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丨《为什么大人不可能是小孩?》

儿童节大概是期末周的最好发泄渠道了。大家都喜欢说儿童节或许对孩子来说有点幼稚，但对大学生来说却刚刚好，于是都心安理得地投入消费主义狂欢之中。我很喜欢这种狂欢，因为总有一种热闹开心的假象，很可爱。现阶段是急需这种幻象来支撑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动力的时期。但我今天不是要讨论分析什么“青年人幼化”、“每个节日都带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论调，而是谈论一个广为流传的宣传语“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小孩”，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个人都曾听过的“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以及课堂上、办公室里老师们经常对“犯错的”“不听话的”学生们说的“我以前也是个学生”云云，并对这些言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这篇文章的起因要追溯到周一晚上的一场期末考试。当晚考的是学前儿童发展，题目是针对一段视频分析儿童发展的特点。那段视频内容如下：一群小班的孩子在桌上玩各自的玩具，其中一个小男孩十分热衷自己的玩具吊车，死活不愿意和别的小朋友交换玩具，于是别的小孩就向老师报告，说这小男孩不愿意分享，于是双方纠缠许久，临了这孩子也没撒手。考完试打开朋友圈看到有同学在埋怨这视频很吵——毕竟是幼儿园嘛——尤其是这小男孩为啥不愿意和别的小朋友交换玩具。当我同别的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朋友聊起孩子，都说不喜欢小孩，原因无非是很吵很不乖很“熊”，并且在谈及这些孩子时总表现出不耐烦的暴力倾向。但一谈到对孩子的教育时，又把“耐心”这种理由挂在嘴上了。那这种裂隙产生在什么时候呢？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裂隙产生于何处呢？这种理智告诉自己对待孩子应该细心和耐心，但到了自己身上时就避免不了实在界（the Real）的不耐烦的感受的裂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高中时期班主任或年级部的主任和书记老师在教育我们时，会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以前也是个学生”。这种后撤式的“将心比心”，一下子摆出了一幅共情姿态，仿佛在道义上，我们这些“没长大的小孩”不顺从那些“长大了的小孩”，都于理不合了。在这里我要复读一则经典的齐泽克笑话：周末爸爸要带我去外婆家。一个传统的强硬的父权形象会说“你必须去！不去我就打你！”之类的，而现代的父权形象会说“你可以去可以不去，这都是你的自由选择。但是你要想清楚，从小到大都是外婆带着你，她现在想见你一面，你真的不去吗？她都这个岁数了，你不去见她就少了一次机会。”话说到这份上，他可能还会加一句“不过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就算了”。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去时，他还要问我开不开心，一直到我说了开心为止，仿佛我是完全出于开心而真的想去外婆家的，而不是出于自发的孝心或受迫于父亲那“柔和的”父权压力。在这个案例里也是同样，老师们后撤地摆出一副开放的姿态，“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潜台词是“我是你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长大了很多的你们”“毕业了十多年的你们”，把正在沟通的师生双方都拉在同一个战线上，那句说出口的或者没说出口的“听不听由你”，实则暗含了一种“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一定要听我的”式的命令。同样的迷思也延续到了开头提到的那句广告宣传语“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小孩”里，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用这句从生理逻辑上来听完全不奇怪的标语潜意识地命令大人们，“你们也曾是小孩啊，现在当然也可以当小孩，只要你们过儿童节就好了，而过儿童节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庆祝，一起消费！”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感到，这种后撤，实则是咄咄逼人的进攻。

我们要警惕这种后撤式的进攻，因为这是抹杀主体性，完成主体化的最常见的方法，甚至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情理上我们只需要遵从站在师长位置上的人的建议，不去反思也毫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很容易接受处于统御地位的符号学秩序的询唤，成为一个主体化——抛却反思和主体性——了的主体。由此可以得出，为什么孩子那么令人无所适从？为什么那么使人难以把握？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接受任何符号学秩序询唤的主体，是一个尚未察觉符号学秩序存在的主体，也因此在感受到符号学秩序的出现和介入时，即我们这些大人的介入时，会展现出质疑和反对，这正是主体性的体现，更何况孩子是不处于符号学秩序之中的，没有任何一个大他者能驯服他们，即使它已经完全驯服了我们。孩子是纯粹的符号学意义上的“暴力”的化身，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事”。

孩子不服管教是对的，听话反而就怪了。因为孩子就是孩子，从来不是还没长大的大人。大人从来就不是长大了的小孩，而是长大了的小大人，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是大人。既然引入了象征界的概念，我们就在拉康精神分析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孩子们不服管教正是因为处在符号学秩序的无法化约无法缝合的创伤点上，对处于主人能指位置上的大人们感到自发的质疑。主体性如何体现？就在于对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质疑，以及自己成为主人能指，自己整合能指链的愿望。比如说，爸爸叫我去洗碗。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去洗碗？父亲给出的解释可能是“吃饭前要洗手，洗完手就吃饭，吃完饭就洗碗，把碗洗干净了下次就又可以用这个碗吃饭了”这一逻辑清晰的能指链。假设他说的当然是有逻辑的，但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这么想并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才去洗碗，而是听了他的解释，我觉得有道理才去洗碗？为什么爸爸就是爸爸？为什么他的“律令”就一定是“律令”？我为什么不能当自己的爸爸？我为什么不能抢占主人能指的地位？不能吗？当然能！吃完饭后的我反思父亲的指令，得出的结论确实也是必须洗碗，于是我就去洗碗。在这个意义上，我得出了自己的能指链，成为了主人能指，成为了那个对着自己发令的“爸爸”。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对主人能指的存在，对符号学秩序的存在产生了质疑，甚至开始反抗的时候，才有了主体性。与之相反的，一旦主体习惯了对压在头上的主人能指言听计从，毫不反思，就必然会完成主体化进程，屈服于符号学秩序之下。对父权代表言听计从，就成了父权制社会的附庸；对纳粹党言听计从，就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由此，我们的分析已经初具规模。孩子之所以只是孩子就因为他们不处于符号学秩序之中。成人之所以只是成人而从来不是小孩，就因为他们接受了符号学秩序的询唤，完成了主体化进程，成为了主体化的主体，即去主体性的主体。这也足以证明为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这种言论是虚伪又无用的。读懂的可以跳到下一自然段，还没理解的我再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坚信应该推崇这种沟通方式，那面对环保主义者时你又如何解释？你是会说“我们（人类）都是这么（从大自然里）过来的”，还是会说“啊对，环保是必然的”？如果你采取了前者，则就是要求环保主义者完成彻底的转变，彻底倒向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一起切断与自然的联系，会成功吗？如果你采取了后者，那么就和你在对待孩子时采取的话术产生了冲突，不矛盾吗？这里当然也有发展的阶段论，上了岸的鱼还是鱼吗？进化成人的猩猩还是猩猩吗？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中国是一个中国吗？疫情结束后的生活和静默期间的生活是一种生活吗？如果套用“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话语体系——让孩子像大人一样听话——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和如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遵循之前的发展阶段的规则，你愿意吗？在本文最开始提到的成人看待小孩的案例中，成人也是延循这种逻辑认为孩子们还没有“进化”到他们的阶段。但是在主体性的层面上，又何尝不是成人还未进化到拥有孩子们的主体性的阶段呢？在主体性层面上，或许长大，是一种退化。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这种论调不仅是虚伪的，还是罪恶的。它不仅以一种符号学的暴力手段逼迫孩子们“归化”，还完全配合符号学秩序玩起了排他的共同体的游戏，将“孩子”这一无法被符号学秩序化约的群体列为一个对立面，是要被消灭的群体，因为它最后的导向，是让孩子们“成熟”起来，成为和大人一样的大人。《乌合之众》的作者居斯塔夫·勒庞，这个愚蠢的男权主义弱智，不就是把孩子划分在所谓的正常的群体之外吗？别忘了，他还把共产主义者和女人也都划分在资本主义男权共同体之外。我们要知道，遵循这种逻辑很容易导向这种排他行为，因为它本就是一种企图让各个群体站在同一个角度思考和举止、抹杀差异性的意识形态暴力。默许这种话语逻辑的、面对不同群体不试着从对方角度考虑的、自诩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宵小，我倒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这无异于仆媵企图宣称自己是主人，还逼迫其他反抗者也来做仆媵，一个太监要求全天下男人都接受阉割，一个宫女要求全天下女人都卖身为奴。岂可乎？

成人与小孩的本质不同，在于所处的阶段不同。这个阶段，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是接受符号学秩序询唤的时刻。譬如说——这个例子只是起到象征意义——我是8岁时才开始接受主体询唤的，才开始放弃反思，放弃对主人能指的思考的，成为一个主体化了的主体，放弃了主体性。今年我18岁了，那么我成为大人的时间不是18岁成年后的这一年，而是从8岁开始到现在的十年，而所谓孩童阶段，就只有0-8岁这几年。如果此时我遇到了一个9岁的孩子，但他还没有主体化，我就不能默认他完成了主体化，随即对他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以此教育他。如果我这么做了，那无疑是犯了主观经验主义的错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大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大人后，就一直是大人了，而非依靠什么生理意义或法理意义之类的形而下标准去划分。而小孩就是小孩，永远不是大人，当ta成为大人的一刹那，就很难再是小孩了。这和发展的阶段论不是很像吗？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但是过来了就是过来了，很难再回去了，很难再以当时的心态看待当时的心态。有人会说这是什么“局限性”，都无所谓了……

再回到“每个大人都曾是小孩”这一在本文最开始提到的消费主义谎言，要破除这一迷思的最佳方式，或许是回看《小王子》——我曾经很讨厌这本书，但现在却无比喜欢，它借小王子的眼看见了现代社会最直接的意识形态暴力——中的那句名言“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还记得”的最后半句。大人们忘记了曾是小孩，因为他们主体化了，而当他们抗争时，就又会记起来的，或者说，当他们记起来时，就会起来抗争的。这在当下的世界是多么重要啊，当消费主义用自己的律令，即形而下的标准，维持去主体性的共同体，对抗对立的共同体时，更需要“孩子”的主体性的回归。我们或许要时刻记着毕加索的那句“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时刻记着孩子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符号学暴力。我们要从意识形态上把握这些问题，而不是在日常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羸弱口号中稀释理解。在这个方面，只有做到极致，做到极端，才有可能迎来出路，一个改良的、中和的方法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不是符号学秩序将这些主体完全同化，就是这些无法被化约的创伤点撕裂符号学秩序，再或者就是我们完全放弃所处的符号学秩序中的位置，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思考。

我们要知道，在主体性的意义上，孩童们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等斗争着的群体是一致的。是成为“大人”，屈服于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暴力，还是成为“孩子”，以主体性去抢夺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作为一个“大人”，暂时记起自己还是个“孩子”，主体性的秘密，就藏在孩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