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平静、亲切又带有高度自省意识的讲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面对当下“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钱老给自己提出了三个要求：

面对自己的苦难经历，钱老同样娓娓道来：

60年代，被分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院教语文，一进课堂，就看到课桌上放着的骷髅头，学生们也根本不重视语文课。

钱老头疼了一阵，但迅速重建起积极心态。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现实目标，即在学校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同时还有一个远大理想：回到北大讲鲁迅。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钱老师搬到学生宿舍，跟学生同吃同住，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了一片；而当学生睡着后，钱老又回到办公室，深夜继续他的鲁迅研究。

18年后，钱老终于有机会考研究生回北大，当39岁的他得到资格时，离考试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他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已经准备了18年”。

如今，钱理群老师已经成为当下对鲁迅的研究最深入全面的学者之一，而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呼吁“我们需要鲁迅”的观点。

鲁迅，是钱老人生中分量最重的关键词之一。

而钱老对鲁迅的研究，不是晦涩难懂的文本纠缠，也非束之高阁的理念分析。

而是将鲁迅当作一座桥梁、一面镜子、一种原创性的、源源不断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以此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状，去指导和解决当代知识分子、甚至所有年轻人所遇到的迷茫和困顿。

40年前，正值30多岁的钱老在贵州山区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他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

钱理群书架上的鲁迅研究读物

但在北大的课堂上，钱老发现了学生们对鲁迅的情感变化：

80年代，学生们最能跟鲁迅产生共鸣，经常读到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但到90年代，学生们离鲁迅的距离远了，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跟现实生活无关的、“无法进入我们生活”的文化偶像。

面对现代人不懂鲁迅、与鲁迅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加深的状况，钱老认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

事实上，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为需要。

钱老曾用“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来概括鲁迅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命运，如果没有人骂和怕，恐怕就不是鲁迅了。

而鲁迅为什么会招致骂声呢？

当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被认为是一个批判者，而非建设者；他被认为是一个唱衰者，而非团结者。

人们的生活日趋富裕，国家日渐强大，当务之急是增强民族自信，讲好中国好故事；而像鲁迅这样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起码是不合时宜的，说严重点，就是扰乱人心，有碍团结。

这种观点在当下中国，是占主流地位的，这其实也是许多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教学被竭力淡化的内在原因。

但其实，鲁迅最可贵的地方，正是“不放弃批判的声音”。

《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鲁迅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作了两点界定：

举一个例子。

三十年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

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

30年代的上海街景

当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时；

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

“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着诸如“实现个人价值、鼓励奋斗”等冠冕堂皇的旗号的资本家，本质不过是压迫与欺骗。

而令我们惊叹的是，鲁迅竟然在近百年前，就以预言家的姿态，在刚兴起的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并对这种“有理的压迫”进行了批判。

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

永远站住被压迫的平民、弱者这一边的鲁迅敏锐地看到，这样的压迫有理论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压迫，“无刀无笔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

时至今日，消费主义依然被安上文明进步的帽子，“压迫有理论”也依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规训着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总有人觉得“批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抬杠、找茬就可以了。但其实，鲁迅的“批判”有着更为深刻的层次性。

如钱理群教授所分析：

鲁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

因此可以说，鲁迅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

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

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

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鲁迅，才能为后来人所读懂。

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钱老说，一遇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讲鲁迅。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围绕“鲁迅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写了大量的文章，做了无数演讲，可以说是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心血。

值得欣慰的是，小北发现，年轻人跟鲁迅的距离似乎在慢慢拉近。

比如B站上能看到很多关于鲁迅的视频和弹幕；鲁迅的批判精神、斗争意识、民族品格，也正在公共空间中被重新发现和赞颂。

鲁迅所批判过的不计其数：造作虚浮的，懦弱腐朽的，压迫专治的……唯独对年轻人最为宽容。

“愿我等中国青年都向上”。

这是他对青年人的期许，也是对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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