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怎样“录”成的?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王阳明——《传习录》”于10月10日晚在央视一套播出。在节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引领观众走进明代哲学家阳明先生的学堂，走进《传习录》这部立志、立言之作，立德、立身之典，解读“知行合一”思想的真谛。节目又通过辛柏青等知名演员的精彩演绎，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人生、“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先贤智慧，以及传承注重实践、实干兴邦的重要理念，在网上引燃了新一轮的文化和情感爆点。对于王阳明，经过前几年的研究大热后，在国内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对于王阳明的《传习录》，国人则相对比较陌生。这是怎样一部典籍？它又是怎样录编而成的？在此，笔者来做下文字的搬运工，对相关资料作些整理，以方便大家对这部典籍有进一步的了解。

 

《传习录》是一部什么样的典籍？

 

根据传统的定义，《传习录》是一部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传习录》共分上、中、下三卷，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全部重要思想的主要表达，和这些思想发生、发展、形成过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传习录》不是阳明先生的作品，而是他门人弟子的课堂笔记，就像孔子弟子的笔记《论语》一样，二者都是语录体，书籍中所记载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师在一对一教学中做的针对性答疑。

 

《传习录》的书名是怎么来的？

 

跟这部典籍的体裁与《论语》同为语录体一样，《传习录》的书名也来自《论语》中的一段话。《论语》<学而篇>中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传习”一词就源出自其中的“传不习乎”一语，意即“老师传授的知识我有没有时常温习”，也有人把“习”字解释为“践行”，意思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要及时付注实践。结合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主旨思想的表达，当初王阳明与弟子在商定书名时，大概率下是希望这部《传习录》著作能实现将王阳明传授给学生的思想观点及时转化为实践，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理想目标吧。

 

《传习录》是怎样形成的？

 

结合相关史料，《传习录》的形成主要有三个过程：

 

1、自明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王阳明的弟子徐爱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并取名《传习录》。但徐爱英年早逝，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病亡，去世时才31岁。第二年，也即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最终形成《传习录》上卷（第一卷）。王阳明另一重要弟子王畿记录了这个过程：“阳明先师《传习录》始刻于赣，盖薛尚谦氏所校定，并徐曰仁氏、陆原静氏所纪，勒为一册。”也就是说，《传习录》上卷始刻于“赣”（即赣南），当时王阳明正“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见证了《传习录》的诞生，并经过了他的审阅。

 （徐爱像）

2、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任绍兴知府，令其弟南逢吉增编阳明夫子与同门弟子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刊印于绍兴，二册，形成《传习录》的中卷。为此王畿又记载：“及师归越，郡守南子元善益以问答诸书并刻为二册，即今所传者是也。”当时，王阳明在绍兴讲学，《传习录》中卷自然也经过了他的审阅，其中的书信还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

 （南大吉像）

3、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减，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最终形成《传习录》下卷。而王阳明早在嘉靖八年（1529年）客死返乡途中，但由于下卷为王阳明最重要的几位弟子所录，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钱德洪像）

在《传习录》的形成过程中，王阳明的两位弟子居功至伟、贡献最大：

 

一是徐爱——《传习录》的首录者。徐爱对于王阳明，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弟子，首先他们是姻亲，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其次，徐爱是王阳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坚定信徒。所以徐爱成为《传习录》的首录者，也是一种必然。可以说，没有徐爱，就不会有《传习录》这部典籍。而师徒两人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正德十二年（1517年），当徐爱病逝的消息传到赣南时，王阳明哭之恸：“天丧我！天丧我！”

 

二是钱德洪——《传习录》的最后定稿者。钱德洪是王阳明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与王畿一起并称为“王学教授师”。钱德洪是《传习录》通行本最后的定稿者和完成者。在嘉靖时期，钱德洪反复搜集、修改和编辑王阳明语录，在充分汲取同门薛侃、南大吉、王畿、聂豹、陈九川、孙应奎、曾才汉等人的不同刻本基础上，吸收被王畿所替换的部分书信内容，增收水西精舍《传习续录》（2卷）本语录，于湖北崇正书院再次增录数十条王阳明语录，定稿了今通行本。可以说，单纯从《传习录》的形成过程看，钱德洪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传习录》到底有多牛？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字：《传习录》被誉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心学圣经”，要想了解王阳明，首先必读《传习录》，以领悟其思想精华。《传习录》堪称“心学”第一书，是我们读懂王阳明，感悟心学大智慧必读的一本经典。

 

也因为如此，《传习录》备受曾国藩、梁启超、康有为、蒋介石等中国近代名人的大力推崇。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先生更是把《传习录》列为“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钱穆先生给我们开了七本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

 

阳明先生曾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说的是“知行合一”。而于《传习录》而言，它不但涵盖了“天下之学”，而且“传而习之”，成为了实践“知行合一”思想的生动典范。

 

《传习录》，中国人的书！

备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