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不出意外的话，随着会说方言的一代逐渐老去、逝去，方言的消失的时间也就指日可待了。
而这些作为方言最后一代的使用者或者方言消失的见证人，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记得小时候，本地的人无不满口方言。各种场合，甚至当时常见的“开大会”，用的主要也是方言，有的人为显得正式，特意用普通话发言，反倒被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往往是会场上成为笑料。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学校上课也规定要使用普通话了，但当时的很多老师其实自己的普通话也都是刚学了不久，说得也是南腔北调，于是误人子弟，以讹传讹，害得那一代很多人长大以后，普通话也没几个是标准的。
本地的方言老祖宗们说了几千年，代代相传。有人说它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用时髦的话可以说方言里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遗产。这学术上的事暂且不论。但它是至少一种身份象征，也是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一。
有人就曾担忧，如果方言区的人都说了普通话，地方特色或者说魅力肯定会逊色不少。也会让我们也看不出如四川人跟湖南人，广东人和浙江人有什么区别了。
但客观地说，方言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这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也是大势所趋了。其原因，除来自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广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普通家庭也都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普通话更文雅高贵、方言的粗鄙已经上不了台面，因此从小就不能让孩子说方言，似乎方言会影响孩子们未来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当书面语是以普通话口语为基础时，以普通话之外的方言为母语的人群在写作上会处于劣势，从而在学业竞争甚至事业竞争上处于劣势。仅是为了克服这个劣势地位，方言家庭也会鼓励子女从小说普通话，以普通为母语。
在历史上，语言常常被人为地打上高雅或粗鄙的印记。如沙皇俄国时期，贵族们都以讲法语为荣。再早一点，中世纪的欧洲，有身份的人只讲拉丁语，不讲本民族的方言。俄国人喜欢法语是因为他们当时崇尚西欧，更喜欢法国的文化。
而中世纪拉丁语的地位至高无上，其原因是拉丁语是教廷的法定语言，通行于整个欧洲。其他众多的方言只在特定的一个地区流行。更为重要的是，拉丁语有文字，而其他方言大都没文字，只能说，不能写。这就跟现在的普通话和方言的情况一样。有文字的语言地位比没文字的方言地位高并不奇怪。
而我们中国，在五四之前，普通话的前身北方官话也是没有正式书面语的。 虽然有《红楼梦》等小说是用近似普通话的口语写的，但当时小说和小说家都是入不了流的，被人看不起。如当时就有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言下之意就是这类书面语上不了大雅之堂。
当时也同样也有用其他方言写的小说，如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列传》，不过也跟《红楼梦》一样，其文字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所以当时北方官话的地位也不见得高多少，无非是众多方言的一种。
当时真正高雅是文言文。官府、学校、考试等等都只用文言文。 从汉语有书面语（即文言文）开始，文言文就是高高在上，与任何一种方言口语都不相干。口语是活的语言，不断地在发展变化，而文言文是一种超稳定的书面语言，几千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超脱于各种口语之上。
其与北方官话的亲缘关系并不比其他方言更近些。古代各方言区的人上学读书都用本地的方言，每个地方的人都用自己的方言来读唐诗宋词、《离骚》、《史记》，除了发音，在意义的领会上没有什么区别。没人会为了学文言文去特地去学北方官话。
这就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好处，谁都可以拿来用。不但不同汉语方言区的人可以照自己五花八门的发音去读，而且本来没有文字的化外之邦都可以借去用。在整个东亚的历史上，汉字的影响也非常广泛，如东亚诸国日本、高丽、越南、琉球等。
哪怕他们语言跟汉语处于完全不同的语系，语法和发音没一点相似，汉字在这些国家居然上千年来在应用上都毫无障碍。甚至他们的文人用汉字写诗作文章都滚瓜烂熟，完全可以跟中国文人媲美。
如朝鲜诗人崔致远的《秋夜雨中》的：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读后许久仍让人不由徘徊其营造的环境中。如当年日本人晁衡写的那首《衔命还国作》，其中那几句：仰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短短几句，令其思乡的心境与意境都已经臻入化境，令人回味深长。深刻地体现了当年汉字文化对这些国家的深远影响。
只是到了近代，在世宗时期，半岛民族由于那份自尊，造出了自己的注音文字来取代汉字。但据说至今同音字造成的混淆还不能完全解决。而越南是由于在殖民时代，被法国人强制用拉丁字母取代了汉字。而只有日本人似乎不在乎面子，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着我们流传下来的文字。
五四之后，中国进入了白话文时代。白话文基本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两者的结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定其称为“国语”。 与文言文时代相比，这时的情况起了质的变化。在文言文时代，文言文跟所有的汉语方言保持同等距离，是所有方言口语的共同书面语，各方言的地位因此基本平等。
但白话文出来以后，白话文只是北方方言（或可以说北京话）的书面语，跟北方方言是“至亲”，而跟其他方言最多只能算 “远亲”。北方方言上升到 “国语” 的地位，成了标准汉语，而其他各方言至此失去了书面语，地位不可能不大为下降。
49年后，”国语统一改称为"普通话" 。在政-府的大力普及推广下，普通话渗透了各方言区，方言区随之出现了 ”双语现象“ 。普通话是高端语言，用于行政管理、教育、媒体、文艺等领域，而方言只好屈居低端，用于日常口语交流。本世纪初之前，普通话虽然独大，但因为上千年来的惯性，方言都还有自己生存空间，与普通话相安无事。
只有在学校上课，或政府部门开会等比较正式的场合，普通话才有用武之地。小朋友们只是学校里说普通话，在家也是讲方言。可是近十年来，随着普通话的应用场景无限扩大，方言的惯性慢慢消失。小孩子们都只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了。
所以方言的消失，将会是我们这代人见证到的许多巨大变化之一。
方言的消失固然可惜，但也是大势所趋。按语言规律来说，在一个双语区，强势语言（或高端语言）终究会吞并弱势语言版图，成为该区域的唯一语言。从一个国家角度来说，标准语建立后，各种方言也迟早会消失，最后走向语言的统一。
如法国在大革命时，能说标准法语的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几。意大利就更少了，在意大利统一建国的那年，会说标准意大利语的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但很快，标准法语和标准意大利语就占领了全境。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方言消亡的速度还算比较慢的。
这主要与我们使用汉字这个表意文字有关。在使用表音文字的欧洲，当标准语诞生后，所有的出版物都使用标准语，如果不懂标准语，连阅读也成了问题。但在中国，方言区的人至少还可以用本地的方言进行阅读，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从现实来说，因为社会的发展，交通便利，人群流动和迁移的大幅增加等等因素，普通话的应用场景只会越来越广泛而方言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假设一个当代人如果只会说方言，不会普通话，甚至可能连生存也会成问题：如出门必寸步难行，电视看不懂，就业没人要。
相反，如果不会当地方言，对生活等几乎毫无影响。一种可有可无的语言，还会有生命力吗？
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实现了 “书同文” ，而我们现在基本实现了 “语同音”。汉语，终于实现了彻底的统一。
其实随着文明的发展，方言的离去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如今天就全世界而言，语言或方言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之中。这跟社会发展进步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
小小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才几百万人口，当年竟曾有过8百多种语言。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的语言数量减少是必然趋势。有人曾统计过，今天人类语言种类的消亡速度是哺乳动物濒临灭绝速度的两倍，是鸟类濒临灭绝速度的四倍。所以，很有可能，到了最后，世界上可能就只剩下一种语言。
有人就曾预言，最大的可能是这两种：一种可能是英语，一种可能是汉语。
而对于濒危的方言，我们无法像挽救濒危的动植物一样去挽救它，不让它灭绝。今天的我们，受到现代意识深远影响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强迫孩子们去学说方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存和记录它们。不像别的文物古董之类能穿越历史，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地诉说它昔日的辉煌。
方言一旦死去，这已经注定是一个必然趋势。而今天的我们，只能做的是在音像记录中找到它的踪影。希望有人会做这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的子孙知道祖先是怎么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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