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讨论的一些看法

在如今信息便利的今天，人们面对公众问题时，总是一拥而上的，迅速站队，“激情”倾泻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题记

在去年的时候我向友人借了一本书《想象的共同体》，大体看了一下，近来想要细究，但无奈看不下去，书是好书，但是对我不够有吸引力，这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太多事情弄不清楚，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读王小波的杂文集。他的书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吸引我，是因为其杂文集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公共领域思想问题的敏锐视角。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通了很久的电话，讨论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处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讨论也坚定了我继续把文章写下去的决心。他认为现如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

知识分子在如今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因人而异，无法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从历史渊源来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对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超脱于社会阶层，独立于历史轴线之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给知识分子的界说，用了两个关键词，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意在说明，知识分子疏离于各阶层之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这种知识分子是占少数的，当代的饱学之士，大多困于名利，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声音。

但或许也是环境所制，这里我想起了王小波曾引用的一个故事。

“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花剌子模信使确实有相像之处。说社会好的一面的，没有问题的是好消息信使，一直说社会有问题的，是坏消息信使，和花剌子模不一样的地方则在与中国没老虎可以喂。当然还有一种，最滑头的，那就是只传递有小问题的坏消息，对于大问题则视而不见，既能证明自己有文人的风骨，又能不得罪人，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种实属当婊子，立牌坊。

中国古代提倡文死谏，就是说提倡让知识分子拿自己的脖子和屁股往君主的刀和板子上撞，但是据我观察，但凡没有遭受了什么重大挫折而厌世的都不会这么做，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发现问题的窍门，那就是看提倡什么口号，把口号往相反的方向理解，基本就能找的到问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抵是因为中国向来缺乏自由的土壤，无法培育出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群，在权力社会之下，话语权被剥夺，从来不考虑坏消息是如何而来，而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声音，就认为一定是有境外势力干预，或者说被别人买通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假设更让人绝望。这就说明，我们社会中那些说得了话的知识分子，都太不值钱了，随便就能被人收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绝对超过了他说的那些话的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认为就更要调查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不是不让人说，或者让人以死谢罪。更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为了几个钱，就甘愿说自己的坏话。当然确实有容易被收买的，但是这是个概率问题，如果概率大的离谱，如果不是真的有问题，那么就说明样本有问题，那就不要搞教育了，读书读多了的人都会成为坏蛆。

在有些时候，我们不仅应该关心如何改变世界，更应该关心如何解释这个世界。

这种做法，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有良心的人，不敢说了，永远沉默，而没良心的人则会编造好消息。

传递消息的人最为无辜，如果没有问题，他说了也无伤大雅，不是没有问题，他说有就有了。同理说好话的人也不必嘉奖。

如果要嘉奖说好话的人，那古代的君主完全没必要培养士人阶层，养一群小人就够了。

当然了，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花剌子模一样的君主，同样还有社会大环境的不理智，所谓不理智的环境，“是伽利略承认地球不转的时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时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时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时代，是图哈切夫斯基承认叛国的时代，也是亩产三万斤，肥猪赛大象的时代。”

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这种时代，因为知识分子，最擅长的是讲理。无理可讲的时代，比尸横遍野的时代更糟，当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旦无理可讲，也迟早是要尸横遍野的。

信仰的危机导致了不理智时代的来临，狂信和偏执会导致不理智，二战时期，日本由于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不理智的死亡欲望，德国对于希特勒的狂信，将少年送向战场。当然了信仰并不是一定会导致不理智，而是信仰被滥用，就会成为打人的棍子，有信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好的，只要不是因为这种信仰能够带来某种便利而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