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变局一】酒色财气与断头政治

明朝的大变局是从“土木堡之变”开启的，它可是明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永乐皇帝开辟的大胆开放，积极向外贸易扩展，呈威海外的外向政策开始发生变局，政治首脑由大胆外向转为胆小内向，正统皇帝朱祁镇，听信宦官王振之言，效法曾祖永乐皇帝，率领浩浩荡荡的50万大军，当然不是“北伐”而是显示国威“引兵旅游”，竟然被蒙古瓦刺部冲击得七零八落，皇帝成了俘虏。

这个呈威惨败事件让境内外看到，立国近百年的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蒙古人为数不多骑兵的突袭之下，竟然发现是只庞大的“泥塑神话”。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了普通受苦民众一些启示，皇帝一旦离开了紫禁城，或许真就是“纸糊的老虎——人不怕。”如同中国象棋中的“将”和“帅”,是不能离开“九宫格”的，不能脱离“士”“相”的保护。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启示，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的儿子成化皇帝，干脆就不出紫禁城。而受苦挨饿的民众则知道皇帝并不神秘，还能被番奴抓住，此后的皇帝都变成不出紫禁城，甚至连大臣们也不愿接见的隐身者。大国政治开始进入无头政府时代，奇葩怪异的断头政治开始隐蛇般地践行。

“土木堡之变”的另一个后果是：从此皇室家务事缠身，欲摆不成，缠绕其中。这位年号为“成化”、庙号为“宪宗”的皇帝名叫朱见深，是英宗正统皇帝的长子。他接近两岁时 候，父亲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俘虏，叔叔朱祁钰做了皇帝，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景泰帝”。景泰皇帝朱祁钰遥尊被蒙古人俘虏的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为“太上皇”，又在皇太后的干预下，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兄传弟，弟传侄子的归位法则，结果两代人的故事，弄出了三代人纠结的名号。

虽然是因为皇太后没有文化，而又顾着自己的嫡亲孙子所致，但包括大学士陈循、兵部尚书于谦在内的大臣们也没有着急修正，可见当时形势的紧急。在顶住了蒙古人对北京的冲击，完成北京保卫战后，景泰皇帝的帝位看似稳定与巩固，大动私心，于是把侄子朱见深又从太子的位置上拿了下来，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被立为太子的儿子竟然不明不白就病死了，唯一的儿子病死要紧之际，景泰帝自己也一病不起。不知道是不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难中夺权，心胸可见。

这样一来，被俘虏的皇帝，无人问津，无有了价值，被蒙古人放回来，回到京城就被弟弟景泰皇帝幽禁在南海一宫房内，暗无天日的哥哥正统皇帝，在一帮铁杆旧部的帮助下，恢复了帝位，这就是“南宫复辟”。朱祁镇重吃尽俘虏苦头后新做了皇帝，儿子朱见深也重新被立为太子，八年后继承皇位，就是成化皇帝。这个成化皇帝朱见深，可能在政权血腥折腾里变成病态，他在位23年，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是两件事：宠载万贵妃和上朝不议政。

这两个举动让所有大臣大吃一惊，而究其原因，竟然是皇后借故惩罚了皇帝心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万贵妃，万贵妃比皇帝大18岁，是皇帝的奶娘发展成恋人。皇帝置宫中三千佳丽为无物，心里装着的只有这位大龄万贵妃，这不但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也被当代的人们视为婚恋畸形和性病态，而这种病态婚恋，又促使皇帝久居深宫、不露真面缩头政治的形成与加剧。

偏偏这样的皇帝还执政寿命很长，经历23年。人比人气死人，皇帝比皇帝，一比就生气，历史上伟大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也是23年。他忙于政务，做了多少推进大唐兴旺的事情，明宪宗朱见深却最多在刚继位当初一两年里，公开出席一些程式化活动，然后就进入久居深宫的半休眠状态。遇上军国大事，大臣们怎么和皇帝沟通？就由司礼监太监、文书房太监上传下达。这种断头政治状况，让文官们十分难堪，尤其是作为文官之首的内阁大学士们，更是幽暗不清，难以行政，还有一届首辅未见皇帝一面的情况。

死后继位的明朝的万历皇帝，更是发挥幽居深宫不露面的宝贵遗风，也在用这种方式和意见不一的大臣“赌气”，也和母亲“赌气”,长久地和外廷文官“赌气”。他特别喜欢一位郑姓女子，并且封这位女子为贵妃，贵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活泼可爱，取名叫“常洵”。也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在洛阳俘虏煮熟吃掉的福王。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办法立郑贵妃为皇后，也没有办法立郑贵妃的这个儿子为太子，因为母亲不同意，言官们也不同意。赌着这口气，万历皇帝沉醉于酒色中，题内损失题外补，皇帝开始一心一意给郑贵妃和心爱的儿子常洵聚财、寻金、挖矿，大量招录宦官，无所不用其极，一旦不遂意，便大发雷霆，当时敢骂皇帝的大臣都说皇帝犯“酒、色、财、气”四种病。事实上，到了万历时期，在皇帝带头怠政、寻矿、挖金、娱乐的带动下，全国上下官商士人已经普遍被“酒、色、财、气”四种传染病所感染，自此明朝社会开始进入了《金瓶梅》时代。

仅仅娱乐至死也好吧，反正慢性病死得慢，也有个同化异族的过程，偏偏而外部世界在大踏步前进，从海上而来的信息，从北方而来的压力，内忧外患的形势使得明朝士大夫从来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心中装着家国情怀，有舍身求死的献身精神，对于这个得病的国家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乱世之下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正人君子，以道德标榜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改革，希望使明朝得到振兴，对天下的事情进行重新规划，提振精神，纠正航向。

这股政治力量，被政敌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东林党”。东林党人的出现，在野符合民愿，能搅动舆情影响，在朝有人支持践行，外呼内应，社会形成多元价值观，以李三才事件为标志，进而促使意识形态的分裂和促进朋党政治的形成与激化。

自万历朝开始，出现了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东林党等“六党”，五党在朝，东林在野，大臣及地方官员，选择站队，排列组合，遥相呼应，到天启朝还出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朝臣结党，“党祸”不断：“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酒色财气时代的来临，当时京城兴盛私人会所，达三百多所，豪华奢侈，享受齐全，朋党聚会，传递秘信，泄露朝廷秘密，这种会所奢侈场景，在明清小说里大量记叙。党同伐异，直接导致皇帝赌气、群龙无首，臣子营私，吏治失效。

清初史官，在亲眼目睹官逼民反和异族入侵的明朝败亡，对晚明的党争之祸，见解颇深，追问更深，明史感叹当时“所号君子者，其始类能廉洁劲直，崭崭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及其名日盛而权日归，则异已者去之唯恐不亟。欲去异己，必先植同己。门生故吏，荐引称誉之方不遗余力，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己者众，而其去异己也愈力矣。从吾党者虽其人有可斥、可杀之罪，则必率众而援之，曰是正类也，其罪可原也。不从吾党者，其人虽有可用之才、可赏之功，则必排抑之，曰是邪类也，不可令其得志。”细细体味，这段生动形象文字，境况耀然纸上。满清皇帝对于这一点，体会更深刻，借鉴防范更严密，打击朋党更严酷。

中晚明朝却让维护官场秩序的言官当道，他们的话语诱导舆情，绑架皇帝，他们以党派利益为己任，放弃朝廷大局意识形态，派别互相攻击，诬告盛行。党同伐异的结果，使得正、邪的标准混淆，黑、白的界限模糊，势必导致朝廷在危难时刻“无人可信”、“无人可用”。从宫廷到州县大量干部空缺，到了选不出干部的状态，东林党的介入，这股自以为坚守道德标准的清流，并没有阻止酒色财气传染病的盛行，带动起清澈明朝的万里江山，反而形成朋党争锋，政治更加昏暗，把明朝推进不可救药的万丈深渊。

（待续《行行出状元 人人会当官·多元价值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