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首倡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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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记者 刘国胜 卢昱

　　舍南舍北皆春水，微雨微风隔画帘……在清代济南东流水街上，曾有一处“藏书万卷，种竹千竿“的朗园，园中最为宜人的是它的藏书楼——藉书园（也作借书园）。这处有近代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园，凝结着它的主人周永年毕生的心血。
　　周永年一辈子与书有缘，他字书昌，一字书愚。清雍正八年（1730年），他出生在济南东流水街一个商人家庭。周永年自幼聪颖，唯嗜读书，“少长，于书无所不窥”。他还有一个嗜好，“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在四五岁路过书店时，他竟掏空口袋的钱物购买了一本《庄子》。
　　周永年在泺源书院读书时，老师沈起元评价道：“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之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意者。”
　　周永年“唯嗜读书”的经历，让他越发感悟到图书的无上价值，且深切体会到了读书人的无书之苦。当时，藏书公开的心态和观念经过一批藏书家的倡行推广，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有藏书家号召打破藏书“秘不示人”的陈规，将书籍由私人秘藏，经过传抄与刊刻，使之流通、传播。
　　面对藏书旋聚旋散、聚散无常的情况，明末藏书家曹学佺从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得到启发，认为儒家典籍也必须收集、分门别类加以收藏，建立儒藏。周永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著述《儒藏说》中加以说明。
　　周永年指出三项“儒藏条约”，从书籍来源、收藏之所、经费保障三方面作了论说。他跳出历代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藏以致用、藏为流布、以流养藏的观点，主张把天下之书束成一藏，分布于各处，让天下人共读之，加强图书的开放性，让书流通使用。这样一来，既能使“人有存没而学不息”，还有利于珍秘本的刊布流传，以保证“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周永年认为“公开藏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使贫寒士子得到看书的机会，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再就是公开藏书是保全书籍的重要途径。他说：“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如果能将私人藏书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在细节上，周永年极力提倡复本藏书的主张。他看到历代藏书家一俟书藏，便秘不示人，别家不得以见，不利书的传抄刊布，日久一旦三灾横起，便湮没于世。因此，他提出“藏书宜多置副本”的主张。他说：一种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而“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约略先成数十部，分而藏之”。如此，“即使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不致流失。指出此乃藏书“经久之法”“斯为上策”。
　　为了给读者以更好的体验，周永年提出了为读者做导读的思想，即把众多的杂乱无章的文献，按照其内容和特征加以压缩，提炼或概括，井然有序地排列起来，建成文献的检索系统。他提出，儒藏成立后“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首”，以使“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供读者未观正文而于书略知概貌。同时，亦可让读者“以此编为师、涉海有航，无远弗届”。
　　周永年具体地规划了公共儒藏的建设方案，拟成“儒藏条约三则”：一是择一固定场所，建义学设义田，有书者出书，有钱者捐钱，形成一处公共藏书点，然后编定《儒藏未定目录》，依目求书，由少而多，逐步积累;二是“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藏书之处则宜择“山林间旷之地”，以避水火之灾；三是利用义田田租的收入作为公共藏书阅览点的费用，并推举“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其经费可以适当接济前来求学的贫寒之士，“免其内顾之忧”，余款“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
　　当时，书肆、刻书铺在城市中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功能，一般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在公共儒藏思想的指导下，周永年身体力行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1769年前后，他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试图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构想落地。
　　为何取名“藉书园”？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他设想的公共图书馆的蓝图。
　　周永年不满足于将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即开学院、办教育。可惜，周永年因忙着科考，奔波于顺天乡试、会试、殿试之间。加上他经验不足，疏于管理，以致藉书园草草关门。从桂馥的记述中，可品出些许寒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
　　在第一次办园失败后，周永年并未停止创办藉书园的步伐。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他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因学识渊博，他曾在刘统勋推荐下参加《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后至德州书院讲学。
　　周永年虽考中进士，可俸禄低微，且薪俸大部用以买书，所藏之书却屡遭变故。清代学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中记载：“先生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这些书，被一位高官借去一阅。不久后，此高官被抄家，这批书被一同罚没。
　　在德州书院讲学归家时，周永年将书籍托付好友保管，却被人尽数盗去；在济宁时又逢水灾，藏书尽被大水冲走；而他用两千两银子（其子周震甲在任太康县令时所积攒），从江南购买的图书，亦被家中看管住宅的亲戚连同古玩、字画悉数变卖，所剩零篇断简，无一全者；另外，周氏还曾将三十种手钞本抵押给四川的诗人李雨村，但李氏万卷楼失火，所押之书被焚一空。
　　虽然周永年所藏之书屡遭变故，不断散失，仍改变不了他购书、求书筹办藉书园的决心。
　　周永年生命的最后几年，为藉书园制定了最为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一步，买下贤清园（时称罗园，周家买下后称朗园）为家；第二步，在贤清园建造藏书楼。他精心编制《藉书目录》，并请著名文史大家章学诚作序，反复申明藉书园的宗旨为“藉者，借也”。
　　据学者侯环最新考证，周永年的藉书园不仅办成，且巍巍的藏书楼雄立于泺水之侧近百年。他的后人始终秉承着藏书对外开放、造福士民的原则，坚持着公开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的特征。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所写“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等等。
　　后来，藉书园于光绪三年由山东济东泰武道李宗岱购去，改建为汉石院。光绪四年，王钟霖在《国朝历下诗钞序》发出悲凉喟叹：“黄叶朗园，泉流不返。”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八十八年。如果从初次创办藉书园的乾隆三十四年算起，则有一百零八年的历史。
　　济南市图书馆旧馆（中山公园北门附近）曾为周永年塑造了半身青铜像，虽然没有塑造出《清代学者象传合集》中周永年温粹儒雅的“古君子”形象，可聊胜于无。
　　周永年塑像至今犹存，其基座前铭牌上记道：“周永年（1730年－1791年），字书昌，历城（今济南市）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创议人，创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虽然对周永年的评价十分保守，但总是一种没有忘却的纪念。（刘国胜 卢昱）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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