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回顾上篇可点这里：作为听障口语青年，我们是如何与偏见斗争的？
2.听障口语者的现实生活情境
融合性政策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改变了残障者与健全者彼此隔离的局面，拉近了双方的物理距离，为教育融合、就业融合乃至社会融合奠定了基础。但物理距离的缩短未必能拉近二者的心理距离，两个原本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突然在物理上临近对方，有可能产生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体验[1]。“我觉得是因为听力不好产生了一种排挤，你回答问题的时候、答非所问的时候，别人会说一些带有恶意性的玩笑（D2-1-4）。”当听障口语者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穿梭，和融合与障碍并存的情境因素发生互动时，他们的主观感受发生了波动。D4在学习生涯中，对听力障碍的看法经过由“让别人佩服我”到“没有优势”再到“平和接受”的变化：“其实小时候想的比较简单，听不好就听不好吧，你好好学习呗，就觉得听力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还可以，也是因为听力这个情况，就一直被当成榜样，我觉得对我来说听力也没那么糟，还能让别人佩服我。但是到上大学之后，这种优势没有了，就觉得还是（因为）听力不好，听力好（的话）得有多好啊，可以有很多乐趣。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这种心态彻底就变成平和了（访谈资料：D4-1-40）。”听障口语者也发挥能动性去改变情境，包括前文提到的申请与争取政策资源，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如D1、F4通过自学考取了非所学专业领域的职业资格证），总结与锻炼人际沟通技巧（如D1总结接打电话的技巧）等。J3和J4在小学二年级时考到“双百分”，间接促成地区特教中心在该小学的落户：“当时我们期末考试考双百分，整个学校都轰动了，区特教中心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成绩，于是成立起来了。这样我们得以参加各种活动，让我们代表学校发言。可能和老师、嘉宾打交道多了，让我们变得自信、开朗了（J4-1-7,9）。”J3和J4的这段经历表现出个人能动性与情境的相互构建，个人的表现促进了情境的改良，改良后的情境进一步丰富个人认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但总体而言，现实生活情境对听障口语者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对情境的影响，导致其主观感受在融入与隔离、积极与消极之间波动。2013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2015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布局“提网速、降网费”，不仅把它看作给老百姓“发红包”，更强调“提速降费”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意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即时通信、网络新闻、网络购物、网络外卖、网络支付、网络视频和在线政务的用户规模均有所增长[2]。针对残障者的信息服务供给薄弱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一项短板，《“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构建面向包括残障者在内的特殊人群的信息服务网络，缩小“数字鸿沟”。听障口语者的网络生活通常是从查询信息开始的，包括查询关于听力的知识、关于助听辅具的知识，以及与自身权益有关的政策等。J3就是从网络上查到外语听力免试政策：“自从上初中，我就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政策，所以我自己上网查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然后有一天我查到北京青年报上说听力障碍的学生可以申请中考政策，我把网页保存下来给我妈妈看，她就给区教委打电话咨询，他们说帮我们查查看，这么着，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J3-1-16）。”J3的这个经历反映出信息技术有助于打破个人与体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的可及性。J2则把信息技术用于打破求职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她在换工作投简历之前，会先在网络上查看该公司的企业文化：“搜索（招聘）信息的时候，我会注意这个公司有没有包容性的文化，实际上我进的公司都是我确认它有包容性文化的（J2-1-31）。”随着腾讯QQ、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工具的发展，一些听障口语者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并相互结识，逐渐形成一批互助型网络社群。J5加入听障者网络社群的契机是想向参加过托福考试的人取经：“那段时间考虑出国申请学校的事情，托福听力考不过，想问问别人是怎么弄的（J5-1-5）。”在交友和互助功能之外，一些听障口语者网络社群也逐渐发展出自我倡导和社会倡导的功能。对于听障口语者而言，网络生活的便利性在于，一方面不像现实生活那样依赖听觉器官，另一方面又可以缩短社群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随着网络社会各种功能的日渐丰富和信息无障碍的日益普及，听障口语者在网络生活中的障碍感逐渐消弭。在网络生活中，听障口语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工具与其他残障者建立社群，分享基于共同经历的共享价值，从而在互动中建立新的身份认同。D2谈道：“（在与健全人交流时）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掩盖困难，或者很多东西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像我和（同样情况的人）交流，我出现过的（困难），你可能也出现过，非常容易达到一些共鸣（访谈资料：D2-2-2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中信息庞杂且参差不齐，浏览者可能会因获知某些信息而陷入情绪低潮。J2的听力是渐进式下降的，她曾因上网查询到自己听力的前景不佳而感到挫败：“我查过，我这种情况实际上听力不一定保留得住，大部分（人）实际上都保留不住。处于这种可能哪一天会丧失听力的情况下，我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觉得自己怎么努力，完全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J2-1-15）。”这个现象说明，社会服务需要从残障者的现实生活延伸到网络生活另一方面，听障口语者也在网络生活中发挥能动性，并将网络世界的交往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在一次公共聚会上，一些参与者互相称呼着彼此的网名相认，三五成群，热烈地聊天。这是他们自网上交往以来期待已久的第一次碰面，四个小时的活动时间结束后，很多人在门口依依不舍地拥抱和道别。一些人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参加完聚会再连夜坐火车回去（田野笔记：F14）。”此时，由网络生活形成的社群关系回到生活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构建出一个真实的社交群体，借由该群体成员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互动，进一步影响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认同，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远和社会隔离[3]。这种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交错并存的局面，尽管个人的能动性作用仍然弱于情境对个人的规定，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空情境的转变。J5在过去的求学经历中习惯把助听器遮挡起来，直到加入听障者网络社群后才“想明白没必要遮掩”。她认为这一改变对他的现实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以前还要掩饰一下自己（的助听器），这个要花很多精力，而且听不清，得靠猜，容易猜错闹笑话，所以不太喜欢交流，每次交流都像打仗。现在就轻松多了，有时候还挺享受的（J5-1-6）。”听障口语者的身份认定困惑主要来自与传统观念中的“聋哑人”形象的对比。传统观念认为“聋哑人”既听不到也不能说话，但我国已通过普遍开展学前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为贫困聋儿免费佩戴助听器并补贴康复训练经费，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及术后听力语言训练等项目，结束“十聋九哑”的历史[4]。这些既听得到也会说话的听障口语者面临的身份认定危机是：我是谁？一方面，目前的助听辅具补偿能力还无法让他们在听能上与健全人完全一样，他们在某些情境中仍然存在听不见或听不清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在口语表达上存在一定的“病理腔调”，他们常常被他人误认为是“感冒了”或者是“外国人”（D1-1-3）。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听障口语者表现为拒绝接受“残疾”身份，也容易出现自我怀疑心理。D2谈道：“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自己听力不好，像是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福利（指残疾人乘车优惠），这种福利我基本上没用过，就是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访谈资料：D2-1-8）。”更多人的身份认定是随时空情境变化的，当个人与情境互动不协调时，他们倾向于像D2一样否定残障身份；当个人与情境发生良性互动时，他们更倾向于像D4一样接纳残障身份：“现在我觉得虽然我听力不好，我就接受这种情况，谁也不是特别完美的，在听这方面可能不会有多大进步，别的地方还是可以提升的（访谈资料：D4-1-40）。”污名化是笼罩在听障口语者生活情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成为他们否定残障身份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J2所说：“其实（残疾）这个词是因为社会偏见也好，还是因为太多的歧视也好，真的是感觉很低人一等的。我觉得我听力不好，确实我心里边也认为我是残障人士，但我听起来仍然觉得不舒服（J2-1-17）！”污名是指那些带有贬义色彩的特征，它能使拥有这种特征的人感到“大大丢脸”[5]。残障身份的污名是由残障特征所带来的刻板的、虚拟的社会形象，与残障者真实的、能够为事实所证明的特征之间的差距所构成。随着残障者与健全人融合程度的加深，那种刻板的、对于残障身份的想象在残障者与情境的互动实践中逐渐被打破。J3和J4由于小学时成绩不错，因此经常被老师拿来当做激励其他同学的学习榜样：“老师在同学面前维护我们，说我们听力不好，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成绩）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给同学们灌输这样的意识以后，小伙伴们再也没有小看我们的意思。再加上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看书，小伙伴只要有不认识的字就拿我们当字典（J3-1-10）。”
经过这种被污名与去污名的实践以后，一些访谈参与者就残障身份标签本身的意义进行反思。在D1看来，残障身份标签是按照健全人的标准来设定的，事实上残障只是一个人的特征之一，而不是全部特征：“残障并不能束缚我们什么，但是也要承认，残障在有些方面真的是有障碍的。我这两年在思考，我这么累是因为我只用回归主流社会这样一个标准去要求我自己，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每个人的发展应该是多元标准（D1-1-12）。”D1的反思直指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社会融合目标的争论：同化或是多元？在同化论看来，社会融合是弱势群体接受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适应主流社会各种情境的过程。以听障口语者为例，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这种主流文化，在听力、语言、学习、工作等各项能力上努力向健全人看齐；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回避自身由于听力损失带来的局限性，使自己陷入“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与“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社会”的身份冲突之中。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融合的多元论视角，它强调文化多样性，认为社会融合是各种文化与价值观相互适应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促使“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6]。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要对情境中的另一个主体——健全人提出要求，健全人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被残障者当作“看齐”的标杆，他们也应当成为社会融合的行动者之一，主动倾听、学习听障者乃至各类残障者的独特文化，进而加入到无障碍环境建设当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恰当的合理便利。多元论视角也有助于听障口语者平衡主流文化与自身独特文化的关系，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统整。本文从“人在情境中”理论视角出发，以青年听障口语者为例，可以看到残障者与时空情境的互动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一方面，现实生活情境中融合与障碍共存的现状，导致听障口语者的主观感受随时空情境变化而波动；听障口语者能动性地影响着他所处的情境，但两者的相互作用是非对称的，情境对个人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网络生活情境中，听障口语者从自助走向互助、从自我倡导走向社会倡导，并将这种网络社群关系带回到现实生活，产生新的心理体验和社会行动。因此，在不同时空情境下听障口语者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不确定性，在接纳与否定、褒义与贬义之间摇摆。这种不确定的身份认同也对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从残障者单方面融入社会，过渡到多元主体间的相互融合，使有障碍的情境成为无障碍的情境。本文基于多元论视角下的社会融合框架，就社会政策、社会服务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著,张祖建译.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05-206.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2-28)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56/201902/W020190228474508417254.pdf.
[3]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J].学术月刊,2012,10:14-23.
[4]程凯.我国残疾人康复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8,3:201-205.
[5] [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
[6]悦中山,杜海峰,李树茁,费尔德曼.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J].公共管理学报,2009,2:114-121.
此文上篇：作为听障口语青年，我们是如何与偏见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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