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论坛】宋代社会和宋人养鸟

“郁郁乎文哉”，这是后人对宋代文化昌盛的赞叹。在中国历史上，“两宋”绝对称得上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辉煌灿烂时期。自宋太祖赵匡胤借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以后，宋即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优宠文臣，提倡文艺，此后被历代宋朝皇帝所沿袭，朝野上下逐渐形成文风。两宋统治长达三百多年时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民众所受的长期教育与熏陶，加上历代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使得宋代文化艺术高度发展，人们重视文化，热爱生活，懂得品味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对生活的情趣也颇多讲究。

       在宋代，举凡与文化艺术有关的事物和娱乐活动，都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养鸟赏鸟也不例外。自唐以后，驯养观赏禽鸟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参与者也更加广泛。宋人崇尚儒道，亲近自然，对自然之趣有着深刻的领悟，反映在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中，对花鸟的兴趣更浓，了解体悟更深，欣赏花鸟的情趣也更加精妙，尤其是宋代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帝王和一大批文人的倾力参与，更使禽鸟的驯养和鉴赏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养鸟最为集中和兴盛，水平也最高的要数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史籍中有关汴京、临安两地养鸟的记载也最多，且多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尤为难得。与唐代相比，宋代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城市生活十分活跃。汴京和临安分别为两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人口最多时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汴京和临安百姓养鸟，用养鸟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民宅、空地、街边、茶楼、酒肆等都能见到养鸟人的身影。养鸟赏鸟者除皇室、王公贵戚、文武官吏、文人雅士、富商大贾外，更多的城市居民包括民间艺人、小商贩、手工工匠、个体手工业者等也参与其中。

       宋代养鸟热的出现，是因为两宋时城市生活与以往相比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变化，一是城市居民的迅速扩充特别是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为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到春秋战国时形成高潮，当时兴起了众多城市，形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一为唐末至两宋，两宋时形成高潮，表现为市镇兴起，城市经济大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兴起，宋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新兴的市民阶层具有强烈的从众、享乐倾向，爱热闹，好娱乐，其物质文化生活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和习惯，又比前人更为丰富多彩，对各种市井娱乐活动尤其热衷；二是宋时统治者对城市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城市突破了以前坊市分置、行业分区的界限，居民经商和生活更为自由，人们参与娱乐消闲活动更为方便，使包括养鸟在内的民间娱乐活动蓬勃兴旺发展。

      在宋代形形色色的养鸟赏鸟者中，宫廷养鸟最为讲究，“珍禽异物，各务其丽”。（《武林旧事》）北宋继承中国宫廷养鸟的悠久传统，自开国后即开始在宫中驯养禽鸟。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大画家黄荃的小儿子黄居宷北宋初供职宫廷时，“多写禁籞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稚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到北宋后期，宫廷养鸟更为发展，“中官陈彦和言，倾在宣和间掌禁苑，四方所贡珍禽，不可殚举。蜀中贡一种鸟状如燕，色绀翠，尾甚多而长，飞则尾开，袅袅如两旗，名曰王母。”（张邦基《墨庄漫录》）宫中养鸟，一为珍禽瑞鸟，一为“文禽之属”，如宋人邓椿《画继》中提到的赤乌（一种瑞禽）、阳乌（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解引陈藏器曰：“阳乌出建州，似鹳而殊小，身黑，颈长而白。”）白鹊、鹦鹉、雪鹰，“越棠之稚，玉质皎洁；鸑鷟之雏，金色焕澜”，以及纯白禽兽之类。此外，见于记载的尚有五色鹦鹉。宋徽宗《咏鹦鹉诗》序：“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蘌，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苑囿间。”还有白鹇、大赤鹦鹉、孔雀、仙鹤，以及凫雁、鸳鸯、鸂鶒等水禽。鸽子也是宫中喜养的禽鸟，南宋时“高宗好养鹁鸽，躬自飞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六）除宫廷养鸟之外，王公贵戚、官宦富商等在府第宅院中驯养鸟禽也极为普遍和讲究。中国自古有在宅院中喂养禽鸟观赏娱乐的传统，如东汉时梁冀的园林中“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后汉书·梁冀传》）两宋是中国造园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北宋时的东京汴京、西京洛阳，南宋时的临安以及其他城市，人们争相占地造园，成一时风气。宋人孟元老谓汴京四面皆建园苑，都城近百里之地，没有空隙地，尽是园林。富家大户私家园林中要求有溪流清池，四时花木，禽鸟鱼虫等，为此争相罗致各种禽鸟放养其间，以供娱乐赏玩。富家养鸟与一般人家有别，讲究富贵高雅，为此不惜花费重金。权贵私家养鸟中，以太宗朝拜平章事的李昉最为风雅，“李文正（即李昉）尝于私第之后园育五禽以寓目，皆以客名之。后命画人写以为图，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鹦鹉曰陇客，白鹇曰娴客，鹭鸶曰雪客，各有诗篇题于图上。”（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两宋时受社会养鸟风气影响，寻常人家也喜在家中喂养一两只鸟儿，丰富生活，自娱娱人。在汴京和临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中都不乏养鸟爱鸟之人，喂养的鸟禽种类也很多，大多为当地禽鸟，也有一些为外地贩来。如南宋的临安，驯养禽鸟见于记载的有几十种之多，常见的有百灵、画眉、金翅、百舌、相思、绣眼、秦吉了、倒挂儿、黄莺、蜡嘴、鹌鹑、鸽子等，另外还有一些只知其名、不知其谓何种禽鸟的象番吃览、青菜、白角全眉、白青头、芦花角全、金肚细瓮等。（见《西湖老人繁胜录》城市养鸟还有跟风的习惯，在汴京，一时春天兴起养鹭鸶，市民即纷纷跟着养鹭鸶；到夏天坊间又兴起喂铜嘴，于是人们又纷纷跟风，开始养起铜嘴鸟来。（《谈苑》卷一）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仍广泛受到人们喜爱的中国著名观赏笼鸟画眉、百灵、绣眼、相思、金翅等，宋代时都已为民间蓄养，成为常见的养鸟品种。除汴京、临安等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养鸟也很普及，范围十分广泛。见于记载的如北宋英宗时画家易元吉，“尝于长沙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世丛花，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又如“零陵李宗古居士，唯一妻一女，垂老病足，养鹧鸪、鹦鹉以乐余年。”诗人黄庭坚很喜爱李宗古家驯养的鹧鸪，曾作诗赞道：“山鸡之弟竹鸡兄，乍入雕笼便不惊。此鸟劝公行不得，报晴报雨总同声。”宋时另一诗人刘克庄邻居家养了一只孔雀，常被孩童嬉戏拔掉翎毛，诗人曾为此作诗感叹。东南和四川地区爱鸽养鸽。蜀人到东京城时，有的人带上鸽子，有事即用鸽寄书，不到十天，家中便知其音讯。（《刘贡父诗话》）甚至远在长江三峡的偏远小县巴东，也不乏养鸟人的踪迹。近代陆续在各地宋墓中发掘出土了一批鸟食罐，其中就有巴东宋城遗址出土的各种形状的陶制鸟食罐，高的有8厘米，矮的仅4厘米。通过这些养鸟器物，今人还可想见当时小城中人们逗鸟玩耍、自得其乐的情景。由于民间养鸟的风行和人们长期的养鸟实践，与前代相比，宋人对鸟类的了解以及养鸟、驯鸟知识更为丰富，养鸟技艺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以鸟为内容的民俗娱乐活动兴起，诸如鸟儿的鸣唱比赛、打斗比赛、放飞比赛、珍禽异鸟展示比赛、驯鸟杂艺表演各种节目等。这些活动极大刺激了人们对养鸟驯鸟的兴趣，一些人在长期的养鸟实践中刻苦研习，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智和精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养鸟驯鸟的能人。宋代养鸟已高度专业化，养鸟技艺高者，一为宫廷养鸟人，如北宋徽宗时在艮岳为皇家养鸟的薛翁，驯养四方珍禽数万，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二为专业的杂耍艺人，见于记载的有北宋时的刘百禽、南宋时的赵十一郎、赵十七郎、猢狲王等。其中北宋时的刘姓艺人被民间称之为“刘百禽”，虽不乏夸张溢美的成分，但也可见其驯熟的鸟禽之多。为宫廷养鸟的薛翁原来也是一江湖养鸟艺人，“素以豢养为优场戏”。这些人养鸟驯鸟技艺高超，仅从其驯鸟表演的节目像“老鸦打线”、“金翅覆射”、“乌鸦下棋”、“蜡嘴舞斋郎”、“鹌鹑弩”等即可见一斑。三为富豪之家调鹁鸽、驯斗鸡、养鹌鹑、鹰鹞等的专业养鸟人，在当时被称为“闲人”、“闲汉”、“棚头”，其实是一些精于养鸟，凭籍一技之长，靠为富家驯养禽鸟混一口饭吃之人。四为民间养鸟人中的高手。

        宋代是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文化和艺术充满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养鸟上，其鉴赏水平明显提高，追求赏玩的品位和情趣，文化味更浓，讲究也更多。宋代养鸟和赏鸟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养鸟的娱乐性和赏鸟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主要得益于一大批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如文中提到的文学家李昉、画家易元吉、诗人林和靖等。文人雅士的直接参与，丰富了养鸟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养鸟的档次，使养鸟真正成为了一项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宋人养鸟之雅，从给鸟儿取的名字上也可看得出来，诸如：告天子、鹅黄百舌、金翅、芦花画眉、鹅黄相思、紫膀绣眼、桐花凤、留春莺，等等，充满了文化的韵味和艺术的情趣。宋人养鸟的文化艺术性还表现在鸟笼制作和养鸟器具上，对此将有专章谈及，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