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浙江省工业企业的规模比广东、江苏、山东小得多?

浙江省工业企业产值排名全国第四，但浙江省工业企业的规模明显小于排名前三的省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浙江省营收过千亿的工业企业明显少于其他三省份。2021年浙江省营收过千亿（1016亿元）的工业企业只有吉利汽车一家，而广东有8家——华为（营收8914亿元）、正威国际（营收6461亿元）等，江苏有8家——恒力集团（6953亿元）、江苏沙钢（2668亿元）等，山东有9家——山东能源（6752亿元）、潍柴控股（3049亿元）、海尔集团（3025亿元）等。

二是浙江省规上国内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远低于其他三个省份。我们比较一下浙江与广东、江苏、山东等省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发现浙江的规上工业企业的规模比其他三省低得多，分别为三省的62%、63%、54%。

2021年浙、粤、苏、鲁四省规上工业企业产值数据比较

我们都知道，虽然浙江的经济总量排名落后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31个省份第3位（仅排在上海和北京后面），并成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实浙江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是高于另外三省的。按照规模经济的理论，更富裕的浙江应该有规模更大的工业企业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为什么浙江的工业企业规模比广东、江苏、山东小得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浙江经济发展的模式出发进行考虑。浙江凭借强大的市场，创建出“前店后厂”的浙江模式（这也许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基因），这种模式决定了阿里巴巴必然在浙江产生，而不会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决定了浙江省最大的企业是搞市场的，而不是搞生产的。

从古至今，浙江人都在商业领域表现不凡。这不但与浙江地处东部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的交通、开放的社会人文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浙商们独特的商业模式能够成为他们驰骋商场的有力武器。

长期经商积累下来的基因，让浙江商人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据零点调查公司调查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仅次于广东商人；在沪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

为什么浙江能发展出这么庞大的商人集团？

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特别是在商业扩张与市场开拓的阶段，光靠个人力量是很难立足于新的环境的，浙商们很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采用团结亲属、老乡的形式互相帮扶，他们有钱大家赚，抱团打天下，从不吃独食——在外经商只要站住脚，就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网络经济。

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哪怕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也能团结互助，共同赚钱。他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商场，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更强，可以把市场经营的风险降低到最少限度。他们以亲情、血缘、老乡等为纽带，连结成一个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体。

总体来看，这种基于老乡关系（实际是信任）的抱团发展造就了庞大的浙商群体。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浙商群体的信任关系的最大范围依然是老乡（本质上看是血缘型的信任）。对于一个人来说，老乡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即使扩大到整个浙江省，也就6500万人。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现代社会以合同为纽带的企业合作和信任关系尚未在浙商群体中建立。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社会，一是低信任度社会，即社会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半径到了血缘关系的边界便嘎然而止的社会；一是高信任社会，即信任建立的基础超越了血缘，延伸到血缘之外的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个人除了血缘组织，缺乏有机的联结，血缘之外便如一盘散沙；高信任社会则能够通过无数社群、团体为中介，通过契约关系，联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信任网络。

继续往下推理就会发现，低信任社会的私营企业规模要比高信任社会小得多，因为靠血缘关系很难维持较大的企业组织。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二代接班往往会出现其不胜任公司领导人的岗位现象。企业在二代死亡率很高，超过70%，到了三代手中，企业死亡率已经超过95%；比如，著名美籍华人王安创建的王安电脑实验室公司，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他退休时力排众议让他儿子接了班，从此该公司业绩一路下滑，直到破产，就此王安还写了一本名为《教训》的书来反思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浙江的民营制造企业大多也是子女接班，吉利的李书福正在培养儿子以备接班，恒逸集团的二代已经接班，方太集团也是由二代执掌。

二是家族人员对财产进行平均分配。家族成员平均分享公司股权，某一位贡献较大者或许持股比例更高，但总体特征是“平均”和“分散”。这与中国历代传承中嫡长子继承世袭爵位、宗室身份，而财产则由诸子均分，乃至私生子也能分得半份财产的传统一脉相承，因此成为诸多富人的选择。平均分配家产带来的问题就是家族企业股权分散，由此会为家族企业的后续治理留下历史问题。

三是非血缘关系员工在企业找不到存在感。血缘关系型企业里，非血缘关系员工普遍觉得自己晋升和加薪的希望渺茫，所以一旦他们有其它工作机会就会换工作，或者积累了一定资金、人脉后会自己创业干和老东家类似的事情。比如，我曾经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叫“山一重工”的搅拌机，马上就想到这个公司的老板肯定是从三一重工出来的，因为我曾经听一个在三一重工工作的同学说:三一重工里很多员工带着公司的图纸、技术、市场出去单干。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信任的地区很难形成大型的私人公司，这样的地区要形成大型的公司只能靠政府力量来实现。

其实，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已经弄清楚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分工的推进和合作的加强，分工越细，合作的规模越大，经济的发展水平就会越高。

企业规模的大小反映的是人们合作水平的高低。在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越高、适用性越广，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合约成本、监督成本、信息成本等）就越低，集聚效应就越高，企业的规模就越大。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营销及延长企业寿命等方面才更有优势。

依据血缘关系产生的信任度虽然高，但是适用性狭窄（只有血亲才有），在创业初期或者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非血缘关系员工的进入，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会快速提升，效率会急剧降低。浙江省的工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

广东省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广州和深圳两颗双子星来拉动的，上千年的外贸经验积累让广州人与外国人和外地人之间习惯了通过契约来建立信任关系，深圳作为最早的对外开放窗口也是如此，所以广东会出现全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企业华为。

江苏经济发展的模式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即所谓“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模式，通过政府背书建立起了信任体系，所以造就了恒力集团、江苏沙钢这样的重化工业民营龙头企业。

山东是这四个省份中，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最高的省份，通过政府力量促成了山东能源集团、潍柴动力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