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发布于 2021-09-21 08:14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

图为胡适晚年留影

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作者：王开林

稀缺史料

欢迎

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胡适所受到的“礼遇”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到与神圣仙佛齐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与魑魅魍魉等同的行列。这么极端的褒贬，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在起作用。其实，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手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

但胡适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

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的国门后，胡适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

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