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波:企业为什么需要CDO?

Q：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相关的高管涌现出来，CIO、CTO等等，那我们今天聊的CDO有什么不同？

陈：很多人对 CDO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也有人把它解释为Chief Data Officer，首席数据官，也会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又在造新词。

在过去10年，CDO的出现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趋势。很多大企业都设置了这个职位，他实际上是一个公司数字化转型到数字战略的牵头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涵盖了数据官的职责，但这只是CDO职责的一部分，他还要去负责让数据发挥商业价值，以及整个企业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时的创新战略、转型战略的部署，以及企业内部的协同、组织架构的转型。这些都是首席数字官来做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企业的、首席的、数字化转型领导者。

Q：我们会说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是需要CEO来牵头的项目，那么CDO在转型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首先，CEO、企业的一把手，就应该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没有一把手是没法做的。CDO是直接向一把手汇报，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负责制定企业的数字化的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及落地和部门协同。

比如企业要从传统的营销向数字营销转型，但营销转型，后面的产品运营部门没跟上，供应链制造没跟上，只有一个方面转型也没有用。再有，现有的很多组织架构仍然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架构，有些部门的设置就不适应数字化时代。所以更需要制定顶层设计方案。

很多人讲我们的数字化转型要进入中局、进入深水区，那怎么让企业的整个组织架构到战略，到运营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再带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CDO这样一个角色的。

因为我研究数字人才很多年了，从这个数字人才的角度来说，还有巨大的缺口。说到数字人才，很多人会马上想到“码农”，做人工智能的、做数据科学的、做软件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一方面缺工程师，尤其是高端工程师，但更缺的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也就是CDO。

Q：做这样一个CDO培训的项目，为什么需要三家学院加入进来？他们分别能为CDO带来哪些能力的提升？

陈：我们把CDO叫做数据+、经管+和法学+，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绝对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够涵盖的。

比如为什么要和软件学院合作，因为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数据驱动、软件定义。这恰恰是为什么需要软件学院加入进来。他们整天和数据打交道，开发大数据平台，能够解答“我们怎么依靠大数据的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转型”。

另外为什么需要法学院呢？清华法学院其实在计算法学和智能法学一枝独秀，所以可以围绕数据治理、数据立法进行教学。去年，我们出台了两部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对企业合规的大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企业要怎么重新适应这样的新环境？我们可以和法学院的教授，甚至是参与立法的一些教授来探讨。

Q：您认为什么样的人能成为CDO？

陈：一类人是有传统CTO背景的高管。他们原来是搞技术的，在企业的后台做支持，但现在需要他们走到前面来，要熟悉业务，了解业务，甚至要去引领业务。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了解我们经管学院的课程，学习数字经济背后的逻辑，而不是只懂IT。

还有更多的是企业业务的负责人，比如CMO、CFO、甚至CEO。他们需要了解数据背后的技术前沿是什么，这些技术会给业务带来哪些变化，应对新的变化企业要如何提前布局，以及企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监管环境是什么。

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成立了合规部门，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像欧盟、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赚了再多的钱，经不住一年罚掉整个收入的百分之几。所以企业要有合规意识，这不是捆住企业的手脚，实际上合规可以变成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可以前瞻性的去布局的与竞争对手相比，企业在这方面有前瞻性的布局，可能就比对手更有竞争优势。

Q：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洞察。我们都说现在进入“强监管”时代，您怎么看监管对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在财报里也会提到监管的影响。

陈：互联网公司普遍觉得日子不好过，其实这还不一定是监管的原因。本质上是我们过去的互联网都是以消费互联网为主，但现在就像业界所说的，流量已经到顶。

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其实就是经营流量、经营用户的注意力。从早期的门户网站开始，到后来的社交媒体，不同类的社交媒体，从中国的腾讯到抖音，到国外的Facebook，本质上是在经营用户的注意力。然后他们怎么去变现呢？最主要的三个手段，一个是广告，第二个是电商，第三个是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游戏、视频。

但现在，注意力、流量到顶了，商家觉得有支付能力的网民已经差不多到顶了，然后变现的渠道又变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所以获客成本变得非常高。这个事情和监管可以说没有关系，本身是这个行业进入饱和阶段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监管，会发现监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理解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监管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引导企业不要去内卷，现在的企业就是在内卷。

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为什么市值这么高，本质上它跟中国有两个区别：

第一它覆盖全球市场，Facebook有30亿用户，亚马逊也是全球性的电商。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出海。

第二，硅谷的这几大巨头进入了更多上游的硬核科技，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云服务、量子计算，它会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所以，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要往上游走。这也就是监管一直在提的，中央一直在提的，数字经济跟实体经济相融合，就是说企业要进入到产业端、要进入制造业，为实体经济服务。

要真正进入产业，就得要有科技含量。我们过去不是没有科技，但更多的是以互联网行业为主的应用科技。现在企业得再往前走，从云服务大数据的平台、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等方面。同时，企业还得要更加往上游走，那是很难的，但可能会产生新的创新的红利。

所以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我们监管背后的逻辑，就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像最近刘鹤副总理提的，就是为资本设红绿灯。

Q：在这种监管的逻辑下，您建议企业如何作为？

陈：监管实际上是有为政府帮助企业指引方向的过程。因为市场很多时候失灵就出现了囚徒困境，大家互相去厮杀、同质化竞争，你进了我的行业，我也得进你这行业，你进了我的领地，我也得进你的领地，最后就变成全部同质化。尤其是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这种趋势特别的清晰。更不用说由于互联网巨头的不断扩张，可能遏制中小企业的创新，还有很多掐尖去收购的现象等等。

其实这不是中国独家的现象，全球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欧盟都是强监管。而我们是兼顾发展与监管，发展在前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包容审慎的监管，还是鼓励发展的，只不过现在要规范，是给我们过去的无序发展先刹车，实际上是鼓励更加健康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跟企业家讲，你要更早的了解到监管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你就能够明大势，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布局，也帮助你避免内卷。第二，他就更加清楚地知道，企业不要去做一些短视的行为，要去做投入、要大量的创新、要出海。

陈：制造业可以分两大类。一大类是龙头企业，这里面有很多是央企，很多龙头的民营制造企业。他们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上推的不错。第二类是中小的制造业企业，它们没有技术储备，没有资金储备，也没有人才储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下一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

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断在推的，像发改委有一些政策就是要推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到，要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中心，由政府来引导，提供人才、提供技术等等，去帮助中小制造业转型。

你可以理解为过去C端淘宝上的小商家，他们利用大平台的能力去经营。现在是中小制造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联网上云，促进自身的转型。但和C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每个行业都有专业的知识，需要做数字化的沉淀，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懂行业、懂数字化的人才在，这就是CDO的重要性。

Q：您认为我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增长前景如何？增长的关键词是什么？

陈：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潜在的内需还是可以发掘的。这里说的内需体现在高品质的生活需求，高品质的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需求怎么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手段，能够得到更加高的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再加上供给侧我们又有世界上最全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够通过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的技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我们的需求端匹配起来，我觉得这是下面10年到20年的主基调。

其实恰恰是在这个形势下，企业家精神就更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