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中国或已落入“对抗陷阱”

近期，美国对中国的施压持续增强，虽然特朗普政府仍试图将之视为“战略竞争”，但其中的“对抗”意味不断凸显。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开始频频挥舞对华制裁大棒。美国国务院宣布因涉港问题对相关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的所谓《香港问责法案》还要求对相关机构和个人进行金融制裁，包括禁止使用美元交易网络。

此外，在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等对华鹰派议员的推动之下，五角大楼近日公布所谓“中国涉军企业”名单，涵盖航天、船舶、电信、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中国重要国有和民营企业，而且这一名单未来还会继续扩大。根据美国法律，特朗普政府有权对这些企业采取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举措。这份名单的公布，还会直接影响美国以及第三国的企业、投资者与中国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产业、技术和金融层面的对华“脱钩”。

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中国的舆论压制或曰“叙事之战”愈演愈烈。近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国务卿蓬佩奥等高官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激烈指责，声称中国“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美国针对中国的被动和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自由与威权之间没有妥协”。

除了奥布莱恩和蓬佩奥，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人也将围绕所谓“中国威胁”发表公开演说。此外，由15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在6月10日发布题为《强化美国与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并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对华实施更多、更严苛的制裁举措。

的确，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很严峻、总统选战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攻击性和冒险性正变得日益显著。近期，在疫情、种族抗议、经济下滑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多个民调显示特朗普选情不佳，尤其是在一些摇摆州。据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非常直白地指出：“攻击中国”是重组特朗普选民基本盘的重要途径，可以帮助抵消应对疫情不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看到，与此前的总统大选相比，“中国议题”在今年选战中的地位恐怕是最突出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吉姆·雷纳齐（Jim Renacci）甚至在推特上露骨地写道：“今年大选的关键问题将是，谁可以对中国更强硬和追责中国”。然而，吊诡的是，今年的大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能又是最有限的，主要是因为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趋同性日益明显。

由此，我们需要适当摆脱大选带来的视角框限，更加重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一些深层次特征和长期趋势。无疑，从加大运用制裁手段、强化意识形态施压、纠集国际联合阵线等方面看，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态势，这值得引起警惕。

“中国挑战”成为首要关切

冷战结束以来，在短暂“蜜月期”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一直不睦，而且在过去十余年冲突日深，尤其是2014年以来陷入“系统性对抗”。

由于北约东扩等因素，俄罗斯方面坚信美国对其进行挤压、遏制，俄总统普京指责美国靠分裂世界维持单极统治。美国战略界则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心怀不满甚而是仇视，认为俄罗斯蓄意破坏并试图推翻“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方面不断渲染“俄罗斯威胁”包括指责俄干涉美国内政，对俄罗斯实施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分化并在国际上加大对俄孤立。俄罗斯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认为，“这些举措的最低目标是促使俄当局放弃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之损害，最高目标则是引发俄政权更迭，改变其内政外交，使之有利于美国一方”。

在国家对手层面，美国战略界长期以来将俄罗斯视为首要威胁。然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认知发生了显著转变。与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定位的最大变化在于，开始明确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挑战”，且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其主要标志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正面对“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并将中国明确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中国在报告中被提及30余次，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份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冯稼时（Thomas Fingar）所言，在这之前，中国只是美国决策者眼中普通的“另一个国家”，在令美国感到忧心的国家安全议题排序中可能连前十位都排不进去，但如今应对“中国挑战”已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议程上占据核心位置。

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认为，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就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的威胁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发挥了“唤醒美国”的作用，“在北京果断地将大部分亚洲国家纳入其轨道并远离美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政治推动，美国可能还在继续其梦游”。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助理约翰•汉纳（John Hannah）甚至称，“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是毫不掩饰地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利益的主要威胁”。

对华政策的“俄罗斯化”

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战略思维”变化图景是十分必要的，无疑，塑造这一图景的重要行为体是美国的智库谋士和专家学者。

近年来，随着应对“中国挑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优先议题，一些原本不以中国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专家愈发积极地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并从国际秩序、维护“技术领导地位”等更宏阔的角度切入，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

在特朗普政府高官看来，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拥抱熊猫者”（panda huggers），他们对中国的温和态度和看法使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误入歧途”。换言之，如今美国已经不再仅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因此被“边缘化”，这一变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和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俄罗斯化”主要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有不少此前以俄罗斯问题为专业领域的美国智库人士参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他们试图建议美国政府使用对付俄罗斯的方式来对付中国。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彼得·哈里尔（Peter Harrell），此前他在美国财政部等部门长期从事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制裁工作，目前是新中国安全中心中国研究项目的核心成员，专门负责分析如何通过国际经济手段展开对华战略竞争。这类俄罗斯问题专家的介入，难免会导致美方将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思维、政策、手段和机制逐步移植到对华政策之中。

其次，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人士越来越多地从中俄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威胁”，进而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投射到中国身上。比如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等人称，中俄给美国带来很多共性挑战，如两国都力图终结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建立“后西方”世界。兰德公司等智库则将一些原本“属于”俄罗斯的“标签”贴到中国身上，如“灰色地带”、“混合战争”、“信息战”等，并对中俄的相关政策和举措进行比较分析。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Mastro）认为，中俄之间存在一种“战略效仿”关系，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加强互联网管理等方面中俄两国相互模仿。

美方人士不仅认为中俄在多个领域展开密切“协调”与“分工”，联手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还日益担心中俄在东亚和欧洲两个方向“分进合击”，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两线冲突”，抵消西方的威慑效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中国在南海不断升级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美与俄“新冷战”始于2014年，美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则在2019年展开。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等人认为，在北约内部分歧和矛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俄将会寻机挑起冲突，美国需要推动欧洲、亚太等盟友组建“大北约”，应对中俄构建的“威权主义轴心”。

小心落入“对抗陷阱”

无疑，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一些美国鹰派势力正竭力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对手”，甚而不惜使两国关系陷入更大冲突之中。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一整套思维、机制和做法不过是处于休眠状态之中。无论是对华实施以“体制之争”为根本的“叙事之战”，还是2018年重新组建的“美国全球媒体署”，都让人多多少少地感受到冷战的气息和元素。在一些美国议员叫嚣美中“新冷战”已然打响的同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也用“轻冷战”形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美国在经济、技术、货币、军事、同盟等方面仍然占据突出优势，加之美国在对抗苏联、打压俄罗斯方面经验丰富且手段颇多，如果此时中美关系落入一些鹰派人士制造的“对抗陷阱”，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孙子》有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面对美方的挑衅性言行，需要冷静视之、胸有全局、灵巧周旋、谋定后动，需要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不断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