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记载禹羌资料解读(一)

发布于 2021-09-28 07:20

华阳国志》记载禹羌资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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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著作,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依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对其中与羌人有关的资料,例如古蜀国的起源与族种,作为羌人代表“禹”的出生、婚娶、治水,先秦到三国时期的羌人活动,进行了解读,力求更准确地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

《华阳国志》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著作。

《华阳国志》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

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在注释又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鉴于《华阳国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依据《华阳国志》所记载的禹羌资料,试对其进行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繁荣,对《华阳国志》研究,有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刘重来《常璩与<华阳国志>》、汪启铭、赵静合著的《华阳国志译注》、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等。本解读所依据的主要版本是对《华阳国志》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考证、注释、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并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该书在1991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

02

正文

古蜀国的起源与族种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按古代历史的记载,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以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为中华文明的始祖,“炎黄子孙”的自谓,也从此而来。

《华阳国志》认为,古蜀国也起源于黄帝的子孙,属于古羌人的族系。

据考证,在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他们都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的羌人部落。《晋语·国语》记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黄二帝为兄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共同组成“华夏民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

由《世本》《孔子家语》《竹书纪年》《大戴礼记》等书籍构造的远古时期的“帝王世系”认为:“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氏,产青阳及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青阳即是少皞;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颛顼六世而生禹,……”[1] 概括起来就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颛顼五世而生鲧,六世生舜,鲧生高密,是为禹。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氏”在《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见于《蜀志》最后仿“太史公曰”的总结,是如下一段话:

譔曰:蜀之为邦,则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媾姻,则黄帝婚其女。……

                   嫘祖养蚕

嫘祖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最早的领导人——轩辕黄帝的元配妻子。相传她是我国桑蚕文化的发明家;实现部落联盟、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政治家;攻心为上、帛化干戈的军事家;嫁娶相媒、通婚建家的改革家;爱护人民、初始文明的教育家及“和平使者”。她是与炎帝、黄帝同时代的中华民族祖先中的女性代表。她还是与川西北有着若干联系的古蜀文化的代表人物。

《史记》明确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此外,传为大禹、伯益所作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路史·后记》说:“黄帝之妃西陵氏女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为先蚕。”《纲鉴易知录》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蚕以供衣服……故后世祀为先蚕。”众多记载,均说嫘祖为黄帝正妻,本为西陵之女。

“西陵”在哪里?翻检史籍及诸地志书,学术界所称引的与嫘祖西陵氏有关的地方共五处,它们是:今湖北宜昌、湖北黄冈西北、湖北浠水、四川茂县叠溪和四川盐亭。

四川盐亭发现有距今六千年左右的一个完整界碑,碑上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彩陶符号相类似。盐亭县高灯镇龙盘村蚕丝山下的祖家湾,世代传为嫘祖墓地。1998年在这里的古墓石壁上发现了模糊的图案,经专家考证,为《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归墟扶桑值班图》。这些都为嫘祖出生在盐亭提供了旁证。

《史记》关于“黄帝娶嫘祖”的记载说明,“居轩辕之丘”(河南)的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居于“西陵”(四川)的嫘祖则是与黄帝并列的华夏民族的始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对这一贡献,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论点即是“嫘祖始蚕”,即是说,嫘祖创导了养蚕、缫丝,使纺织成为中国女性的专业。

关于嫘祖驯养家蚕、治丝织绸之事,自西周以迄近世,代代相承,循而未改。在先秦时,嫘祖已被普遍尊为蚕丝始祖,西周王室即有祭先蚕也是祭祀嫘祖的活动;到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嫘祖始蚕”的记载多了起来,仿效西周制度祭先蚕西陵嫘祖的活动也有所增多。

嫘祖故里祭祖大典在四川盐亭举行

 

西汉淮南王刘安著有《蚕经》,其书虽已佚,但在元代王帧的《农书》中多处引用,如:“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盖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即为先蚕”。这是嫘祖拥有蚕丝技术发明权的最确切证明。

嫘祖最早是作“纝祖”。“纝”字的本义即包含着始蚕、治丝、织绸等内涵,而“祖”的名称则有起源和始祖的意义。因此,“纝祖”的本义就是蚕桑丝绸之祖。

《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557年—581年)尊嫘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则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

唐代著名韬略家、唐玄宗时梓州隐士、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为盐亭撰有《嫘祖圣地》碑志,记有比较完整的祭“先蚕”嫘祖的历史。其文说:“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南巡道,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碑碣犹存。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忆宫史。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信哉,女圣嫘祖诞生之地矣!泐石铭碑,以诫后世,集首创之大成……”

以上资料充分表明,“嫘祖始蚕”是真实的历史而不完全是传说。

先秦史籍既称“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可见嫘祖名义来于她未嫁黄帝之前。那么,嫘祖发明桑蚕家养,缫丝织绢制衣,任西陵酋长、西蜀联盟首领,即当在西陵氏国之时。马骕《绎史》引《黄帝内传》称:“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这条材料表明,中原在“蚕神献蚕”之前,是没蚕丝的,即是说,嫘祖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是在未嫁黄帝以前的事,由于她与黄帝的结合,以后又长期随黄帝巡行天下,其子孙遍布各地,从而把养蚕缫丝技术推向了中原,甚至推向了欧亚。

尽管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然而嫘祖却受到了自西周以来直至清朝这样延续几千年,几乎是不间断的崇拜和祭祀。这种尊敬不仅仅来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黎民百姓,还来自高高在上的封建朝廷,这种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崇敬而非对权势的畏惧。可以说,嫘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受到如此礼遇的女性。

黄帝、嫘祖又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就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记“五帝”: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古蜀国第一代帝王是蚕丛,他是黄帝之孙帝喾其支庶。 
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30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之子昌意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有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黄帝是古羌人,蚕丛自然也是古羌人。

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蚕丛的年代上限大约距今360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华阳国志》说“蚕丛其目纵”,年代与蚕丛相近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许多青铜纵目人面具,由此推测“纵目”可能是当时一种崇尚的象征。

关于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条资料很重要,它应该属于古羌人“石棺葬文化”。这也证明蚕丛确实是古代羌人。

关于“石棺葬文化”,冉光荣等人的《羌族史》明确说:“从已经发现的材料判断,应该是属于古代羌人的一种文化。”[3] 沈仲常、李复华先生对茂汶县城区石棺葬进行研究,根据墓中有羊骨、白石,并将其与营盘山石棺葬、青海湟中地区的石棺葬进行对比,认为,“四川省境内的‘石棺葬文化’,虽然发现在不同地区,并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族属,总的说来都可能是属于氐羌人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民族的文化。”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附有《蚕丛考》,他考察了有关蚕丛氏的全部资料后认为:蚕丛“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民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

第二代蜀王是柏灌,他的事迹史书上少有记载。学术界多认为柏灌氏统治了古蜀国55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中旬;他的部族活动中心是在三星堆遗址的今广汉、彭州一带。

第三代蜀王是鱼凫。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即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也与古羌人的民族风俗有关。

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据猜测,第一代蜀王蚕丛之所以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成为纵目,可能就是因为缺盐而患甲亢造成的。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只能依仗巫、巴之盐。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贩盐利润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就必然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有人认为,古蜀国的营垒被后人误认为是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到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杜宇也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望帝当国王的时候,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教导老百姓怎样种植庄稼,叮嘱人民要遵循农时,搞好生产。他热爱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拥护。

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怎么这个尸体却是顺逆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从蚕丛、柏灌、鱼凫,直到杜宇、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公元前316年,秦吞并了古蜀国,以秦文化取代了古蜀文化。从西汉开始,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直到20世纪,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相继发掘,辉煌的古蜀国文化震惊了世界。辉煌的古蜀国文化,也应该就是古羌人文化。

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这古蜀“五帝”分别是五个人还是五个时代?按《华阳国志·蜀志》的叙述:“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似乎只是五个人,这也是“五帝”称谓的来源之一。
但是,可以肯定一个不争的事实——古蜀“五帝”不可能是五个人而只能是五个时代。
《华阳国志·蜀志》三章四章细述开明王朝事迹和秦灭开明王朝事,其中有:“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从古蜀“五帝”之一的开明传有“十二世”这一清楚的记载,可知古蜀“五帝”代表的是五个时代。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周慎王五年,为公元前三一六年,蜀亡。以平均三十年为一世逆推。则十二世当有三百五十年左右。是开明氏夺国在公元前六六六年左右,即周惠王与齐桓公、楚成王之世。前蜀王杜宇,则春秋初年人也。”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虽然有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但这是诗人的天马行空的想像,没有任何依据,显然是不可信的。据考古学家推测,蚕丛氏应早在商之前的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墙筑于早商时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那么,从蚕丛到开明这五代帝王的时间有多久?蚕丛在蜀地又做了多少年的“王”?
最早研究古蜀国历史的西汉大学者的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 可见蚕丛、柏濩、鱼凫在蜀统治的时间各有“数百岁”,当然这不可能是指这三人各做了几百年的“王”,而是以蚕丛、柏濩、鱼凫为名号的时代各持续过几百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王朝。
古蜀“五帝”之所以没有详细世系,此一习俗,与“其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 的羌人习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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