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中国匠心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2021.9.26,杭州)

发布于 2021-10-18 09:39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参加这次匠心论坛的各位朋友：我知道大家主要是来自企业界，非常荣幸能有交流的机会，我借此场合谈一下自己对于在创新发展、升级发展这样一个命题之下，制造业升级发展向上突破这方面的一些认识。自己多年从事研究，书生之见，但是很愿意跟各位交流。实话实说，各位是摸着市场脉搏、在创业创新一线，我是愿意做这方面密切的跟踪者、信息的研究者，热心于在这方面可提出一些参考意见的研究。
我们现在在整个宏观发展大势上，是还没有完成下行过程。在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对这个下行过程，领导人称为是“L型转换”，比喻上，这个英文大写字母L这一竖，是下行过程，但它不能是速度一降再降，必须拉出尾巴来，这个尾巴拉出来了以后，新常态就由“新”而入“常”了——新就是要告别高速发展阶段，而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常就是必须在中高速的这个状态之下，能够争取落在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上，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意图。
这首先是顺应了中国在2010年坐稳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后跟其他经济大同小异的共性规律——到了基数比较高，要进一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必须化解“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牺牲一些速度、追求高质量发展了。这第一重因素决定的，是阶段转换的开始，2010年就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经济起飞又带有两位数增长特征而能表现出来的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速度就一降再降。但是我们经过了调整，地方和企业忍受了阵痛之后，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12个季度的平台状，于6.7%到6.9%的区间，走了12个季度，就是三年之久了，本来是有望来确认 L型转换达到了基本的意愿。但是第二重不利因素来了，美中关系交恶，那个时候美国达到了朝野空前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态度变化。按基辛格博士的说法，中美关系自此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我们现在还处在所谓“贸易战”又带出来科技战、外交战以及带有金融战因素的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当然拜登总统上台以后，美方的理性程度在提高，大家也都有所感受。这第二重因素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向下击破原底线，到了2019年，只有6.1%，当年的第四季度，只有整数6.0%了。接着2020年又出现了第三重不利因素，就是来了大疫之年，我们在抵御疫情冲击过程中，出现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2.3%的低增长速度——但这个增长速度却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案例。今年经过复工复产的努力，上半年要看的最关键的指标，是把2020和2021年的表现，在统计上还原为两年的复合增长率，就是和2019年可比的增长率，我们是上半年达到了5.3%。下半年，我估计季度同比的增长率，会从今年一季度看起来非常高的18.3%继续下降，但是两年复合增长率，三四季度还会往上走些，但是估计摸不到6%，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
这一态势之下，可讨论的问题很多。我们今天要侧重的，就是高质量发展、继续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怎样在宏观层面体现高质量特征而化解我们的结构失衡，提高产能利用率，在微观的方面，一定要让企业真正能焕发活力地活起来，这是一个配套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了。领导人说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改革现在又被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我们致力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间，实话实说，思路方面是有创新的意图，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总结这么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可以给出的启示，愿意突破过去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还是供给学派，他们都认为在供给侧不必特别地在意去讨论结构问题。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反周期；货币主义强调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只要给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量，但是他们在需求侧的意见明显大相径庭的旁边，却都认为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生产要素的流动自发达到优化状态，没有必要由政府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煞费苦心去讨论怎么样使结构优化。其实，在实际生活中间，他们的认识只适合于极少的完全竞争状态。
美国的实践、中国的实践、各国的实践都表明，现实经济生活的场景，一般是非完全竞争，政府的干预和介入也决不只限于总量调节。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延续下来的二十余年间，它供给侧的很多事情，其实做得有声有色，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信息高速公路，那是什么？是美国的产业政策。世界金融危机闹得很凶的新局面之下，又抓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等等。当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去其生产线视察，跟着4.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就马上发给他，支持它突破瓶颈期，这些都是供给管理。很遗憾，美国的实践虽然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它在理论这方面应给予的总结和应有的认识升华，没有体现出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学者不用等，我们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在这个方面按照提炼实践里边的启发、理论服务于实际的思路，提出了经济学应该在供给管理这方面做更多深入研究，支持政府管理部门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对好复杂的结构问题，从而形成了我们的认识框架。中央特别注意到，我们中国要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结构失衡，一定要克服这种结构失衡，那么最后总结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其实就对应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以及判断后边隐含着的理论认识的创新。在具体的解释上，有朋友问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说，我认为他们就是一个概念，但是现在的全称，是在改革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改革表述为三个因素的全称，很清晰地体现了中国现阶段的最高决策层，在科学决策、政策优化这方面，希望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说到改革它是什么？是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把“供给侧”先标出来；制度供给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到了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优化问题，于是再把“结构性”标出来。结构在制度这方面涉及到体制、机制、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公权体系和公民的关系，等等，它的结构优化带出来的是什么？仍然是一个结构方面要求升级发展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的问题，这就是全称概念内含的逻辑关系。所以，三个要素合在一起全称，就是简称的“改革”，但是它在表述上、学术上，是很严谨的。
我们现在企业界为适应这样的一个发展，当然要注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配上各种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两年间，反复强调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讲的是更加积极。
在宏观政策促六稳、六保的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中美关系仍然在影响整个市场上的预期，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开始的时候更清楚了。尽管美国一些极端的说法，似乎是要跟中国脱钩，但实际上总体而言是脱不了的：个别的地方有脱钩的迹象；有些高端的东西，比如芯片，从来就没挂上钩，现在芯片更成为美方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中国卡脖子的它的优势所在。那么另外更多的一些地方，我们可看看2017年年底到2019年年底两年时间段（这已经覆盖了2018年一季度贸易战打响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这个方面，出口值在不同的行业、品类上面排列出来，是图片右侧的指标表现的往下退了多少。第一行是化工产品和金融产品（更多靠近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状态），只下降了0.5%多一点，那么再往下看，家具和玩具下降幅度最高，也就是10.5%，其他的品类，有下降3个点的，有下降4个点的、5个点的，如此而已，这说明的是什么？脱钩这个话夸大其词，更多的是体现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对中国极限施压表现的一种严峻态度。实际上，中美早已经共享一个产业链，而且在整个全球贸易里边，美方的需求，在找什么样的市场去下订单的时候，找来找去很多还是会找到中国，虽然贸易战是使关税成本上升了，但是比较来比较去，很多订单还是下到了中国来。这样大的趋势，短中期内很难改变。我们看中国在入市之年，全球的贸易份额是多大影响？是排第9位的；到了2017年，已明显是第一位，而且已经超出原来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1/4以上，现在这个超出的幅度更大了。这个趋势短中期内也不会改变。处理得好，上述两个趋势会延续到长期。我们企业界，考虑“看大势”的时候，中美关系方面当然也是风云变幻，有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困扰，甚至有的时候感觉使人心惶惶不安，但如果看更长远的前景和看基本盘，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已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美苏滑入冷战是因为经济方面互相无所求、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各贴了一个主义标签，各领一个自己的阵营，一边叫华约，一边叫北约，无所顾忌地对抗，那似乎就得开打（早有先例，一、二战都是说不到一起去，最后矛盾无法解决，以战争解决问题），但为什么这两边打不起来？那么就要说另外一个因素：在人类生产力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进入了核时代，而核武器用于实战，已经有二战尾巴上的实际表现，这个实际表现告诉所有具备理智的人，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动用核武器的话，那就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同归于尽的问题，是人类社会遭受空前的浩劫，很可能就趋于毁灭的问题。那么，就只好冷战。前面那一轮，由于苏联解体，冷战自然而然结束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后来很快变成了多元，中国总量上迅速去接近美国，中国和美国现在的关系中，美方感觉到必须打压中国，这是一个阶段性演变。但在这个演变的同时呢，中美之间早已经共享一个产业链，经济上是你中有我中有你——曹德旺等等中国企业家，在前些年就“跟着产能走”，到美国去投资，打响贸易战以后，他还追加投资，还得到了美国州级和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美国人还拍了很客观的纪录片来反映中国人在那边投资产生的社会影响。美国方面最典型的，是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这个被称为男神式的企业家，在大家都觉得剑拔弩张的局势之下，他觉得机会来了，飞到中国跟上海的市长签约，在上海那边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个工厂后来透露的是投资当量为500亿人民币以上，就建这么一个厂，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水平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供应全球市场，也供应中国市场。这些说明什么？中美两边，要说按照一些意愿上的因素开打、脱钩，谈何容易？对这样的一个明显不同于当年美苏关系的美中关系，我觉得我们企业界心里要时时考量，它有没有可能逆转？我觉得会受到干扰，但无法逆转。正是这样，中央其实给出了一个大判断的基调：“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变”，这隐含的是什么？虽然中美之间关系恶化，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争取“斗而不破”，我们要千方百计去防止滑入“类冷战”。
那么往前看，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美国方面拜登执政以后的理性程度明显有提高，最新的进展，大家都感觉突然一下子孟晚舟都放回来了，然后美国商务部长表示要访华跟中国谈生意，这都是积极迹象。从时间上来看，中美之间的经济成长性有个对比，在学者处理的数据上看，线条表示着美国2017年的GDP水平，找他到前面的整数关口1900年，画出一个它的上扬曲线，这个曲线表现的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这118年间，它的GDP翻了36倍；那么中国也把2017年当作时点往前找GDP的1/36，找到的是1987年，改革开放都第8年头了：相对数上，同样都是上了36倍，但时间轴上对比是1:3.9，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在走上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之后，我们用一个时间单位，走过了美国大约4个时间单位才体现出来的成长性，而且这个势头还远没有结束。2020的大疫之年，虽然中国只有2.3%的正增长，但是美国是多少呢？是负的3.5%的表现，那么中美之间的总量距离进一步缩小，过去每年我们能追赶它三点几个点、四点几个点，但是2020年，我们追赶上差不多是6个点，进一步缩小了和头号强国总量上的差别。这个趋势没有走完，只要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时间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升级发展，就要说到我们的企业界了。制造业现在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而实体经济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在前些年发展中间，已经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利用外部的一些资源引发中国本土的原始积累，超常规地成长起来了，实现了经济起飞了，然后一路发展到“世界工厂”，制造业的规模现在是全球第一。但是实话实说，中国的制造业是“大而不强”，这个事情我觉得要直截了当的讲。虽然曾经有学者说“厉害了”，我们中国在综合国力、制造业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等方面，分别以1.23:1，1.22:1等等超过美国，但我认为那属于昏了头的话，最权威的信息，我们看看工信部苗部长（他现在已经退到了人大当财经委员会主任），在任上反复强调，中国拿一系列数据来判断，是自己的制造业水平，不仅没有能够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阵营，也明显还未比上日本、欧洲、以色列这个第二阵营。我们是在第三阵营往上追，这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我们少数的领域里，现在有了冲到前沿的世界市场上去参加招投标的能力，比如说高铁的整装水平，在300公里时速项目上的招投标，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实力了，但是其他大量的领域里边，我们还不行，我们是中等水平、主要生产大路货的东西——现在走到了中等水平，也是来之不易的，但是总体来说，在制造业水平这个概念上，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我们现在讲，还要进一步弘扬专业精神、工匠精神，要努力地把我们的制造业水平由现在的状态往上去升级，往上推举。这个往上使中国的制造业由大而强，其实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大家可以理解：在全球的竞争中间，我们的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最主要的、最代表性的部分，是上有压制下有追兵——上边的压制非常清楚了，美国人拿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这些东西死卡中国，绝对不会给你的，出天价他也不卖给你，同时他还拉着他的盟友，一起来遏制中国，这是上有压制；下有追兵是指什么？这些年看得很清楚，中国从珠三角开始，我们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出现的是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那么就不得不“腾笼换鸟”，腾笼是什么意思？大路货的产能要自然而然流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等地方去；换鸟要换什么呢？你得换高端的产能特征，它附加的一定是高科技因素，能够抵消用工成本变贵以后，还有一个比过去更高水平的增加值，这才是中国的出路！腾笼是必然的，换鸟换得来换不来，那可就是考验了。整个从珠三角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上有压制下有追兵”的压力，现在已经在中国其他的增长级区域普遍化。我们已经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听到外资反复考虑以后，越来越多的决定迁到外面去。有些是先从南部迁到北边，比如说富士康生产苹果产品的大的代工厂，从深圳边上迁到了郑州边上，再以后，他很可能还得再考虑迁到哪里去——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如果不能够如愿实现，我们会被夹在中间，上面遏制着，后面追着！我们现在虽然还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体现出在全球实际生产中间，我们还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不能够往上去升级的话，两边越来越紧，我们的市场份额会萎缩，缩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谈不上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的转变了，就被夹在中间，会越来越被动，这是一个不得不提出的警告。有些专家说，我们摆脱这种可能被夹在中间的不良状态，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窗口，也就是十四五期间，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那么两三年，我们如果不能够真正有效地实现制造业向上突破升级发展，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了，那么中央所说的“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可能就要泡汤——这个事情咱们内部讨论不妨把话说得重一点。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跟各位谈一谈我怎么理解制造业的由大变强、往上发展。我觉得要珍惜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大量市场主体，其中，中小微企业是绝大多数，而且这些企业又基本都是民营企业，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总体分量里边不止“半壁江山”的这样一个“五六七八九”的认定。几年前中央层面，像刘鹤副总理等就直截了当地讲，民营企业他们贡献了整个税收的50%以上，经济总量GDP的60%以上，以专利表现的科技创新成果的70%以上，整个就业里的80%以上，还有企业总数以及新增就业的90%以上。说了这么几年，前一段时间，可能各位已经感受到了，由于有一些思潮的冲击，一些信号比较紊乱、市场人心惶惶的时候，刘鹤副总理有专门代表中央层面的权威意见，重申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现在不会变，未来也不会变。这就是要给民营企业继续吃定心丸。而我说，这方面的基本格局其实已经不止五六七八九，我在浙江感受很深：在温州、在台州这边的书记市长讲，我们这里哪里还是五六七八九，我们这儿是“99999”， 5个9，这是浙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间，从所谓“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带出的民营经济为基本支撑面的经济基本格局了。而且实话实说，有的学者已经说对新增就业（每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认为最主要的支撑大局、稳定全局的指标），民营企业的贡献其实已经不止是90%，什么概念呢？是说民营企业的贡献可能是100%甚至超过100%——这是讲现在的国有企业虽然有它的相对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得很清楚，它是资本密集型，而且要对接现在越来越广泛应用的自动化生产线和人工智能，所以在就业方面，可能不仅没有新增，而且还会萎缩。国有企业就业降低的部分，要靠大量的、民营的小微企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补充上去，甚至要把国有企业萎缩的这一部分就业填回去，这才能有我们每年必保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1200万以上这样一个稳定全局的指标得到实现。这就使我们现在讨论制造业往上升级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到的中国大量的制造业在产业集群这方面，是绝对不能忽视民营企业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还要多说一句：最近一段时间管理部门特别强调，虽然民营企业这里面的大企业很少，电商平台有这种冲到头部的大企业，也就那么十几个，另外民营企业中叫得响的制造业的大规模企业，为数更少——但是，民营企业里边很多的中小企业，却越来越有可能发展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这种小巨人在国际上有个说法，叫“隐形冠军”，就是在细分的行业里边，企业并没有做得多么大，知名度也未必多么高，但拿它相关的一些指标对比下来，它可能就是细分行业里的冠军，只不过它是名声不在外的“隐形”而已。后来发现，很多的德国和日本的这种隐形冠军，就是出自于这些中小企业。我也看过一个材料：日本有一个规模相当小的企业，可能说起来一二百职工，如此而已，但它生产一种东西全世界独一份，它的螺栓（一个螺杆一个螺母拧在一起叫螺栓，我过去在得到机会参加高考之前，曾经在北京门头沟矿务局机电厂当过5年装配钳工，我天天要跟这东西打交道），它一个非常关键的要领，是拧上去以后要防止由于种种原因松脱，一松脱那可能就出大事故了——那时候我们整天用的叫弹簧垫，平垫不行了，要加了弹簧垫拧上了以后，它可以僵在那儿，防止松脱，但是仍然不能够做到特别的可靠。日本的消息是说，这个厂生产出来的螺母，违背一般人的常识，螺母加工出来，里边的中心跟外围不是同心圆，它是偏的——他这个原理我说不了太具体，据说由于是偏的，加工的工艺就要有诀窍，国际上对这早就说叫know-how。有了诀窍，有了这个设计，被印证了是最牢的紧固件，一旦拧到位了以后，它就是不松脱。这个企业的所谓隐藏有诀窍的信息和图纸，是对全社会发布的，但他们说你看了我的图纸也没用，你不知道怎么加工，你比不过我，我可以成批量地加工，因此我有市场份额，有全球的竞争力。所以，这个隐形冠军就在这里了，这是个我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德国、日本当然有过去“工匠精神”的传统，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企业。而且实话实说，人家那边的心态跟中国人不一样，我曾专门跟着咱们教育部的领导考察过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职业教育，不像中国人认为进入职业教育系统接受培训的，是高考失败者，孩子自己打不起精神，家长也灰头土脸，人家哪是这个状态？很多的人、社会上大家的心态，就是我特别喜欢做什么事情，对应着有职业教育系统，我进去后，如有兴趣再改变选择也没关系，一直读到硕士，都随时可以转换——这叫立交桥。比如学到了大学本科水平的职教（我国所称的职业教育系列里边的天花板）兴趣变了，他可以转到研究型路径上去读硕士、博士，如果不转，在职业教育这个系列里，经过一定努力，也可以取得硕士学位。只有博士，才是特别列出来的一个层级，立交桥不能直接转上去。中国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努力，但是实话实说还有明显差距。社会的心态，看看家长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后面的想法是没有人认为孩子进入职业教育系统以后有多大的前程，甚至认为这是说不出去、有丢脸之感的事——这是需要中国以后作出改变的地方。这种工匠精神培养出来的精特优新“小巨人”、“隐形冠军”，现在已在管理部门方面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重视，要在我们的今后的工作中，给出更多的政策支持，做有意的培育。
再往下，我勾画一下自己的作为研究者，关于企业往上发展独立自主投资方面路径的认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一般而言投融资是始发环节，成立法人，得到资金作投融资，寻求做好做强做大，无非就是从三个路径走：
第一个，是要以自己资金越滚越大的资本积累，支持创业和扩大再生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年大家都知道的“老干妈”。这位老太太开始就做了点小打小闹、小作坊式的辣椒酱，结果口碑很好，越做越红火，一直发展到相当成规模了，但是她坚决不上市，也坚决不要贷款，她的条件就是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进货商家，到这里排着队取货，必须完成资金支付，交钱取货走人，现金流越滚越大，所以扩大再生产就比较顺利，已经成为一个在欧美超市里都可以看得到的名牌。但是这个情况可复制性比较低，一般的企业很难学她这一招。
那么就得看第二个途径：自己有资本金，这是必要的，再要加上间接融资，一般来说就是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也在这些年受到挑战，被批评为“当铺思维”——企业必须有抵押物，没有抵押物人家不贷给你。银行“在商言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采取这个方式，因为管理当局早早就说了“贷款责任终身追索”，风控环节要签字，一旦发现出了呆坏账，签字者这个人只要还活着，就跑不了，就追你的责，人家当然就慎之又慎。那么最保险的什么？你拿抵押物来，我才敢签这个字，就成了当铺思维——这也是被马云抨击的落伍的思维：你们没有大数据支撑着控制风险，受到抨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综合在一起，马云在前面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挫折，另当别论，我们今天不展开说。但无论如何，资本金加间接融资，可能就适合更多的企业，大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间接融资有它的必要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真正有创意的企业家碰到间接融资的时候，往往他的特长发挥不出来，他要去跟银行反反复复拉关系处关系，千方百计求亲靠友找各种渠道来凑自己抵押物。真正的企业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往往他们的特别贡献，是那种创新里边的灵感、悟性、胆识等等，不体现在如何求得银行贷款这些地方。很多企业家应该得到的融资支持，如果就靠间接融资去找，他是很吃力的。
那么还有第三条，直接融资。公开上市，当然是要有一定的培养期等等，要求比较严格了；还有不上市的私募，以路演式的私下交流，然后求得一些可能的金主愿意投资。特别是在创新领域里边，人们所说的风投、创投、天使投，他们是干这个的。这时候，我前面说到特别有创意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比较足的企业家，就看他能不能以自己的创意说动那些金主，说动这些天使投资决策者。如有资金投过来了，可能使他的意愿开始得到实现，去试去闯，闯过这个关口，有可能还一飞冲天呢。虽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明显有别于间接融资而得到了另外一种渠道的资金支持——直接融资支持。它就更有利于发扬难能可贵的企业家试错和创新精神。美国的金融市场上，80%的资金是来源于直接融资，中国是多少？反过来，仅有20%。80%靠间接融资，这就是我们的短板了，这是金融改革要以多样化来解决的一大问题。大体就上面这么三条融资的基本途径。
在投融资的支持之下，我接着要说的是投资机遇的把握。企业家们的市场感悟肯定要比我好，我只能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做个归纳，觉得可以简明地说两条：不论做什么样的投资融资，去创业创新，第一条，就是最后提供的产出——产品或者服务，要“适合人群之需要”，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原话，很朴素的道理，也就是你要形成能够让社会成员看了以后，眼睛一亮，欣然用自己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去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合他们的需要。在这个方面，要说到经济学中有个古老的“萨伊定律”，就是供给能创造需求，很多于供给侧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给出的供给的形态，是需求方想不到的，但你拿出来以后，却能触动他们——最典型的是智能手机方面大家都公认的乔布斯的创意。最开始，苹果手机出来以后，几乎人见人爱，最近又是有最新款，是不是叫iPhone13？又是一个抢购热潮。我最开始接触苹果手机的时候，就有被触动的感觉，有些我看不懂、想不明白：苹果手机如此简洁，全是触摸就解决了？这我还能理解——按键容易老化，容易出毛病，而且碰到点儿水很容易就从那个按键缝隙进里面去了，等等，变成触摸很简洁，而且在简洁情况下，据说乔布斯有了样品以后，他拿着这个东西到处蹭，摩擦，比如说头发上蹭一蹭，看是不是夹头发丝等等，他要想使用户方面得到最好的体验，这些我能理解，但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的，是苹果手机怎么不能换电池？我在此之前用了多少轮的手机，诺基亚、爱立信……一律都是可以换电池的，使用时，另外有备用的一块电池，电用光了以后马上换一块多方便，但苹果就是没有，然而市场接受了。我后来回顾，有一点猜想，可能乔布斯觉得我的产品有那么多的优点，这方面我可以来搞一个有关电池的名堂，让人们不得不买各种各样的附加产品——所以我们现到与iPhone特别配套的充电器、五花八门的附加，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是它的增值手段。以这么一个例子解说，反正就是用来说明：好的创意形成的供给，可以发掘需求的潜力，供给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创造需求，这样的一个原则，叫适合人群之需要。后边的第二条原则，我觉得就是“机遇偏向有准备的人”，这是老话了，大家都知道。
如果掌握这两条原则，我们去创业创新，使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能够向上升级发展，是不是要区分三大类别：一种是能够顺应国家政策倾斜的这样一些门类，比如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发改委多少年前就经过专门调研以后，列出了7大项，比如说新能源在里边算一类，还有一类叫新能源汽车，各是一个概念。这里面的每一个列入清单的项目，都是可以有技术指标来界定的。这些年特别强调的绿色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项目，也是在战略新兴产业里边要给予特殊政策支持的一类。创业创新于这样的投资项目，企业一旦在这方面有了清楚的定位，我的建议就是企业家朋友，你们要和自己投资落地项目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充分沟通，把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里边自己的相对优势、相关佐证材料，积极报给这些管理环节，让他们进而确认以后，给予应有的该兑现的倾斜支持政策。这是国家意图里就包含着的，是应当理直气壮去争取的。我过去在财政部门多年研究财税政策，无非就是要有区别对待，讲结构优化就必须通过政策的区别对待来支持这些创新重点。所以这是一类，有政策支持的背景，就应该去积极争取。但是企业家朋友也要有思想准备，咱们官僚机构体系里边，往往看着白纸黑字说得很好，做起来特别麻烦，会挑你的毛病，往往实际上有些官员言下之意就是你得意思意思，你不意思意思，不打点，关键地方你还不一定过得去。这都是中国社会里的现实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非常有信心，那就应该争取政策兑现，而且要知道，管理部门每年总结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总结是怎么贯彻这些政策的，这是他的政绩，还是有机会得到政策兑现的。
另外一类，我称之为硅谷式前沿创业创新中的投资活动，最典型的，就是这些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互联网+，中国此领域最早的投资创新我有印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刚有互联网没多长时间，北京公主坟环岛边的写字楼里我看到有民营企业（当时我印象很清楚，叫瀛海威）租了大量的工位做互联网+创新。当然这种事情成功率比较低，瀛海威这个企业现在几乎默默无闻，一般社会上的人们并不知道，但到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看，大家对瀛海威掌门人（是一位女士）毕恭毕敬的，她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那时候创业创新冲在最前沿，启发了很多人。这类投资基本模式是是跟硅谷学，这种创业创新互联网+的活动，主要的资金来源不能靠政策支持，要靠风投、创投、天使投——这是硅谷的经验，政府可给予最宽松的税收优惠、公平竞争等等这样的制度环境供给，而且政府也可由有些部门给提供一些相关信息，帮助企业判断这方面自己应该怎么做。后来在欧洲和中国，吸收借鉴学习硅谷经验，又提出来一个概念，即政府还可以再加一把劲，办产业引导基金。这种产业引导基金怎样更好发挥作用，还在摸索，母基金自己不能直接上阵，是政府给予资金投入以后，要通过一系列金融方面的机制设置，拉政府体外资金加入形成一群子基金，各个子基金的投资团队要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做具体项目决策的时候可以配上母资金给它助力的一些措施，他们称之为优先、劣后，母基金在子基金里持股，可以不要求分红，但要求一票否决权，等等，各地方还在试验这种机制。但这第二类最主要的支持来源，还是需找到风投、创投、天使投。
这也就意味着，失败了，咱们投资者绝对不会像过去所说“资本家要跳楼”，不是这么一回事，当风投、创投的钱没有后续支持了，你就得考虑怎样找到另外的项目切入点，能不能重振旗鼓，是这么一个关系。实际生活中，对阿里非常关键的支持，是来自于韩裔日本人孙正义，谈了几十分钟，就拍板给马云两千万美元天使投资，成功以后一飞冲天，没过多久报出来，孙正义这笔投资形成的财富总额接近了600亿美元规模，迅速爆发了近3千倍，非常成功。但风投、创投、天使投自己也得承担巨大风险。孙正义同样跑到印度去搞了一个项目，结果迟迟没有收益，他不得不变卖阿里优质股份，去填那边的窟窿，这是由他自己承担风险。我们企业家们，在第二类上就得有本事说动这些金主愿意给你投入。
第三类，一般竞争性领域。这里边，也得创新升级发展。我碰到了不少企业都在问（特别是民营企业，为数1亿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大量都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属于传统行业），他们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分和特别的竞争优势，我也说不上来搞什么互联网+，我还有什么样的升级发展机会、有什么投资机遇？我觉得同样有，中国经济的成长性相当可观，中央说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经济体，可认为现在工业化实际上在全中国来说，是从中期向中后期改变，只有沿海某些地方是后期特征，沿海的洼地和广袤的中西部，是在中期，甚至有的地方是初期。合在一起，工业化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转变，这说明着什么？一方面，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短板，整个制造业，前面说的是大而不强，另外一方面，后面的空间相当可观，这个空间联系着我前面所说的“成长性”，这个成长性体现的过程中，一定伴随城镇化不断提高水平。中国的真实城镇化不能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看前面不搀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才44%出头，14亿中国人民里面，还有一大半没有取得城市户口，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要从农村区域进城，要让他们更便捷地成为市民，这要求大量扩大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往外推的建设项目、新城新区的建设项目，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产业改造，以及一轮一轮人力资本培育，会不断释放需求而要求得到供给。这里的传统产业，咱们说“适合人群之需要”的，是可以看老人需要什么、小孩需要什么、男人需要什么、女人需要什么，若找机遇，这个机遇几乎到处都是。比如老人相关的这个产业——养老，在这方面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未来至少是中上等发展，做得特别好，就会突飞猛进。做出一定规模的，像泰康，已在全国布下了十几个园，在高歌猛进，你说他有什么高科技？没有，就是有自己的管理经验、管理团队。你说它有什么样的互联网+？它要用互联网+，但绝对不是硅谷式的互联网+，不是那种电商平台企业，它就是在传统的企业行为领域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特别天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各自对应于特殊的有效供给，都有文章可做。
另外“衣食住行”四个字，也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有些东西谁都少不了，就像餐饮业，“民以食为天”，永远有机会。过去感觉餐饮业的主体，自己如果有独特膳食口味得到的用户肯定，招来回头客，你就站住了；如果你有本事在那种交通枢纽比如机场、中心火车站那里能拿到铺面，不要回头客也站住了。其他还有什么机会？我看有这样一种机会：中国有这么多、还不断增加的新园区，什么开发区、保税区、物流中心园区，综合开发新区，这些区域里面入驻那么多公司、厂家，有几家还会办自己的职工食堂？都需要招投标，找外面的供应主体，这就给餐饮行业一个机会，如果自己形成一种竞争力，参加招投标成功，市场规模就在扩大，跟着整个潮流，就可以升级发展。传统产业视角上，在中国成长性的实现过程中，机会总会有非常多。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发展如果汇成综合潮流，使中国的制造业由大而强，可以对应一个“微笑曲线”来认识。横轴上面对全球化，“地球村”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各种各样的产能，从一开始需要有创意创新的成功，形成品牌，再按照这样的方案加工生产，再对接市场上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和市场扩展——这是横轴表现出来这么一个从左到右的供应链。
另外是纵轴，对应于横轴的不同位置，收益率有变化：创意创新成功，收益率比较高，到加工生产，一般收益率会低下去，到后面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增值扩展，收益率又比较高。比较典型的，前面说到的苹果手机，就是创新创业确立品牌成功，就取得超额利润——只要一段时间内没有其他竞争对手超过他，它的超额利润只是由厚转到薄一点而已，可以有这方面的高收益。然后加工生产，要有很大规模，我去看过郑州旁边的厂区，前面几年，订单高峰期有30多万人在那个厂区里“连轴转”，分三班源源不断在生产线上生产苹果产品。以后郑州当地、还有富士康，拿到了什么？他们各得其所：地方政府欣慰地看到多出了一大块就业；低端劳动者有了工资收入，还吸引郑州相当大辐射面的其他地方的所谓“农民工”跑到那儿就业；政府还有自己的税收，有报出来非常体面的GDP，富士康也有自己的收益。但合在一起，整个收益它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再到后面，苹果面对全球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前面说到充电器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小名堂，很多年轻人看起来喜欢得不得了），卖的那些附件、小挂件等，合在一起，人家又是高收益。这样的一个曲线，因为它是两头高中间低，像人微笑时候的嘴型，所以称之为微笑曲线。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里，提供全球儿童玩具的产出，至少达80%，即五分之四以上，儿童玩具里面的芭比娃娃，长盛不衰几十年，不断推出新款。我女儿小时候，每年都要按她的要求买新款，加在一起没有十个也有七八个，这种多少年来在世界上口口相传、孩子见了之后特别喜欢的儿童玩具，在中国大量生产出来，中国人拿到了中间比较低的收入，左右高端在外国人手里拿着，这也符合微笑曲线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吴敬琏老师提到过，说得难听一点，我们长期干着中间的活，是干着“硬苦力”的活。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必须干这些活，因为还没有别的本事，八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必须引入人家已经经过市场考验的产品设计，而且由人家供原料（质量可以合格），国内只是出地皮，建厂房，提供低廉劳动成本的工作者，形成中外一起共赢的基本条件，带出来的是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然后一步步发展成世界工厂。切入点如此，但如果老是在这个位置上，就被夹在中间了，上有压制，后有追兵，以后优势上越来越比不过人家越南、柬埔寨。发达国家在上面遏制，自己如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这个路会越走越窄。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制造业往上突破，用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以各种各样的努力合在一起，出路就是把我们总体的产能，从中间位置向左右两个高端托上去。那就得有各个行业自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了。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套路拿来，一下套在这个企业、这个行业上，就能升级发展了，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但成功也确确实实有案例可循。
比如广州汽车生产厂家的例子。人们知道广本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口碑，我过去在财政部科研所当了十几年所长，坐的车就是广本，开到60多万公里以后，发现还不用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也省油、舒适，外观也顺眼，一大堆优点。汽车生产厂家在广州，但是左右高端的收益，是牢牢在日本人手里抓着。后来这个厂家，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概念之下，自己形成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一款一款往市场推，前几年，中国汽车销量滑坡的局面之下，他们的一款“广汽传祺”，卖得非常好，每年能卖出几十万辆，这就说明他升级了：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在中间，已把左右高端都掌握在手里了，这时候出现什么机遇？在牢牢掌握左右高端之后，可以把他的生产线迁到越南、柬埔寨，成为跨国公司，更好实现自己综合绩效的提升。这很有启发作用，代表着中国整个制造业升级的大的取向。如果要说升级，我们就要努力把自己的实力，从中部向左右高端托上去。这个托上去的过程，一定要有定制化的方案。这方面不妨有我们“吸引人才”和“引入外脑”结合的铺垫，企业家当然是最后的决策者，为决策作参考的方案，则可以来自专家团队的建议，特别是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得到人家给你建议的方案，你可以多家比较，乃至多家比较之后把他们的优点做综合，这就是借用外脑，利用可以拉到的自己行业、企业的有信任度的专家，合在一起，支持升级发展具体方案的设计。
回到我们今天大家都的主题词——工匠精神，它所讲的精益求精，要做到极致，结合着趋势看大势——取“势”，又结合着对规律进一步的探求——“明道”，然后在“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方面用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把它做到最好——“精术”。市场博弈中，还有“择时”问题，这也是你们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什么时候发力？太早不行，晚了也不行，很多市场机遇要抓住，捷足先登，如果你真的冲在前沿，可能你吃饺子，后面跟着你的人喝汤；如果你比人家慢了一步，可能人家吃饺子，你喝汤；如果你比人家慢了两步、三步，可能连汤都喝不上。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努力实现企业家的抱负，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全力争取在我们自己定位的行业和投资项目上，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本文来自网络或网友投稿，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发邮件至：aisoutu@outlook.com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相关素材

康家石门子岩画
康家石门子岩画
在等距设计免费矢量启动着陆页
在等距设计免费矢量启动着陆页
选择合适的人概念
选择合适的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