆自由的常量，福柯发现了一种循环，即从圣西门到纳粹主义。圣西门就是把自然科学中有效的合理性放置于对社会的构想中，去干预社会和经济，于是导致了一种循环的结果：合理性——引发干预——干预使国家权力增长——国家又运用技术合理性运转自身行政管理。所以福柯是从纳粹主义起源里看到了资本主义两个世纪内关于技术合理性的命题。

那么，福柯是如何以他的方式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的呢？首先，福柯批判新自由主义膨胀主义对于行政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国家、极权国家的国家形式全然抹杀各种形式的区别，并且患上“国家恐惧症”，反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就是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是反民主的，反自由的。”即市场经济都是没有缺陷的，有缺陷的一定是国家并断定国家会不断扩张权力，然后控制市民社会。福柯认为这并没有科学的分析，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变换概念组合进行分析，会无法了解国家的独特性。如何看待各种国家体制？实际上无论是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法西斯纳粹国家和斯大林国家都没有相同的形式的根源，它们不是简单的归因为国家机制内生的强化和扩张也不是国家的狂热，而相反，它是对国家的自主性、特殊性和自身功能的制约、弱化和控制。福柯认为要脱离国家理论上去看待某种体制，比如极权体制，因为，其实是政党治理术而不是国家内在发展作为各类国家形式的起源。简单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不会颠倒，而总是多样的治理技术改变造成的表象改变。

其次，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不等于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一套国家理论，也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一个治理理由。那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类型上才能运转。社会主义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在自由主义面对危险时扮演平衡力、缓和剂、镇静剂的角色。主张让社会主义为自己界定出行动方式和治理方式，我们应该将它创造出来而不是从文本里推导出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的一个回复，福柯说社会主义缺乏的治理理由意指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自主治理技术。

总的来说，福柯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是延续了权力关系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讨论，他一边探讨疯人行为、病人行为、犯人行为和儿童行为的引导方式，表明何以有效；另一边探讨政治经济的现象，对微观权力和治理术进行分析。福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思考是在“生命政治”这一框架下思考的，“生命政治”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治理艺术，或者说，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装置。它让现代人接受某种有关自身的真理，接受种种权力技术的干预，接受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也接受危险。权力的历史并非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统治或压迫的历史，也不是法律制定与改革的历史，而是权力手段或技术更迭的历史，一部“治理术”的历史。

知识与权力的生产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部“治理术”历史中的出现，被认为与古典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它不是一种经济上“自由放任”的形式，而是相反，它是一种市场建构的积极的政治。这种积极的政治构建过程亦即知识与权力的生产过程。那么它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比较明显。

新自由主义者将“个人”变成“企业”，构想出一个企业社会。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要修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建立一种对位或屏障，以此在社会本身网络进行自我干预。它是要建立市场对社会的普遍调节器，新自由主义政府要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竞争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它和重农主义的区别在于重农主义只承认经济规律，是一种经济治理，而新自由主义是社会治理。于是新自由主义服从于企业社会，这是一个竞争型动态活动的社会，构建的经济人不是交换人和消费人，而是企业人和生产人。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是像桑巴特社会以商品和商品均一化为指标，不是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而是以企业的大量化和差异化为指标的社会，即使“企业”形式普遍化，构建一个社会网，下层的单元比如单独的家庭和邻近小社群也是企业形式，可以散播和繁衍。

而这种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理论的产生与经济学家关系很大，如果说在波兰尼那里表现为经济与社会的“嵌入”与“脱嵌”关系，并表明他与经济学家成为正式的分道扬镳。福柯则是从指出经济领域如何对社会治理技术的生产的本质开始的。

新自由主义者批判古典经济学缺乏对劳动本身属性的分析。亚当斯密通过劳动分工建立经济学分析，李嘉图仅仅将劳动化约到时间因素上抵消劳动本身，根据时间变量界定劳动增加。马克思分析劳动时聚焦在工人的劳动力上，工人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工资建立在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中。于是具体劳动被转化为抽象的劳动力，可以用时间衡量，置入市场被工资回报，丢失了具体劳动，使得劳动所具有的人类实在性被消除，劳动仅仅成为一种商品并只保留它被产生的价值作用。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资本的逻辑，只保留了劳动中的力和时间。所以马克思主义指责资本主义使劳动现实性抽象化，因此是资本逻辑及资本主义历史实在性的过错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批判。

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不认同，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没有过从劳动的具体特殊性和性质的变化对劳动进行分析，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对象到20世纪初亚当斯密那里还只是研究生产交换机制、社会结构内部的消费行为，也只是关心资本过程、投资过程、机器过程、产品过程。但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将劳动的抽象化看做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种经济理论行为。认为经济学任务不是过程的历史逻辑、资本投资和生产的关系机制，而是分析人类行为的内在合理性，策略规划。所以要将劳动者作为主动的经济主体，而不是以劳动力的形式作为供给和需求的对象，要分析劳动者如何使用所拥有的资源，由此，劳动以进入实践的、被运作的、合理化的、被劳动者所考量过的经济行为来研究成为可能。

接着，新自由主义者还建立了一种经济人模型，以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把经济人不仅作为经济行为人还作为社会行为人：结婚的人，犯罪的人，抚养子女的人等。经济人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是源自英国经验论哲学中的主体理论出发的。主体不通过自由、身体与灵魂的对立、原罪观念来定义，而是作为不可化约和不可转让的个人选择主体，它的原则是利益，因此利益的意志形式的利益主体出现了。利益主体是出于利益才订立契约，利益与法律不能相互替换，因此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不可化约。并且，利益主体遵循的是利己主义机制，没有任何超越性的机制。这样看来经济理性人的利益主体和权利-契约主体在企业社会中得以并行地异常顺畅，然而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社会契约的外壳保留下，市民社会或者这种市场社会中生活的，都是每一个人“利益”主体的经济理性人，而与国家的关系也像一种类似企业中利益计算，而非社会契约。

这大概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社会实体的一种解体：国家的退出和消失使市场无所不在成为普遍性的真理化体制，这是从福柯比较18世纪自由主义和19世纪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得出的。即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第一，市场原则由交换转变为竞争。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国家监督市场。国家权威不干预市场，市场通过价值对等自由交换。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竞争和垄断取代等价交换，是市场监督国家。第二，自由主义是放任自由的，但新自由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要求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变成了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治理从头到尾必须伴随着市场经济，在其中运转。市场普遍化和无处不在使每个个体都成为经济理性人，无所不在的经济理性人又组成了有形无实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形式上稳住了社会契约国家与公民权利，但又由里到外，把社会实体掏空。

再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劳动者本身就表现为一个企业，劳动者拥有的本领、技能和做事能力构成“机器”，不是劳动力的概念，而是资本-技能的概念，会随着“机器”老旧工资降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不是经济伙伴而是自身的企业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工资是人力资本的收益，是技能-机器的收益，不与人类个体所分离。比如子女得到工资收益，父母照顾子女可以得到心理收益。然而事实可能是，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竞争，劳动者的雇佣与被雇佣、公司的改组竞争、公司内部竞争的激烈，通过工资关系加在了每个人的头上。为了开发职工潜能而建立个人业绩评估体系，从而评估增加工资和发奖金，通过制度建立了一个竞争与淘汰的世界，企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无比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新自由主义者口中以自由为标杆的经济秩序产生的后果，是失业和随时面临解雇威胁。

于是培养和改善人力资本就成了新自由主义者中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个体的繁育机制，子女的繁育机制里面涉及到家庭教育、通过婚姻实现优秀的基因配置、健康保护、公共卫生、教育投资、移民投资等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或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区别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经济的巨大增长不能简单地从物质投资问题和劳动者数量的计算指标出发，去分析传统的变量：土地、资本、劳动者数量、劳动时间。而必须细致分析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和投资形式：人力资本的构成、人力资本的增长方式、人力资本增长的区域等。

新自由主义者除了将经济学家的分析应用于非市场领域，比如婚姻、子女教育还有犯罪活动。在18世纪末惩罚权力中，法律和法律机制被当做经济原则，即要通过惩罚消灭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刑罚系统成本最小。边沁在敞视、透明观念中的刑事机制要求将刑法等级足够细分，把每个人都监视起来，以达到普遍消除犯罪的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与18世纪改良者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社会不需要一种彻底的惩戒系统，刑法政策要以调节为原则，是对犯罪市场的一种干预要考虑到犯罪供给，不要求完全消灭犯罪，刑罚政策是为了达到犯罪供给曲线与负需求曲线的平衡。

三

政治体制是由政体与国体相配合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国体是指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政体是对于统治者的权力的分配与运用，是政治的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类型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统治者是为了城邦谋利益还是为了统治者自己谋取利益，二是统治者人数的多寡。根据前一标准，他把政体分为照顾城邦公共利益的正宗政体和照顾统治者利益的变态整体两类；根据后一条标准，他先把正宗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再与之相对应地把变态政体分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作为君主形态的国体相对应的政体组织形式是分封制、血缘和亲信、贵族政体。作为现代国家的国体对应的政体实质都是技术的复杂装置。它是一个机器系统，任何一个行为都是按照固有的程序和惯例，循证依据。这种机器一旦开启就无法停止，需要人来操纵，因此在韦伯那里，官僚制机构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永续性”，官僚制作为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理性组织化”的工具，只要行政管理已经彻底官僚化，支配关系的形态即无从摧毁。

把民主和独裁对立是把政体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本末倒置，民主制与独裁制作为了对立的手段，然而，我们可以说政体是中性的，并且在历史中是一个极其连续而长的谱系，并没有一个截然断裂的中止或者永恒的固而不变。因此，政体服务于哪种统治者才是关键，权力必然为少数精英掌握，关键是为社会公益还是权力支配者服务，是代表谁的利益。这就考验了政党的治理智慧。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仅依赖暴力统治，政治要有合法性，行使权力拳头是后盾，权力的表现形式不是控制、暴力、强力，而是一种引导个体参与某种“游戏”的行为。权力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个体屈服，而是要让个体承认权力的合理性，认同权力制定的规则，自愿参与权力的游戏。支配与服从的关键在于被统治者理解并相信统治者的想法，接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随着传统型和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式微，现代法理型国家需要治理技术与统治艺术。韦伯对于国家理性的认识是与坚持国家属性的抽象主义和唯名论是一致的，国家理性是一种标准，但这个标准没有如同物理世界那样唯一，它随着不同时代和特定的情境发生改变，国家理性并非一种道义，也不具备内在本质，于是可以从这一点来理解政府的合理性，法理型国家治国理政的治理技术。韦伯并不把国家神化成永恒不变的绝对最高价值，国家是需要被技术治理的。福柯认为国家自身只不过是治理术的多重制度的动态影响。在工业时代依靠大众传媒、报纸印刷术、无线电听广播到电视普及和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治理技术的可利用手段和形式都更加丰富了。如何运用它是很重要的。

可能国体意识形态化才重要，而把政体意识形态化是不重要的。国体的改变只能通过革命，重新构建格局，但政体可以改革。其本质在于权力掌握者的运用目的和服务对象。如果国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及媒体权力完全联合，必然会慢慢偏离了普通大众的幸福愿望，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后凯恩斯流派均未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也就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所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人们身处危机却又没有得到照顾，就会产生认同危机，而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终将使合法性成为危机。

社会学者应超越复杂的现象表面，立足于经验事实，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揭示机制的运行逻辑。为人们的自由和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的追求过程中所遇的问题寻找背后的原因，并为合理的治理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

评议部分

万书：感谢主讲人精彩的发言和讲述。这篇文章和沁怡的一样，写得很清晰，内容很丰富，两篇文章梳理的主线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下面我们有请评议员同学。

陈浩然：我认为佩娴这篇写得也很好，分别介绍了波兰尼和福柯对不是同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波兰尼基于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观察，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学说和思潮，主张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到了福柯的年代，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在西方主要国家施行的政策方案，并认为干预一定也不少，而且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的干预。但我有一个结构上的小问题，在对二者进行详细的介绍后，为什么没有进行比较和联系，或者某种提升的处理呢，是不是缺少一种有机联系？我注意到佩娴提到，他们在某一点上有点交集，即新自由主义后果都是市场主导了养育了社会，并以市场的方式安排社会。这部分的分析就戛然而止，第三段突然去讨论政体和国体，是因为在介绍福柯时开启了治理术的讨论吗？

李佩娴我希望通过研究式的探索一起来思考，因为像第二节我对于福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我个人的想法，尝试以作为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与知识和权力的生产过程构建比较清晰的分析思路，因为在著作中乍看材料是材料，分析是分析，这些内在的主题并非被一目了然地以标题式摆了出来。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中论述的，与他其他几本书，如《性史》、《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或者《知识考古学》和后期的伦理谱系学与自我技术都是相关联的。他的谱系学的分析路径注定不是同波兰尼《大转型》中的观点那么直截了当。另外，对于生命政治的概念、福柯的“左”“右”问题是很多人看法不一的，讨论也不算很多。所以我想在福柯的著作中探试图索式研究，通过读他推论的过程，逐渐有自我的理解。比如区别一种与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不同的，作为积极政治构建的新自由主义。考察新自由主义是如何生产企业社会的概念，重塑古典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建立理性经济人模型，以人力资本的概念取代物质资本，掩盖原来的工资关系，或者是如何另辟蹊径理解“理性经济人”，又是怎么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问题中表露对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正当性、政府合理性、知识和权力生产等问题的看法。还有后面像“社会实体解构”的风险那部分同样也是我感受到一些联系写出来的，并不是福柯在作品中直接说的，我也不知道错与对。他没有如波兰尼有很明显的嵌入和脱嵌的概念或直接的观点和态度，所以我的呈现主要是理解他逻辑论证后的继而思索然后与波兰尼等人批判的方法和观点比对。第三个部分的转变突然好似缺乏衔接，是我能力和这几天时间限制，没用一个段落弄更连贯。但我可能大致是想这样安排，铺展从40年代的波兰尼到70年代的福柯到后来作为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未察觉的，新自由主义对全世界方方面面的影响，即第三个部分所想表达的。但第三部分更多地不是再具体分析现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一些态度和对二人的国家、政治、技术治理问题的补充回应，希望汲取二人思想关照当今世界中的现实问题。

陈浩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万书

陈浩然：这样的有机联系催生了第三段？

万书：按照波兰尼的脱嵌理论，市场实际上与社会没有办法分开，有从属关系，他的主张具有价值判断：我们无法法阻碍社会的转型，因为社会历史已经发生，没有办法让历史的车轮停下，但我们可以让它滚得慢一点，通过“互惠”反思市场经济，我们会发现，当社会或国家的非经济成分参与到市场的运转中，一种负责的治理的态度下，一定的、恰当的干预，社会便开始不是单一以经济为主轴变化，就会让人们感觉到社会转型的“速度”变慢，这个速度的概念体现在民众福利的提高等方面，比如说英国的“羊吃人”的事件，通过干预，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它会发生一些转化。所以有人认为波兰尼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一种关怀。在现代国家内部这种思想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治理，国家政策吸收了这些的思想之后，如何安排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比方说我们中国，为什么老师说农村是“稳定器和蓄水池”，他就部分地吸收了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观察。比方说重农主义，在魁奈的研究当中，法国土地的小农所有、农场主所有、租地农场主享有以及教会所有的这几类人和土地的关系当中，小农对土地产生了情感性、生活性的连接，他不想搬走，重农主义想推行的是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通过租地农场主承包土地，单独的、专门地进行农业生产，这样的农业生产就比单独的小农经营和在地地主的经营呈现出更强的专业化、规模化、营利性的经济治理效果，是一种很现代的生产方式，但是在魁奈的研究中又注意到了小农和土地的关系并记录了下来。波兰尼从社会学人类学联合多个学科的视野出发，明确地提出了农民与土地、其他村民，在经济关系之外还有社会关系、情感因素的依存，在社会学层面，关联到朱英达讲的“广阔的学科”，包含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会影响到最终对于社会的判断和认识，逐渐上升为一个有关政体和国体、社会治理的讨论。同时也与写作生活轨迹有关，因为上过吕德文老师的政治社会学课程，所以综合这些方面的话。这个文本对我来说就变得易于理解了。

李佩娴

万书：补充一点，前几天参加了两个论坛，自己组的和旁听的，感觉大家讨论有共性，分享一下体会。从经济学开始讲，像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把经济学变成一种微观、纯粹的经济学，与具有社会批判性、思想性的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而是建构了依托数学模型和具体经济规律为主的现代经济学，拟合人的行为，构建需求-供给曲线来预测，或者服务于经济的一种运转，他们定义得非常清晰：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认识和总体立场，都取决于我们对于利息和利益的功能的看法，所以经济学已经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利息和利润，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分，然后运用了最现代的、数学的方法，被称作“社会科学的皇冠”。联系到我们之前沁怡的部分所讨论的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我们也在能体会到关于抽象力的运用，在前一次赵艳斐分享的，近代政治学和马基亚维利不同的部分，启蒙思想家开始抽象，并不是评议一时一地的军队如何建设、君主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品质的经验之谈，而是上来建构了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抽象的概念逻辑世界，按照设计政治现实可以更好，它逐渐脱离具体的事物和经验，是一种具有技术效果的、专于一处的抽象力的运用，经济学也是脱离了社会的具体的生产、交换活动，而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符号、规律的使用和推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会变得更加的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会有这样的一种关怀和共性在里面，我分享一下听到现在的想法。

郑凯戈

刚刚万书谈到“波兰尼有一种近似马克思主义的关怀”，的确如此。那么不由得人们想问：福柯的关怀又在哪里？最后我们体系化阅读完福柯后确实要承认，“自由”在他的思考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于是又引向了刚刚佩娴的问题：福柯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与其责备福柯背叛了左派、不断突破左派的底线，不如说福柯有一种“探索禁忌”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普通左派比较欠缺的。历史上左派在进行理论争鸣时往往较多地对敌对阵营展开攻击，而不太敢直面对方关心的话题，因此缺席了很多重要议题的严肃讨论，欠缺对这些有生命力的话题的本质探讨。你会发现当新自由主义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更新理论体系时，左派却依然对其保持了“古典”的理解，因此也只能进行老掉牙的批判，在“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方面已经落伍了，甚至让人震惊地表现出与左派立场严重不符的保守性。这常常引起我自己的自省和反思，怀恋过去、暮气沉沉不应当成为左派的标签。

李佩娴：是的，面对新自由主义问题很多人认为左派好像集体失语了。过往式的对于新自由主义不合理和想法有许多批判，但福柯想形成一种新的批判话语，因此沿用用谱系学的方法深入其中，他以德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为例，以话语分析的方法描绘对方“阵营”中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如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区别是从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治理从头到尾必须伴随着市场经济，在其中运转。波兰尼提的19世纪文明的四个基础之一的势力均衡体系和被福柯作为自由主义三大特征的欧洲平衡是一致的，在平衡下有利于扩大全球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实现康德所说永久和平的文明的可能。

朱英达：这篇文章采用了谱系学的方式来组织论证。同断裂相应的，被偶然所凸显的是相似但绝对不连续的邻近关系。本文所介绍的就是这样两种相似但既无法等同又不连续的两种自由主义。但在放弃对其中未必存在、仅因时间先后而看似存在的因果关系加以探索后，自由主义中相似的结构关系、共通的弊病就能被比较加以凸显。文章在结构上很有福柯的感觉，等到此后进一步丰富完善，或能真正达成谱系研究的目的，让不同但相似的话语在在相似的谱系中自我定位。

万书：波兰尼的嵌入究竟是什么意思？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就在于经济是相互联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区别于波兰尼，这个体系能够通过价值和机制的自动调节，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无形的手自我调节，这是一个基调，无论新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多不一样，它们都相信，自由市场，人有自己的欲望和理性，他可以创造财富，市场会维持繁荣。新自由主义经过边际理论的改革，它就会变得，比如说庇古、罗伯逊等所提出来的，“完全的竞争并不是总能保持最大的产出”，它就是一种改造，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共识、传统，但波兰尼却认为，在19世纪之前，在现代的经济思想研究经济之前，人类的经济一直是嵌入到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互惠”，初民社会的人在进行交换活动时，在莫斯的《礼物》里所读的也有类似之处，交换的物品上面带有礼物之灵，交换和经济互动并不单纯，并不是只有卖钱的目的指向，或者服从于供给和需求的规律，经济行为并不只有单纯的经济导向，在个体上是这样，在总体上，人类经济也没有独立于社会，变得整个社会都围绕着经济转，“社会被市场化”，这是我的提法，文章里面不是这么写的。所以是一个说起来简单的区别。延展到社会思想层面，国家在经济当中的角色在现代也发生了转化，之前的国家并没有以一种政治学的方式抽象出来，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在初民社会当中，这是一个自然的、被给定的存在，甚至于很多人并不觉得有关于国家的抽象概念，居民只是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时间段有人收税，然后还是继续过日常生活，他并没有得到抽象的理论解释。因之，国家在转入现代之后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反而是社会参与认同和建构的存在，现代国家的脱离也变成不可能的了。所以波兰尼的嵌入概念指出了现代经济学主张自由市场排除干预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相反的，在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家一直在通过政治干预市场，管理着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和货币，自给自足的地方市场的交换并不需要完全经济理性的市场原则，因之市场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始终在外部运转。干预的意思，在一直就不存在独立的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市场嵌入社会，那就必然会有一定的调控，这种调控在现代社会当中，可以让经济的、社会的转型，通过国家的积极作用变得缓和起来，让社会更稳定，这是波兰尼社会理论方面的一个观点。

李佩娴：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就是乌托邦，波兰尼认为保护和市场扩张的双重运动规律下不可能存在哈耶克等人所构想的那样完全自由的市场，他们反对非市场的权力组织、政府组织对市场自主性的干预，其一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人的概念。在市场中自由地生产和消费、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波兰尼却认为劳动和土地作为区分一般商品的虚拟商品，它们不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作为随意配置的资源要素，随即产生巨大经济价值。这与他的社会观有关，社会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交换中的个人所组成的这些个人拥有一整套的商品，货物、土地、劳动力及其合成物。因此他不希望转型过程中出现过于激烈的做法，仅仅作为经济的转型，最终导致农民和工人来承担转型的后果和代价。波兰尼在很多国家都有经历，他是奥地利人却像一个世界公民，他没有过于严格的学术写作规范，不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细致定义，但他的观念的内核某种意义上都表现出超脱出民族国家的呼吁，他非常关心亚非国家，因此很有吸引力。

万书

胡煌：推荐几本书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嵌入社会的概念。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 P汤普森写的《共有的习惯》，人类学微观研究讲农民对粮食价格上涨的系列反应；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修正改进了波兰尼的商品化进程的理论，《巨变》（台湾黄漱冥译）/《大转型》（冯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