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商业诋毁概述
（一）商业诋毁的概念
（二）商业诋毁的构成要件及认定规则
二、 商业诋毁行为的司法认定分析
（一）关于竞争关系的认定
（二）传播行为的判断
（三）关于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的认定
（四）损害结果以及赔偿数额的认定
三、 商业诋毁行为的维权应对
（一）诉前维权应对途径
（二）商业诋毁的司法救济
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竞争，随着互联网领域不断发展，催生出各种新型商业模式，各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广大经营者在致力于品牌、商誉建设的同时，需要遵守市场运营的法律规范，同时警惕其他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誉是企业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企业形象和市场评价，是企业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同时，企业为维护商誉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企业来说，随着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和品牌知名度日渐提升，商誉保护已成为一项“不得不做”的高价值工作。而互联网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企业宣传红利的同时，也对企业的商誉保护及危机公关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纵观近几年的热点公关事件，如王老吉加多宝凉茶案件、瑞星奇虎案件等，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危机公关事件，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因此，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在危机发生前，探视危机发生的潜在性，有效防控危机发生；在危机发生后，联调多部门有效应对危机事件，防止因商誉侵权行为给企业造成经济及品牌损失。笔者通过整合法律检索资料，总结国内不正当竞争纠纷典型案例，与案件办理者获取相关案件办理经验等方法，总结商业诋毁行为的司法裁判观点，本文主要包括商业诋毁行为概述、商业诋毁行为司法认定分析、维权应对等内容，希望为企业在处理目前及未来可能遇到的商业诋毁危机事件提供参考。
（一）商业诋毁的概念
商业诋毁行为是指经营者通过散布虚伪信息，以达到贬损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进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及利益的行为。作为商事活动中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诋毁亦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中，法院往往倾向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1]的相关规定进行裁判。然而，该规定属于一般概括性规范，并未对何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进行列举说明，为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造成了一定困难。部分地方性法规对商业诋毁行为进行具体规定[2]，但对于虚假信息、损害信誉的认定仍缺乏统一标准。（二）商业诋毁的构成要件及认定规则
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案涉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要件进行认定：行为主体是经营者还是普通公众；诋毁对象是否为竞争对手；案涉信息属于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是否产生了损害对方声誉的后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后对“经营者”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要求经营者需具备营利属性的要求。[3]在司法实务中，被告主张自身不具备营利目的或营利性质而抗辩其不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4]经营者的认定是以其是否独立参与市场活动为标准，而不局限于具有营利属性的特定组织形式。因此，除传统意义上天然具备经营者身份的营利法人外，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都可能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范围。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对商业诋毁的信息要素也进行了明显扩张，将“虚伪事实”扩展至“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除完全背离事实的虚假信息外，以下三种情形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构成商业诋毁的误导性信息。第一，恶意夸张及片面陈述。经营者传播的信息虽然存在一定事实依据，但信息内容不完整、不准确，通过选择性的截取片面信息以达到误导公众的效果。第二，难以确认或结果待定的信息。经营者通过发布恶意主观猜测或评价，已达到降低竞争对手商业评价的目的，即使使用“认为”、“猜测”、“可能”、“尚未确定”等表述，亦不能排除商业诋毁认定。[5]第三，与商业行为无关的信息。传播竞争对手与产品质量无关的诉讼及处罚、竞争对手管理层的个人生活隐私，即使与事实相符仍可能被认定为误导性信息。[6]损害竞争对手商誉要求案涉信息可被识别为指向特定的竞争对手，传播的信息如果仅体现行业一般特征而与特定经营主体不具有强关联性，则不被认定为损害竞争对手商誉。[7]信息是否具有指向性需要结合传播对象进行判断，如传播对象为共同客户、供应商、监管机构而非一般消费者，则更容易被认定为信息可能指向特定竞争对手。
（一）关于竞争关系的认定
我国法院在处理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通常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8]来进行裁判。虽然其被法院援引的频率很高，但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该法条中未被明确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也会出现由于各地法官理解的不同，在相似案件中有着不同裁判结果的情况。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何为竞争？从字面上看，竞争是经营者之间由于互相抢占经济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首先会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但综合笔者所搜集到的案例，目前各个法院在竞争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标准。在不正当竞争的经典案例“咖啡替代鲜花”案[9]中，销售咖啡的经营者向消费者宣传用赠送咖啡的方式来代替赠送鲜花，虽然咖啡销售者和鲜花销售者并不处于同一行业，但销售咖啡的经营者运用这种方式直接抢夺了本属于鲜花销售者的消费者。法院也基于此判定咖啡销售者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10]本案中，咖啡与鲜花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具有可替代性的商品，但是咖啡经营者的宣传产生了争夺鲜花经营者的交易机会的效果，明显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笔者认为本文所讨论的竞争关系本质上是市场上经营者之间相互争夺交易机会，寻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传统的竞争行为中，争夺交易机会的竞争关系往往体现于生产或销售相同或者相似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之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界也展开了对竞争关系的广泛讨论。
在安徽省显臣制药公司诉北京振华伟业生物技术公司案中，[11]原告开发的显臣粉刺净在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被告生产秋臣痘痘消，为占领市场，利用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宣传。法院认为，虽然显臣公司生产的显臣粉刺净属于药品，而秋臣公司生产的秋臣痘痘消属于化妆品，两种产品从产品分类上不属于相同类的产品，但是，两种产品都是用于治疗粉刺、暗疮的，其功能和用途有所交叉，消费群体亦会有所重叠，故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关系。在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载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载信（上海）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12]上海法院认为，互联网行业，将网络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培养用户粘性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即使双方的经营模式存在不同，只要具有相同的用户群体，在经营中争夺与相同用户的交易机会，亦应认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实践中的许多情况也存在着被法院认定是竞争关系的可能：第一，两个经营者生产的商品仅仅在功能上可能存在重合的部分。第二，两个经营者互相抢占用户流量，虽然不处于同一行业，但目标群体一致。（二）传播行为的判断
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通过大众媒体、发布会等方式传播，通过律师函、告知函、公开信等发函形式传播。虚伪信息只有经过传播后才有可能构成商业诋毁，只编造信息而未将编造的信息进行传播则不构成商业诋毁。[13]
1. 商业诋毁行为的传播方式
通过梳理商业诋毁案件，发现实践中商业诋毁言论的表现形式相当丰富：既包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账号中散布虚假信息的形式，也包括通过印制的宣传册、发布会、实体店现场拆解对比等方式，在展现自身产品优良品质的同时对友商的同类产品进行诋毁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企业通过向对方企业的客户传播虚假消息、滥发律师函、滥用诉讼等手段，损害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的商誉。常见的商业诋毁言论发布方式整理如下。[14]
2.侵权警告与商业诋毁
在市场竞争中，权利人经常通过向涉嫌侵犯自己权益的主体发送侵权警告维护自身权益，有时也会将发送侵权警告作为市场竞争中的一种策略。并非所有侵权警告都涉及不正当竞争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侵权警告必须是竞争行为，只有在危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时才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侵权警告的方式有很多种，除常见的律师函、警告函、律师告知函等函件外，还有通过广告、互联网平台、新闻稿、口头等方式发送。侵权警告的发送对象范围越广，对警告内容的真实性要求也就越高。受众越多意味着侵权警告辐射范围越广，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如果内容缺乏真实性，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产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15]对于企业来说，向疑似侵权对象发函是一种普遍且适用性高的维权手段。为避免构成商业诋毁，应该谨慎选择发函对象。一般来说，发函的对象为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对象，发函对象若为侵权主体外的第三方，为避免因发函不当导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导致自身的法律责任，需要对侵权事实的真实性做更多尽调，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在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一案中，迈瑞公司委托律所律师向南阳大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发出律师函，函件内容显示：理邦公司生产、销售的多款产品侵犯迈瑞公司的专利权，收函人应立即停止许诺销售、销售理邦公司生产的所述被控侵权产品，否则，迈瑞公司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为迈瑞公司发送的侵权警告律师函不构成商业诋毁，具体裁判观点如下：迈瑞公司发送律师函的对象限于理邦公司的经销商，即涉嫌侵权的销售商。就内容而言，鉴于专利权自身效力的相对不稳定性，专利权事后部分被宣告无效非权利人能预料及控制的，且迈瑞公司明确了疑似侵权产品的范围，因此，迈瑞公司发出侵权警告的律师函，是采取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行为，并不构成商业诋毁。[16]通过分析上述案例可知，认定侵权警告是否构成商业诋毁，主要考虑侵权警告的内容是否充分披露侵权信息、对侵权信息的真实性是否尽到谨慎义务、是否具有正当维权的目的、发送的对象是否和侵权事项有关、发出的方式是否合理等。综上，企业在日常维权发函时，需要特别注意：具有正当维权目的、合理确定函件发送的对象和范围、客观描述侵权事实、避免使用贬损、夸张措辞。
（三）关于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的认定
“虚假信息”是指没有事实依据的信息，“误导性信息”是指对于事实不正确或不全面的表述，两者统称为虚伪信息。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信息，给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对于虚假信息的认定，实践中往往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对于误导性信息的判断，司法实践认定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是误导性信息相比虚假信息而言，更具有隐蔽性，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相关专业知识，对信息内容进行精准判断。
1.虚假信息的认定
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上述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内在含义没有进行明确规定，故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往往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信息或者虽有部分事实依据但已经扭曲的信息归类为虚假信息。在江苏鲁公大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公公司”）与南京红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一案[17]中，两家公司同处于南京，且属相同行业，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也有部分重合，毫无疑问，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竞争关系。鲁公公司员工在其朋友圈发布其竞争对手红牛公司老板已经跑路，该员工发布的信息属于明显的虚假信息，而且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消费者对其竞争对手的评价，最终对红牛公司的商业信誉造成不利影响，此种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毋庸置疑是一种商业诋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虚假信息的认定上通常不会存在较大分歧。
2.误导性信息的认定
实践中，经营者发布有关竞争对手虚假信息的情况越来越少，其往往会传播让其他经营者更加难以觉察的和判断的误导性信息。误导性信息由于其极具迷惑性，因此很容易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评价。比如，宣称竞争对手的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但实际上该产品虽含有极少量有害物质，但产品已经达到国家安全标准；抑或是恶意诉讼，在法院还未宣布有效判决时，就四处散布其竞争对手已经败诉，与其的交易行为将会导致自身极大的法律风险[18]。
虽然法律允许公司通过发函的方式进行维权，但是在函件中发布不全面、不准确的内容不具有合理性，有可能构成商业诋毁行为。在贵州长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生公司”）与贵州双升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升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一案[19]中，长生公司委托外部律所于2020年3月18日向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送《法律告知函》，紧接着长生公司又发了声明。两封函件主要意思为长生公司是“治疗妇科疾病栓剂及其制备工艺”专利的唯一合法拥有者。但其实双升公司也具备生产该治疗栓剂的资质。长生公司发布的两封函件内容并不全面，误导了函件的接收者，从而抢占了本属于双升公司的交易机会。经营者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具有一定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一旦掺杂不实信息或者片面真实的信息，极易误导一般受众，给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造成负面影响。在上海管盈减震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盈公司”）诉重庆松江管道设备厂（以下简称“松江管道设备厂”）商业诋毁纠纷案[20]中，两家公司处于同一行业。在2015至2017的两年间，松江管道设备厂在涉案网站的“真假鉴定”页面（以下简称“涉案页面”）曾发布如下信息：其将商标注册证与标识为在“管盈图文组合”商标两侧加上“松江”二字的商标注册证做对比，称该证为伪造，该商标为假冒商标，造假单位为管盈公司。经审理查明，在尚未经有关部门出具权威报告认定管盈公司生产的是假冒产品的前提下，松江管道设备厂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对管盈公司的产品产生错误印象，最终对管盈公司的商业信誉造成不利影响，构成商业诋毁行为。基于对上述司法判例的分析，法院在确认经营者发布的信息是否构成商业诋毁时，首先会考虑该信息是否有一定的事实支持，如果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便属于虚假信息，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容易认定的。但如果行为人发布的信息基本属实，则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等信息中的不全面、夸大的内容与事实有多少出入，该类出入是否会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认与错误联想。当然，对于是否会导致相关受众产生误认的判断，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相似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结果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实践中对于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经营者是否采用一种误导公众的方式来对其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破坏。即便该经营者传播的信息是真实的，但只要传播信息片面且容易导致公众的误解，就可能造成对其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损害，构成商业诋毁。
（四）损害结果以及赔偿数额的认定
1.损害结果的认定
认定商业诋毁行为需具备损害后果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明确要求的。此项认定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到损害与行为人的诋毁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到了与其相关联的社会公众或合作机构的负面评价。认定存在损害结果要求行为人的诋毁行为与其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简单来说，即要求行为人的诋毁行为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到损害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当确定这种损害结果没有其他原因所致的可能性，达到客观的、合乎规律的(盖然性)时，才可推断该种行为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通常在判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当事人的主观评价并不起关键作用，而是采用一种客观推定的方法来评价。实践中，涉及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信息散布，除行为人自行实施外，还涉及与行为人具有合同关系的协助人。如行为人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布的警告函或律师函，该函件显然系以行为人名义、为行为人之利益而发出，此种情形下行为人需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果警告函或律师函，仅发送至竞争对手，并未向外扩散，那么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不会因为函件而受到影响，进而不会导致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到损害，即无损害结果。商业诋毁行为损害结果不仅需要考虑已经造成的实际利益损失，也需考虑可能造成的潜在利益损失。损害结果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因实际损害的难以举证而灭失，按照上述客观方法能推定潜在利益受损，依然可以构成商业诋毁。在佛山市威特公路养护设备有限公司与南京英达公路养护车制造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21]中，在原告方未向法庭出具所受实际损失的证据情况下，法官依然在判决中写明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了已经发生的损害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害。
2.赔偿数额的认定
（1）赔偿数额的认定标准
经营者实施商业诋毁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财产损失赔偿。如果说损害结果是商业诋毁构成要件之一，那么财产损失赔偿属于商业诋毁被认定后的经济救济。财产损失赔偿主要包括受害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社会评价降低所造成的销售额减少或合作机会的丧失以及受损方消除影响支出的登报、媒体澄清等费用。财产损失是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间接作用的结果，认定具体的赔偿数额通常以受损方的损失为界，但实际损失多数时候依旧很难被直接证明。我国法律关于商业诋毁赔偿数额认定运用实际损失法——利润法——法定赔偿法综合裁量，并强调包含制止、调查等一系列合理费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规定无法确定经营者实际损失及侵权人所得利益时，适用法定赔偿标准。[22]《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也根据实际损失法——利润法——法定赔偿法认定赔偿标准。[23]实际损失包括固有利益的损失和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比如费用支出、丧失其他交易机会的损失以及因行为人侵权行为对第三人的违约赔偿。通常，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遭受侵害的实际损失都是较难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确立了关于商业诋毁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同时根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与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商业诋毁的赔偿数额，以上确定的是赔偿顺序法则与范围，即运用实际损失法——利润法，乃至法定赔偿法综合裁量五百万元以下，这个数额基于的前提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难以确定；如果权利人有确切证据证明损失超过五百万元，依据赔偿法则，第一步就可以依据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金额，不受五百万元的限制。
（2）影响赔偿数额认定的要素
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遭受侵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通常都较难以确定，实践中较多案例均采用法定赔偿法综合裁量，法定赔偿法需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8.2条规定：“适用法定赔偿确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赔偿数额时，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①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告实际损失的影响；②原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投资回报及交易机会的减少或丧失、竞争优势的降低、客户的流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及商业信誉的贬损；③被告可能获得的利润或者其他潜在利益；④行业特点、商业模式；⑤其他因素”。 商业模式、行业特点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案件事实和侵权行为的逻辑，也是赔偿数额的有利参考。如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24]中，法院认定腾讯QQ软件商业模式为：基于免费平台，为用户开展推广产品以及其他营利服务。奇虎公司开发的软件扣扣保镖在对QQ进行时，会警示其用户QQ存在安全问题，同时奇虎公司在宣传其扣扣保镖产品时，对腾讯公司的QQ软件存在不客观表述，构成商业诋毁。最后，在该商业模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奇虎公司的主观恶意程度，腾讯公司的QQ业务收入、广告收入、增值业务收入、游戏收入、流量收入以及腾讯公司的品牌价值、声誉诋毁受损，在不正当竞争领域法定赔偿限额内顶格500万赔付。
综上，经营者实施商业诋毁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当权利人不能证明其因商业诋毁行为所受损失，也不能证明侵权人因商业诋毁所获得的利益时，法院通常会考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商业模式、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影响力、相关市场竞争状况、涉案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因维护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
[1]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2] 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办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
（一）刊登对比性或者声明性广告，贬低竞争对手；
（二）利用商品说明书吹嘘其商品质量，贬低竞争对手；
（三）在公开场合散发传单或者小册子，对竞争对手的生产、销售、服务、产品质量等进行诋毁；
（四）自己或者唆使、雇佣他人，以客户或者消费者的名义向国家机关、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有关部门作虚假的投诉；
（五）以其他公开或者非公开的形式向用户和消费者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贬低竞争对手。”
[3]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4] 参考（2019）渝01民终1026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考（2017）粤03民终19559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考（2016）鄂民终106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考（2015）浙知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
[8]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9] BGH，statt Blumen Onko-Keffee,GRUR,1972/9 s.553ff.
[10] 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4 页。
[11] 参考(2002)一中民初字第2603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考（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书。
[13] 王瑞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1页。
[14] 来源：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以上数据统计结果截止于2019年。
[15] 马剑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的合法性认定》（2015年4月2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商业诋毁的公平竞争法规制论坛”上的发言材料）
[16]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91号民事裁定书。
[17] 参考(2019)苏01民终1390号民事判决书。
[18] 王瑞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19] 参考（2021）黔民终144号民事判决书。
[20] 参考 (2017)沪0104民初23599号民事判决书。
[21] 参考（2011）苏知民终字第0112号民事判决书。
[2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8.1条规定：“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及违反原则性条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确定赔偿数额时，经营者的实际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的，均可适用法定赔偿。”
[23] 《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也按照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侵权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24] 参考(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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