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原文,悟初心丨杨钟健:科学家是怎样长成的?

科学家是怎样长成的？

纪念葛利普先生逝世二周纪念作

（一）引论

说黄种人在人类进化程序上比白种人低，甚或举些似是而非的事实，说中国人脑量比外国人小，而断定中国人在科学成就上应该不如外国人。此等妄论，即明白的外国人亦不置信，中国人当然更不服气。此时代早已过去。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在内，在智慧上，在能力上，一样的可与外国人（主要白种人）相同，一样的可胜任任何科学研究的工作。

我用不着远徵古人，或外国非白种人的科学家，我只就我们这一代所亲自看见的许多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他们即能在很短期内，做出头等的科学贡献。活着的人，我不举例，以免有标榜之嫌。像死了的赵亚曾，在大学毕业后，短短五年之内，做出六七种古生物学专著，其中一部分，至现在还是在世界古生物学名著中不少逊色。又像死了的计荣森，也没出过国、留过学，而所著的古生物学文章率多为标准作品。可惜其成名大著泥盆珊瑚未能及身完成。所以中国人能做科学的能力，绝对不容否认。地质学如此，其他科学亦然。在我们这一代中，都有不少的杰出人才。甚至于我们可说有许多中国科学家，其天分才具还在其外国同行同年之上。随便在任何科学门类中，都可找出例子。

但中国科学，虽然发展了三十多年，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重要缺点：

第一，我们虽然在各门科学中，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一般平均起来的水准，绝对不如人家。就拿地质来说，我国全国地质人才的总平均分数，无疑的远在他们之下。拿一个任何单独的机关来比，也是如此。机构不如人，组织不如人，合起来的成绩也不如人。虽然有少数杰出之士，只成了点缀太平的花瓶；谈起整个科学的进展来，还是一筹莫展。其他方面即如中国的官吏也如此。官场中诚不少一二竭诚奉公之士，然大多数甚不满人意。这当然不能说中国人不如外国人，这其间显然有其他原因。

第二，我国虽然在科学界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在每一科学部门中，养不出真正的权威，或者一代大师，像葛利普先生那样人才。我们需要头等的科学家，我们需要我们的每一门科学，均能像个样子进展。但我们尤需要每门科学，能出一二位大师。实在讲起来，我们现在的缺点，同我们缺乏真正的大师，有其因果关系。试想以一个像葛利普先生的外国大师，来到中国，不到数年立刻起了领导作用，使我国毫无根基的古生物学，有了根基。假使每一科学，真能有一二位大师，则其所起作用，必然可以弥补这里所说的缺点，至少可以减少这些缺点的严重性。何以我们养成不出若干科学家的大师，既不是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又不是这些有资格为大师的人不努力，当然尚有其他原因，可无庸置疑。

葛利普先生与其在中国科学界之功绩，知者甚多。光阴如流，葛先生逝世，忽届二年。而二年以来，中国之古生物学研究，因受环境影响，始终不能步上按步就班、平庸推进之途，当然更谈不到发扬光大、急起直追的善境。我因而联想到中国古生物学，绝不能因葛先生之逝，而随之俱泯，又想到中国科学界之缺乏大师一类的领导人物，亦正如葛先生之在古生物学界。一个科学家是怎样养成的？一个科学界大师是怎样养成的？这些问题，需要合理的解答，从而可知我们的症结所在，才能予以革除，而步上真正的科学建设之途。今我所言，自然只能代表我一个人之意思。但蒭荛之献，或者是国内科学界所乐于接受的。

（二）论我们何以总平均不如人

为探本溯源计，我们先讨论上所提及的第一个问题。这个至少又牵涉到几个基本问题。试一申述：

第一，是大环境当求改进，自然总平均分数可以提高。譬如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虽然有不少杰出人物，而平均起来，距人家相差甚远。理由是我们的人大多数还是文盲，连字也不认识，更谈不到基本的国民教育。我们中国人，尽管有些像《红楼梦》上妙玉一样的清洁，但社会卫生环境，和大多数人的一年换不了几回衣服、一年洗不了几回澡，当然卫生的标准，十分低落。科学界也一样。我们至今不能树立良好的科学环境。就地质学来讲，我们仅有的几个大学地质系，设备多很简陋，有的连教员也请不到，书籍很少，实习的标本也没有。在如此情形下，如何能希望有大量的好学生培养出来！其有一二杰出者，真是靠个人的天分与努力，绝不是大学校教育的成功。出了学校大门，进了地质机关。而这些地质机关，有的也不比大学的设备高明多少，而官场习气，则比大学更甚。弄得有志之士，吃不到羊肉，染了一身羶臭。这些人或者是缺乏人领导，或者是限于图书，或者是限于室内设备，或者外出工作限于经费，都弄得只能做些普通的工作，他们的才具，本来有十分，然在如此境况下，只能发展一二分。于是乎有些流于失望悲观，对现状不满意。有的人责备他们，其实他们很冤枉。他们应该责备别人，才较为合理。所以科学工作的大环境不能改进，是不能希望一般的提高的。

第二，新精神的缺乏。现在因对于胜利后的美丽梦境，为冷酷的现实所打破，心境都是悲观的。这影响，当然及于青年科学家。换言之，即一般人缺乏一种新精神的鼓励，因而或多或少表现出萎靡不振的气象，因而成了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的景况。造成如此悲惨情形的原因，实不能单责环境，个人亦应负一部分责任。胡适之先生谓青年须要有梦境。就是要有一个未来的理想目标，努力以赴，不能单拘圄于现在不满意的现状。说得再具体一点，此梦境在学科学的人尤为需要。科学研究，最要紧要有大胆的假设，也就是一个梦。此假设之成立与否，需要从各方面来证实或否认。这末一来，兴趣立至，虽在不良环境中，也可有作为，至少可不至全无作为。这一点看似不重要，但在一个人的心境上，至为重大。一个人做工作的主动或被动，全在此一点。如有有兴趣的未来，大小梦境工作，可以发生兴趣，也就不难勇往直前，有居陋巷而不改其乐之乐。倘若无此梦境，则签到簿上签名，也为人家看；室内作文章，也为人家作；出外调查，也为了应付差事；全为被动，意境尽非，自然会兴致索然，也就不会有远大的成就。所以我所谓的精神，也就是梦境的精神，为我国科学界总平均分数提高的主要条件之一。

第三，乃是恒心的重要。天才的科学家，是很少的。即有，也只限于少数特殊之士，绝不能责于一般人。而且即就是天才科学家，聪明绝顶，也须要恒久的做去。如浅尝辄止，或半途改行，或分心他务，则至多也不过做一两篇好的文字，对科学有一些贡献，也还不能成一科学家，尤其不能成一够标准的科学家。科学工作，每一门类，浩如烟海，问题之多，无有止境。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许多问题连序发生。科学家之工作为解决问题，而问题永远不完。科学家之工作兴趣，亦即在此。科学家而不能连续工作，只能算业余科学家，不能算真正科学家。真正科学之发达，自不能委之于业余工作的人。进一步言，虽资性平庸的人，如能继续不断的工作下去，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积之既久，也可以成为大科学家。一人如此，集团亦然。譬如德国人的才具秉性不比其他国人士更高明，就因为德国人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牛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奇癖，每遇一问题，必不怕麻烦，探本求源，悉心探讨，因而德国的科学水准，也显得特别高。所以聪明与天才，可以增加科学家的工作能力，但不是必须的资本。必须的资本，乃是日新又日新的持久精神。任何人有此决心，即可成为科学家。葛利普先生也具有德国人血液，也不是什么天才特殊的人，特殊的乃是他自出了学校四五十年，一直在地质古生物的问题上下工夫，直到临死也是如此。中国学地质学的人士，据粗略估计，自北京大学首有地质系毕业人才起，加上地质研究所毕业的人，在外国学地质的人，再加上以后各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人，总有一千之数。然目下在地质界实际做工作的人，至多不过上数的十之二。那十分之八的人那里去了？自然多数是改行，至少不能连续工作下去。倘使所有习地质的人，均能连续工作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国地质界的发达，又当是如何的场面？地质如此，其他科门，更可想而知。因为一般人视地质是在中国比较发达早而进步速的一门科学，其现象尚且如此；其他科学部门之许多不能连续工作现象，当然至少相同。

无良好的环境，少梦境的精神，没有持久的历史，自然比起来不如人家。因为这三点在一般的上轨道而科学发达的国家，都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反其道而行，当然落后。

（三）论科学大师的养成

上面所说的那三个主要条件，不但是养成科学家的必要条件，为科学要到基本水准的起码需要，也就是养成大师的先决因素。没有一个大师，不在科学工作优良条件滋养而成；也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他新奇的更伟大的梦境；也没有一个大师，不是皓首穷经，有假我数年，可以学易的精神。葛先生在美国时，于大学毕业后，即在其本国的良好的地质机关工作；到中国后，用地质调查所的材料，兼在北大教书，也有许多便利；可以说有良好的环境。他作学问，常有许多新奇理论，如关于人类起源，他主张系自中亚细亚而来，固然以后证其不可靠，然其大胆假定，则有助于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推进，可以断言。他晚年倡脉动学说，也是一个美丽的梦境，直到他死，他还相信他的学说，过二三十年后，必可为世界地质家承认。他的持久精神，更不待说。我们在北平时，他常在家中请客。请客谈笑，饭后聊天，不到三句，就说地质或古生物方面的事，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平时可想而知。所以即以葛先生而言，乃是三者具备的人。

但是葛先生不止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为一门科学的一位大师。大师与杰出的科学家不同。杰出的科学家，只可对其所习科学，有了不起的贡献，而一门科学的大师，则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他可以对所习的科学，有结束以前人工作的能力；对未来青年，有循循善诱的雅量；对一门科学有只手推动的功能。此等我们目前最需要的科学大师，在中国尚不多睹，比杰出的科学家尤少。一代大师，对于一门科学之命运有了不得的关系，比科学的平均成绩尤为重要。因为有了科学大师，平均分数虽低，而不久可望增加。如无大师，则连低的分数，也可降而为零。少数杰出人才，也自有其山穷水尽的时候。

但是科学大师的养成，除了上述三点以外，还要靠许多优越条件。有些靠科学家本身的素养，有些赖客观的必要设备，今只能归纳起来，就下列数端，一为申论：

第一，科学大师需要高尚的素养，本人必须意志纯洁，以发展科学为己任，无有其他功利杂念，更不容挂羊头卖狗肉之行为。在道德方面，至少要修养到一种境地，够做一君子风度的贤人。要态度谦和，处事虚心，对科学研究，以真理为依归，不固执成见。对同事能和好相处，有容人之量。但对是非关头，不能像好好先生，随便迁就，而肯据理力争。对新进青年，能有热诚指导的耐心，循循善诱。凡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也就是一个伟大的做人模范，不仅其学问可为人尊仰，风度也为人尊仰，所以才能称得大师。这些人之使人佩服，不只是靠他们的学问，更不靠他们的地位或权威，而是有一种潜在的自然感召力，使人心悦诚服。大师地位的造成，不是勉强得来，而是自然获得。地位到了，不受也不由你。地位不到，勉强求之，也是枉然。回忆多年前北平豆芽菜胡同的葛先生寓所，无形中成了北平一个文化中心。每日来人不断，有他的上司，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同事，有他的同行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也有虽不同行而同为科学工作者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无论什么人去，他总是满面春风。无论什么人请教，他总是悉心教训，有一种说教的精神。谈天也好，论学也好，全在一种和蔼可亲的空气下。这里没有阶级，没有主属，甚至于没有老幼。他从来不拒绝人的请求，他以助人为乐。他替人改文章，而文章上不一定有他的名字。总而言之，大师要以德服人之成分相当之多。所以一个伟大科学家，也就是人生到最高境界的一个完人。完人成分越高，大师的光芒越大。

第二，大师的养成，固然靠他的道德方面的素养，而他本身对科学的工作，究竟最为重要。谈到工作，就不能不有一种方便，大凡上述的科学的杰出人才，无不有成为大师可能，可以说是大师的候选人。然而细查科学界杰出之士，有的不久蔚为一代大师，有的虽也努力不倦，而往往终其生只为一个科学家。这其间就要看方便为何人获得，何人可以成为大师的希望就特别大。我这里所谓方便，与上述的大环境不同，大环境可以同时好的，或同时坏的，而方便与否，则有时不尽相同。譬如在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其做科学工作的大环境，同时很好，而只出了沃士朋和葛雷高两位大师（此只就古生物学而言）。其理由就是因为这二位有了方便，而他人无之。我们知道一个大师的养成，需要许多优越条件。同是标本，一到实验室，他有首先研究的便利。有一个科学上很要紧的计划（譬如中国南方巨人化石的追寻），别人虽知道，而无法推进，他有方法推进，使成事实（如由沃士朋的哺乳类发见于亚洲的理论而组成的中亚科学考查团）。在实验室中研究，须要许多人协助，别人无之，而他有。须要许多便利，别人无之，而他有。据说沃士朋在世时，研究化石的屋子有五六个。每一个有一特殊问题和其标本，也有人在其领导下工作，所以能以一人之力，做许多人之事。葛先生在美国时候的情形不提，单就他到中国后讲，在中国科学环境那样不景气的情形下，他因外国人的关系、身体不良于行的关系和他已有的成就的关系，他得了在那时无人可与比拟的便利。他要书，单子一开，有人替他找出，为他送去。化石的修理，标本的编号，文章的抄打，都有人替他帮忙，而他家中还有女书记替他办理一切。一个专家，须要许多人帮忙，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倘使葛先生在中国，也照现在中国大多数科学家，名为做科学工作，而实际上以公务员的姿态，应付一切，更谈不到要求一切。则葛先生之为葛先生，至多也不过一年出几篇文章的科学家罢了，岂能蔚为一代大师。

第三，科学大师之世界性，也十分重要。本来科学无有国界，中国大科学家，也就是世界的大科学家。科学上的问题，都是真理的追求。然而此等真理追求，往往需要世界性的研究。此在中国，一时实在办不到。中国的自然科学家，能把在中国发见的一些标本合理的记述出来，已算上乘。如要把全世界相关种类，做澈头澈尾的比较研究，能有新的理论与见解，实为数甚少。此非中国科学家不行，实在由于我们莫有充足的图书馆，没有随时可以借到的比较标本。就自然科学讲，世界上标本中心，不在欧洲，就在北美，他们每研究一门类，做必要的旅行，去考证他所要研究的材料，或借来研究，也容易办到。中国仅有的图书设备嫌不足，而标本的研究，尤为困难。在如此情形下，中国科学家有先天的困难，不能，至少不易，养成为大师。葛先生来华时，其学力即已成熟，他自己就是一活的书库，又把他私人的收藏带来，又加上地质调查所的书，所以他能继续工作下去。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经验，也表示在中国做工作之不易。抗战期间在云南找获的卞氏兽，经我鉴定，断定为和南非同年代的三瘤兽相近的化石。那时此兽在系统上归于哺乳动物。就我的标本所保存的样子来看，也当然以之归于哺乳动物。同类化石中，可与此标本相比者，在中国可以说一个也无有，我更不知道战事期间英国关于此类化石的新见。等到了美国，才知道有新的事实，证明这一类化石，应归于爬行类中最近似哺乳动物的一类。本来是一个惊人的大发见，经我们一弄，至少外国人分了一半的功勋，岂不可惜。所以在中国做工作，实有先天的限制，很不易养成头等科学家。

以上所说的几个条件，有的要反求诸己，然有的又非一己力量所可达到。我国从事科学工作三十余年，到现在不能有几个像样的大师出现，实在不是我们能力不够，乃受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四）结论

在现在国家这样情形下，谈科学家的养成，乃至科学大师的养成，毋宁为一种白天做梦。纯粹科学研究，尽管有人力竭声嘶，认为重要，尽管政府也以提倡科学作为施政口号，然不幸一切完全为冷酷的现实所打破，成为一种可笑的讽刺。目下大学的教授、在研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一月收入，不足其一家之温饱。大学教授所领的一百万元的所谓研究费，一些机关人员所领的三十万元的办公费，谓其可以贴补日用，多割几斤肉吃则可以，若说可用以研究或办公，恐发此钱者自己也不肯相信。人类什么都可以平等，但是智力不能平等，造就也不能平等。而现在在中国苦学，成为科学界勇士也好，外国苦学成为科学家也好，他们半生辛辛苦苦，从事研究工作，为人类求真理、为社会增进文化、为国家争光荣的科学家，其待遇尚不及一银行之事务员，甚至不如一苦力之三轮车夫，如此情势，谈什么养成科学家！更希望什么科学大师！

就科学机构讲，现在任何研究机构，自中央研究院以至各省地质调查所、科学教育馆等都是苟且偷生尚可，发扬进展为难。仅有的费用，往往不够开销水电。以如此情形，要他们对研究科学的人，肯予以便利，肯帮忙，真是缘木求鱼。然而就研究的人言，个个感到不方便，进展为难，要求设备办不到，要求增加收入不可能。为了研究，不惜低声下气，向人叩头，然而所说的反响，仍是无有办法，自然谈不到进步，甚至消沉。就各研究所机关的立场言，我开门营业，已是不易，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汝等尚敢奢望其他！一方面觉得外界不但不帮忙，反有阻止发展之意；另一方面觉得我已尽最大努力，如何吃力不讨好，因而造成不协和的危险。当然也影响到科学整个的发达。此实今日中国科学界之大危机，凡稍留心者，类能道之。

旷观全世科学之能真正为政府为社会为人民所重视，实无过于苏联。即以美国科学在目下之根基，尚不免仍为资本主义社会之附庸。我曾在某处听美国人讲演及国家政治世界大势，他们说“我们利用科学云云”。夫科学家而被用作利用品，其地位可知。我国从政人士，其能真正了解科学家之重要者，百不获一，我尝也听见有人亦有“利用专家”之言。在他们看来，科学家正同他们的流线型汽车、长短波收音机甚至于某机器上一个螺丝钉，必要时用用，以图便利或消消遣而已。然即就此点言，在中国尚不及外国。外国人要利用他们，尚知予他们以必要之扶助。在中国则只知利用，连扶助都没有，甚或不惜摧残之，破坏之，岂不可痛！

但是我们亦不能完全悲观，而仍应鼓起勇气前进。纵观一部科学发达史，实可以说全在逆境中图生存，图发展。科学发达初期，有不少冒性命危险、以身殉学之科学家。今日之情况，不见得比以前更坏。环境固可怕，但人亦可造环境。就连古生物学大师葛先生，也还是订书匠出身。中国科学家之出身，比之葛先生，均在其上。只要有勇气，不会无成就。以上所说的几个养成科学家的条件，和养成科学大师的条件，一方面固要靠环境方面之改良，一方面尤靠本身之努力。但尤所希望的，还是盼望今日能有几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与科学家，高瞩远瞻，能在社会培养出一个比较优良的环境，不要只利用他们，更不要把提倡科学作为对科学的恩典或赏赐，而规规矩矩的导科学教育于正轨。使科学家均能尽力之所及，智之所能，在优良条件下工作。能如此，则不久可望整个科学的平均分数，可以提高，进而可与外国人相比，再进一步，也自然而然能产生的科学大师资格的人。对这些人，也更要爱护，更要使之能尽其所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不只是建国，而是建国的根基。试想以一个外国科学大师，来在中国，不到二十年，尚可以发生如此伟大作用。如中国真能有良好的科学环境，产生出一群头等科学家，又养成了不少科学家的大师，则中国科学，岂能不独立，岂能不发扬！我想现在应该没有人迷信，只请几个外国顾问，即可把中国弄好。一切靠我们自己。中国地质界以后不会再有第二个美国葛利普，应该有许多中国的葛利普。地质界如此，他科亦然。然而科学家如何养成，倒成了大问题。今于葛先生二周纪念，特为一论，所以纪念以往，用励来兹，知我非我，非所计矣。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