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师城市社区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高红（1969—），女，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会组织; 孙百才（1973—），男，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公共政策。
摘要：社区公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内在属性。基于Q市12个社区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及其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将社区公共性分为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参与四个维度，社区治理绩效分为社区服务满意度与社区管理满意度两个维度。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学历、收入水平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显著; 社区层面，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最大，其他三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是社区意识、社区交往、社区公共精神。
关键词：社区公共性；社区治理绩效；社会资本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开展社区建设运动已三十余年，当前我国社区治理进入深水区。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对我国社区治理提出了崭新要求。尽管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关社区治理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总体上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单薄，特别是缺乏一种整体性视野和理论思维对我国社区治理进行总体性审视。社区公共性的提出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化与困境的突破，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探究社区公共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使社区重新回归到“共同体”上，从经典源头上探究社区的本质。为了进一步推进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泛化与一般性的阐释上，有必要对社区公共性进行深入探讨。1887年斐迪南·腾尼斯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并在类型学意义上认为社区作为共同体区别于社会，强调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一百多年来学界对社区概念的界定与理解仍未达成共识，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莱里对94种有代表性的社区定义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69种包含了地域、共同的纽带和社会交往三个因素。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无论现代关于社区的定义有多少，社区本质的东西不会变。社区的本质就是：“爱——这是属于情感的东西；互助——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默认一致——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相互包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习惯、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亲密无间”。本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难点与关键是解决“共同体困境”，社区公共性的本质是向“共同体”的复归。在公共性研究的经典作家中，他们在各自的语境中提出了有关“公共性”的经典表达。滕尼斯、鲍曼侧重“共同体”的公共性，迪尔凯姆、罗尔斯侧重“公民道德”的公共性，阿伦特、哈贝马斯则强调“公民参与”的公共性；桑内特、帕特南强调“社群生活”的公共性，特别是帕特南把“公共性”同社会资本的相互促进关系清晰起来，明确了公共性的社会性质。我国学者对公共性的界定中，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提出公共性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公共性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民的转化的一种状态。”在社区公共性的研究方面，庞绍棠（2009）认为，社区“公共性的真谛在于多元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及其实现。”黄平（2010）较早提出了社区公共性的概念界定，指出社区公共性是“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为整体的社区所体现的整体属性。”近几年来有关城市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出现了持续增多的趋势，徐选国（2016）认为社区公共性体现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切身感受和认同到的公共文化。”高红（2014）提出将社区公共性维度区分为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与实体维度的社区参与。黄锐（2015）提出社区公共性包括“社区关系网络、社区认同与社区道德”。李蔚（2015）则认为社区公共性包含价值层面的公共精神与实践层面的社会交往( 即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两个维度。李怀、张华（2018）进一步将社区公共性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价值维度，二是多元主体交往协商的实体维度，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资产维度。谷玉良（2018）认为社区公共性体现在社区公共道德、社区互助及公共参与方面。上述学者对社区公共性内涵界定与维度的划分，尽管有差异，但也有共性，总体上涵盖了社区交往、互动、参与等行动要素以及在行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要素和社区公共精神、认同、道德等价值要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公众主观测量指标即公众满意度，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治理绩效评估指标的偏好。在社区治理绩效研究方面，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把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作为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评价标准：敬乂嘉、刘春荣（2007）认为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政治与管理两个方面：政治上提供公共秩序；管理上有效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陈捷、卢春龙（2009）认为社区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治理有效性的评判。孙小逸、黄荣贵（2012）采用居委会实现其预期功能包括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的程度作为社区治理绩效。在社区治理绩效指标设计方面，麻宝斌、董晓倩（2010）衡量社区治理绩效的标准采用的是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徐林等（2017）“以社区能否满足居民需求和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两项指标来测度社区治理的绩效”。龚翔荣、陈天祥（2018）则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设计社区治理绩效指标体系。陈捷、卢春龙（2011）认为由于“社区治理的特殊性，居民对社区治理效果的主观评价是所能获得的最优的量化指标。”在借鉴上述有关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居民对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视为社区治理绩效。在有关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中，关信平（2002）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公共性，导致了居民参与及必要的公共资源缺乏这三者的恶性循环，从而严重阻碍了社区建设。郑杭生、黄家亮（2012）认为，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严重不足的“共同体困境”，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境之一，并使得社区建设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影响了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复合治理目标达成。高红（2014）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区公共性的不足会导致社区合作治理有效性不足。胡晓芳（2017）认为社区公共性危机导致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关系松散、公共空间萎缩、居民公共精神匮乏、社区参与低等共同体困境。徐宏宇（2017）认为由于社区公共性不足，使得社区合作治理无法真正实现。可见，社区公共性缺失是造成我国社区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公共性的资产维度，社区公共性体现了社区社会资本中的积极方面，即社区公共性更多地与开放性社会关系网络、普遍性信任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在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中，陈捷、卢春龙（2009）发现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陈雷（2010）认为，现代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邓念国（2013）通过对20个社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绩效提高。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区公共性研究视角的重要性，社区公共性在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社会支撑作用获得了学界的共识。但学界对于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抽象理论层次上，缺乏更清晰的理论框架、明晰的衡量维度与操作化的测量指标，亟需社区公共性的中层理论建构。同时，目前学术界有关社区公共性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规范性分析，缺乏实证性论证。本文尝试构建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指标，并根据在Q市进行的相关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布迪厄、科尔曼与帕特南被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最重要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及其有关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认可，并因为其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紧密关联，推动“社会资本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在帕特南有关社会资本的经典界定中，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克服集体困境的有效途径，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是决定性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帕氏还就社会资本与社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帕氏认为：首先，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规范和网络促使了合作制度机制的产生；其次，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和频繁的互动降低了日常交往成本；再次，社会资本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网络与互动拓宽了居民对社区的认知；最后，社会资本通过健康而有益的邻里关系增进了居民身心健康和幸福感。集体合作、邻里交往、社区认同等都是社区公共性的体现。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感慨美国公民不再喜好结社、不再愿意在闲暇时间与邻居交往、不再一起从事集体行动的社会现实，正是美国社区公共生活逐渐衰落的表现，这种“独自打保龄”的现象在他看来，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可见，社区公共性与社区社会资本是高度统一的。当然，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效应，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间的团结，但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则能够更好地连接外部的资产，并产生出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相比而言，后者的积极作用更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社区公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归依，反映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其作为社区的非正式制度是社区治理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社区公共性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学术界有关社区、公共性、社区公共性以及社区治理绩效等研究，尝试构建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指标，并探究其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社区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社区公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内在属性。理想的社区共同体是聚居在社区中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密切的交往与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对所在社区产生认同与归属感等依恋情感。在涉及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区公共事务上，由于居民有普遍的信任关系，遵守共同的价值规范，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高。社区公共性的意涵就是社区居民的社区感，即为维护社区公共利益而自觉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公共精神与行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社区公共性包括四个基本维度：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参与。这四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中，社区交往是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前提与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社区只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性概念，社区公共性的其他维度也就无从产生；社区意识反映的是社区居民与所在社区的情感性联系，是社区的灵魂与粘合剂；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民品质，反映了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际作为，是社区公共性的核心。参考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将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评价社区治理绩效的指标。研究框架图如图1所示，本研究认为：（1）社区交往水平越高，居民的社会联系越密切，越容易提高社区治理绩效；（2）居民的社区意识越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越强，社区治理绩效就越高；（3）社区公共精神越强，居民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越强，社区治理绩效越高；（4）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高，社区治理绩效越高。（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5月至7月进行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Q市各区经济发展状况、社区类型特点与人口结构，选取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行政区；第二阶段，按照立意抽样法，依据不同的小区类型抽取12个社区；第三阶段，根据社区居委会提供的小区名单进行随机抽样，一是在居民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调查；二是在居民下班或周末休息时段进行调查。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345份，回收有效问卷1280份，有效率95.16%。另外，为提高数据质量，在问卷调查的初始准备阶段进行了资料分析前的逻辑检查与试调查，采用较为合理的抽样方案，后期资料分析阶段保持客观中立性，以期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
（二）变量界定
1.因变量：社区治理绩效
我们通过17个题项来测量社区治理绩效：Q1卫生环境、景观绿化、噪音污染控制；Q2 车辆管理及停车；Q3治安与秩序；Q4流动人口、群租管理；Q5社团活动开展；Q6事务公开化情况；Q7干部素质；Q8基础设施；Q9便民利民服务；Q10老年人服务；Q11青少年服务；Q12文化活动宣传与活动开展；Q13医疗卫生服务；Q14宣传栏更新率；Q15社区干部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回应性；Q16社区工作者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Q17总体上看，社区为民办事方面；答案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129%。运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社区服务满意度”和“社区管理满意度”因子，并依据方差贡献率合并为“社区治理绩效”因子。
2.自变量
第一，社区交往。为了测量居民社区邻里交往的程度，我们设计了4个依次递进的题项：Q1与邻居见面经常打招呼；Q2与邻居经常相互交换意见；Q3与邻居经常相互登门拜访；Q4与邻居经常互帮互助；答案从“从不”到“经常”分别赋值为1－5分。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区交往”因子（KMO值为 0.789，Bartlett球型检验P＜0.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8.693%）。
第二，社区意识。我们设计了9个题项测量社区意识：Q1小区中大多数是好人而且是友善的；Q2小区中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Q3小区居民关系总体感觉是和睦的；Q4小区是我家，人人都爱她；Q5很喜欢自己的小区；Q6小区成员都应该关心小区发生的事情；Q7有问题影响小区居民，大家都应该一起解决；Q8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Q9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答案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1－5分。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区认同”与“社区凝聚力”因子，合成为社区意识因子（KMO值为0.877，Bartlett球型检验P＜0.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464%）。
第三，社区公共精神。我们通过11个题项来测量社区公共精神：Q1带宠物出门，自己主动处理宠物大便；Q2开车到小区走亲访友，不会乱停车；Q3当看到有人在小区乱贴小广告，有损小区形象时，会积极干预；Q4小区楼道里有乱堆现象，会主动清理；Q5能帮助他人感到很快乐；Q6帮助有困难的人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Q7帮助别人，从长远看也是帮助自己；Q8每个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帮助他人；Q9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Q10只关心和参与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Q11即便社区一些公共事务与自己有关，也不想参加，因为总会有人出面；答案从“完全不认同”到“完全认同”分别赋值为1－5分，其中Q10、Q11进行反向赋分。主成分分析得到“普遍互惠”“利他主义”与 “公民意识”三个因子，合成为社区公共精神因子（KMO值为0.855，Bartlett球型检验P＜0.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843%）。
第四，社区参与。我们通过10个题项来测量社区参与：Q1参加公益慈善类社团组织；Q2参加生活服务类社团组织；Q3参加文体活动类社团组织；Q4参加权益维护类社团组织；Q5参加教育培训类社团组织；Q6参与居委会选举；Q7参与社区举办的活动；Q8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Q9参与社区公益捐赠活动；Q10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讨论。其中Q1－Q5为二分变量，通过加总转化为值域0，5的定距变量，Q6－Q10按照“从不参与”到“经常参与”分别赋值为1－5分。主成分分析得到“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两因子，合成为社区参与因子（KMO值为0.855，Bartlett球型检验P＜0.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843%）。
3.控制变量
将性别、年龄、户口、学历、职业、月收入、婚姻状况、小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其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将部分控制变量进行二分处理：女性为“0”，男性为“1”；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外来人口为“0”，本市人口为“1”；在职为“0”，无业、失业人员为“1”；商品房小区为“0”，其他小区为“1”；未婚为“0”，已婚为“1”。另外，将年龄分为5段：第一段为30岁及以下，以10岁为间距逐渐增加，到第5段为60岁及以上，5 个年龄段赋值为1－5分；月收入分为8段：第一段是2000元及以下，以1000元为间距逐渐增加，到第八段为8000元以上，八个收入段赋值为1－8。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利用SPSS24.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方面，Cronbach’s Alpha值为0.919，每个因子的相应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的测量，一方面对量表中每个题项的设计反复征询了有关专家和社区工作者的意见，试调查后还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应当说，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另一方面，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的取舍标准为＞0.5，这意味着量表的收敛效度较佳。综合来看，本研究的问卷数据信度与效度均通过检验，符合标准。本研究将社区治理绩效作为因变量，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之前，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与自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7，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746，表明残差序列相互独立，不存在自相关的问题。模型1考察个体层面的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2－6考察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6为全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4个变量，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四个变量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模型6拟合度较好，调整后判定系数（Adjusted R2）为0.185。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1可以看出，学历、收入对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户口、职业、小区类型与婚姻状况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学历与社区治理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β=0.074，p＜0.05），说明高学历并没有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反而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社区治理绩效（即居民满意度）降低0.074分。陆晶婧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可能与学历越高的人对于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有更高的期待相关；收入与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β=0.019，p＜0.05），说明居民收入的增加会降低对社区治理绩效满意度，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降低0.019分。这与孙小逸、黄荣贵在对上海市社区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地位水平较高的居民对居委会的社区服务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社区交往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2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交往。结果表明，社区交往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1.147，p＜0.001），社区交往度越高，代表着居民邻里关系越密切，社区治理绩效越高。且社区交往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1.147分。社区意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3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因素后，加入社区意识。结果显示，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1.261，p＜0.001），社区意识即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社区凝聚力越强，社区治理绩效越高，且社区意识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1.261分。社区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4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公共精神。结果表明，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0.667，p＜0.001），说明社区公共精神越强，体现为居民在遵守普遍互惠规范、具备利他主义精神以及公民意识方面表现越好，社区治理绩效越高，且社区公共精神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0.667分。
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5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参与。结果显示，社区参与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892，p＜0.001），说明社区参与度越强，社区治理绩效越高，社区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0.892分。比较公共性的四个维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模型6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同时加入四个自变量，结果表明，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四个变量与社区治理绩效都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正且p＜0.001），进一步分析四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以比较各变量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社区交往为0.160、社区意识为0.242、社区公共精神为0.152、社区参与为0.263。可以看出，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最大，其他三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依次是社区意识、社区交往、社区公共精神。第一、社区交往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的社会属性要求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居民之间，必须通过交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社区形成的前提基础。在孙立平教授看来，“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必不可少的基础”，否则社区就成了纯粹的地域性概念。邻里互动不仅能够形成居民之间的互惠关系网络，还有助于增强居民之间的紧密感、情感支持与社区意识。美国建筑与规划专家道格拉斯·凯尔博指出，“邻里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邻里的城市无论多么美丽，都将是缺乏凝聚力和不适宜居住的城市”。社区邻里网络具有的“平等性、同质性、小规模、频繁性”特点，促进了社区居民有关个人信息的传播，使每个人对他人行为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居民的社会交往对于构建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而且是基础性的。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越丰富，社区治理绩效就越高，已被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社区居民的邻里交往越频繁、交往程度越深，社区的交往网络就越密集，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就越高，社区治理绩效越高。第二、社区意识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作为共同体，其核心是承载情感的。社区意识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应有之义。社区意识是“一种社区成员所拥有的归属感，一种成员彼此相关及其对团体都很重要的情感，以及成员通过彼此的承诺而使需求得到满足的共同信念。”社区居民社区意识越强，心理上就越会产生对社区的依恋和归属，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越高，社区治理绩效就越高。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会影响其社区参与的意愿和行动，已被多名学者所证实。因此，提高社区意识，提升社区居民对其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社区凝聚，对于促进社区治理的韧性、提高社区治理绩效，促进社区内生性生长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社区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公共精神反映的是在个体处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态度。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即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目前社区居民之间的很多矛盾冲突以及社区治理问题，如小区乱停车、乱贴小广告、乱堆垃圾等，都是源于很多居民仅仅考虑自身利益，无视或不顾他人与公共利益所致。如果社区居民都能够遵守“普遍互惠”规范，就会有利于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另外，在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上，出于搭便车心理，人们总希望别人出头露面自己坐享其成，因而导致社区居民公共参与不积极；而公民意识的增强使得个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上采取积极的态度，遏制投机与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形成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社区治理绩效提高。以上研究证实了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正相关性，也即社区公共性的增强有助于社区治理绩效的提高。事实上，社区公共性既是实现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基础性社会支撑，也是克服社区共同体困境、回归社区本质的价值依归。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导致社区邻里交往减少、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缺失及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影响了社区治理绩效。尽管随着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社区公共性逐渐增强，但是由于其社会性与基础性的地位，其成长与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一方面基层政府要“透过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建立，让居民参与地方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重构政府在社区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由专业社会组织引导居民开展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鼓励居民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重塑新的共同体和社区精神，让社区内生的力量逐渐成长并壮大起来，成为社区治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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