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祺斋 | 日本缺什么?

晚上，随手翻了翻日本人远藤大介写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据说这是“一个日本学者对中日国民性进行观察的警醒之作”。作者旅居中国，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他在书里列举了许多有趣的事例，总结并证明了中日国民性上的分野，如中国缺少优质的服务、细腻的技术，同时缺乏协调一致的团结性等；而日本缺少责任心、缺少广阔的世界视野、后继力量堪忧等。这些结论乃一家之言，真切与否，自然见仁见智。

 

有个细节倒值得一提。书中提到，日本病之一，是缺乏责任心。以致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为了逃避责任而出现了某种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倾向。例如：一个日本公司提出一项新产品策划，产品策划部门制作了“策划书”，描绘了新产品上市后种种美好前景与宏伟蓝图。但是，当策划书传遍公司各部门后，该策划将会迎来数十、成百的指摘。每个部门，包括法律部门、财务部门、销售部门、宣传部门等，都会基于自己的职责提出许多意见，最后导致该策划没有受到任何部门的支持而胎死腹中。作者认为，因为对企业各部门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将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营业额，甚至将企业做大做强。而是一旦销售不好后，自己如何避免承担责任。一旦公司各个部门都采取这种立场，许多绝佳的新产品策划便被打入了冷宫，让策划部门亦渐渐失去了斗志和热情，新产品策划数量锐减。如此这般，企业焉能不败？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近年来，在媒体的报道里，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管理部门亦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趋向，以致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一些地方提出了“少说‘不能办’，多说‘怎么办’”之类口号，亦是切中肯綮。但要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一定为了逃避责任，倒也未必。毕竟，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各种形式的官僚制度，本就是按照不同的职能职位分工、分层分类管理之原则建立起来。相应地，每个岗位依照各自职责与制度各守一块或守一段，并基于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原则去审查一个事务或项目的某一个环节，最后提出自己的审查意见。而对于该项事务之整体结果，成与不成，他们是没有必要、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考量的。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或许恰恰是一种法治运行的理想状态：仅对职责和制度负责，不对人与事负责。无疑，这体现了法治的某种形式性与保守性，作者由此目之为逃避责任，但换个角度看，又岂非是高度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