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经济救助政策新取向

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理念，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政府应该向每一位社会成员定期、定额、无条件发放现金——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许多西方国家“重新发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价值，将其作为应对疫情经济冲击的有力财政手段纳入政策“工具箱”。在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的种类繁多的经济救助方案中，大多都能看到全民基本收入的“身影”，这成为了此次全球疫情应对措施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为何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全民基本收入会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救助政策的新取向？它在各国应对疫情经济冲击的救助方案中如何进行实践？这一激进的社会理念又会对“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和文献回顾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政府直接向个人提供收入支持的制度安排，面向所有人（或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无须任何条件（或准入条件非常低）^[5]。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全民基本收入所引发的激烈辩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去界定它所具有的关键特征：覆盖面是所有居民还是特定人群？受益者是个人，还是家庭？是否有资格审核和附加条件？支付方式和频次如何设置？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采用哪一种视角来看待全民基本收入，是将其视为每个人固有的一种社会权利？还是政府基于个人境况和贡献所提供的一种社会保护方式？从不同视角来界定全民基本收入的这些关键特征，以及再对其进行选择和组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

    依据文献在不同时期对全民基本收入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和内在价值的强调，全民基本收入的学术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80年代。全民基本收入并非是新理念，而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旧想法”，它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严肃的学术议题，并且其研究者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网络就是在这一时期^[6]。作为一个源自欧洲的理念，这一时期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研究非常典型地凸显出了“欧洲特色”，也就是从社会公正和福利国家的角度为全民基本收入建立价值和现实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全民基本收入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正义的本质就是国民财富的社会性和集体性^[7]，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消除极端贫困排在了第一位。在这一背景下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研究重点逐渐从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和发达国家大部分就业人口在正式部门就业不同，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非正式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其中有相当比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往往无法被“辨识”出，也就无法被社会安全网所覆盖^[8]。全民基本收入的优势在于不仅节省了“辨识穷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去掉中间环节直接向每个人支付现金的方式，还避免了以经济审核为前提的传统福利体制中的寻租和腐败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把全民基本收入重新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视野中。危机冲击之下经济增长疲弱，失业率高企，导致西方国家原本就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更为恶化，而这又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对低技能工作岗位的替代效应交织在一起，引发了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矛盾。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工具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其的学术研究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可发挥压缩不平等，提高社会凝聚力的作用，是否可以应对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作为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全民基本收入也一直备受批评。因为它不仅会增加财政支出，加重税收负担，更会带来道德风险。如果获取收入不再以工作为前提，可能会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削弱工作的积极性。虽然迄今为止的文献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说^[9]，但全民基本收入确实挑战了“有劳才有得”的既有劳动伦理，使其在进入政策实践时遭遇强大的政治和观念阻力。

二、疫情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全民基本收入这一“乌托邦”式的社会理念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实践。2020年3月12日，当时美国2020年总统竞选者、民主党众议员图尔西·加伯德（Tulsi Gabbard）向众议院提出法案，为了救助受疫情影响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使他们获得直接的经济救济，联邦政府应向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每人每月提供1000美元免税的紧急全民基本支付（Universal Basic Payment），直到疫情结束^[10]。3月19日，英国175名上下两院跨党派议员向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联署发出公开信呼吁政府引入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措施^[11]。此后随着疫情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和加重，不同类型的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被西方国家所采用。从政策目标人群划分，目前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全民基本收入式经济救助政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向个人和家庭发放现金。这类政策虽然有约束条件（比如收入限制），但大多规定得比较宽松，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部分人群，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2020年3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现代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救助法案（CARES ACT），共2万亿美元，法案的核心是以现金或支票的方式向美国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基于收入水平。根据税务规则，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每个单身成年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超过75000美元的，每增加100美元收入，则减少5美元的援助，超过99000美元的就将不会获得援助；年收入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已婚夫妇将获得2400美元，年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依上述同样的比例递减。另外，每个16岁以下的孩子可额外获得500美元^[12]。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估算，93.6%的纳税人将获得数额不等的援助^[13]。美国国家税务局（IRS）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共支付了2670亿美元^[14]。

    2020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9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CRRSA Act），并由特朗普总统在12月27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中直接发钱部分的规则与3月份发放的规则相似，但成年人金额最高为600美元，孩子金额也调整到600美元^[15]。于12月29日开始发放^[16]。事实上，特朗普呼吁向美国人每人发放2000美元，甚至称每人600美元的金额“耻辱”。2021年1月14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公布了总额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其中援助需要直接经济支持的家庭是最重要部分，占据最多金额。该计划大幅提高直接发放金额，在2020年12月份经济刺激法案（CRRSA Act）每人最高发放600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400美元到2000美元^[17]。3月11日，拜登签署了经参众两院通过的这一1.9万亿美元救助法案，虽然具体方案有所调整，但作为核心内容，直接发钱的计划得以完整保留。

    日本也采取了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2020年4月7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确定应对新冠疫情的第三轮紧急经济对策，其中包括直接面向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家庭的“生活支援临时给付金”，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5万元）。随着日本疫情的加重，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月16日表示“应替换该方案，采取扩大发放对象的措施”，日本政府决定不设收入限制，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66元）。这将使需要的财源从约4万亿日元增加至约12万亿日元，但覆盖面从约1300万户扩大到日本全体超过1.2亿人口^[18]。4月30日，该计划在日本国会通过，5月开始申请发放。

    第二类是有针对性地向自雇职业者、低收入者等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这主要是面向容易受到疫情直接冲击而收入严重下降的人群，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代表。英国在2020年3月推出自雇收入支持计划（Self-employment Income Support Scheme），对于应税利润低于50000英镑的自有职业者，将发放给他们相当于过去三年平均每月交易利润的80％的现金补助，最高每月2500英镑，这将惠及95%的自有职业者^[19]。英国虽然没有像美国等国家向“全民”发钱，但国内要求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声很大，约翰逊政府承诺将考虑全民基本收入计划^[20]。

  西班牙政府于2020年5月29日批准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于6月开始实施。因为西班牙65岁以上人群享有非缴费型养老金每月至少462欧元，此次最低收入保障计划针对65岁以下达到法定年龄的贫困人群，具体发放金额不固定，取决于家庭状况。对于没有子女的成年人，月收入低于462欧元，政府将补足差额使其达到这一收入水准。有子女需要抚养的视子女数量，月最低收入标准可提高至1015欧元，发放的现金将保证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准。这是西班牙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最低收入计划，这项计划与其他社会福利兼容，其他福利会按比例减少，不会全部取消^[21]。

    第三类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雇主向雇员发放工资。通过一段时期代替雇主给雇员发放部分工资，保护企业免于破产，使企业可以保留岗位，避免大规模失业，从而稳定宏观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一类型以德国为主要代表。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分别于2020年3月25日、27日通过了7500亿欧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其中，扩大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ergeld）直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工作时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的员工，企业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低于正常工资的部分，由政府发放，额度为危机发生前工人薪资的60％，如果有孩子，则为67％^[22]。4月底，德国政府推出了第二轮救助计划，决定分阶段提高短时工作补助标准。从第四个月（从3月开始追溯）起相应分别提高到70%或77%，从第七个月起，则增加为80％或87％，持续到2020年底^[23]。这意味着，工作时间减少一半，但实际到手的收入不会减少太多，能保证基本生活。此后，德国进一步批准将短时工作补助计划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24]

三、疫情之下西方“重新发现”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价值

    传统上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基于社会正义的福利国家建设；二是基于反贫困的发展政策；三是基于技术性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危机，不仅夺走了全世界数十万人的生命，并且随之而来的“大封锁”使得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陷入衰退，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面对严峻的民生危机和经济危机，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式的救助政策，决策者和学术界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过去被归于激进的社会理念中“重新发现”了现实政策价值。

    首先，比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更加直接、精准和及时。2020年2月底，在疫情全球蔓延之初，各国首先使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全球主要央行迅速推出各类量化宽松政策，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相比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和高收入阶层，受疫情影响更大更直接的是大量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在疫情没有缓解的情况下，无论央行给商业银行发放多少流动性，商业银行都不会冒风险给它们发放贷款。此外，货币政策会产生“分配效益”，离金融体系越近的群体就越能享受到宽松货币政策的好处，而广大受疫情影响的中低收入群体离金融体系要更远，甚至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力度越大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从3月中下旬开始，各国政府认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开始考虑推出财政政策来实施救助，而传统的财政政策是减税和公共投资，但面对汹涌的失业潮和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凯恩斯式的财政投资政策远水解不了近渴，救助家庭和企业是当务之急，而且必须迅速、高效且灵活^[25]，直接给家庭和个人发放现金的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被提上日程，此前对全民基本收入式的“撒钱”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弗曼（Jason Furman）也在2020年3月初呼吁，应迅速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因为疫情蔓延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风险，减税等传统措施太慢且过于分散，根本无法刺激经济，不是增加总需求的最公平和最有效的方法，需要实施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将现金发放到个人手中^[26]。

    其次，可以快速增加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复苏。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Adair Turner）认为向家庭发放支票在如此的疫情之下有助于抵消整个经济领域的需求萎缩^[27]。在特纳看来，与单纯的货币政策刺激相比，政府给所有个人的商业银行存款账户发放货币，是把新增购买力直接送到广大居民和企业手中，而不是通过更高资产价格的间接传导机制和引致私人信贷扩张；它不会再次产生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私人信贷扩张，也无须承诺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超低利率水平^[28]。虽然发放现金的救助方式总会遇到产生“道德风险”的质疑，但这种方式对于刺激需求是有帮助的。用于消费的是新印制货币的一部分，如果仅占当前名义GDP的几个百分点，无论是对实际增长还是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都不大，如果是名义GDP的许多倍，效果将会很大并主要表现为通胀的上升，因为潜在的实际产出主要受制于供给因素。所以关键在于现金发放的规模。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在2003年所说，如果消费者和企业能够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总会花掉一部分，因为没有未来还需要偿还的负担^[29]。

    再次，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引发此次危机的是一种无形的新型病毒，这让民众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伴随危机而来的是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攀升，人们会因对前景不确定的预期而陷入悲观情绪，进而对政府信任度降低。这将严重侵蚀社会凝聚力，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2020年6月19日发布的政策简报中也坦承，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和收入损失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不断侵蚀社会融合，破坏国家和地区稳定。特别是受影响的年轻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收入和所能获得的技能水平降低，导致出现“封锁的一代”的可能^[30]。由政府直接向国民个人进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不仅是对陷入财务困境的民众进行补贴，更是发出了政府要对民众福祉负责、确保社会秩序的一个强烈信号。疫情无疑对西方国家既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加剧本来就已经趋向严重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古德温（Matthew J. Goodwin）则略带悲观地预言，在大流行爆发五年后可以发现，低教育程度和低技能群体遭受的打击最大，但正是这一群体推动了过去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大部分政治动荡，古德温认为疫情几乎从根本上重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31]。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广泛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措施，不仅具有经济含义，本质上更是试图增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信任纽带。

四、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应对^[32]。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意味着全球防疫措施的常态化，保持相当程度的“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很有可能从紧急状态成为日常的生活方式，进而对许多产业产生抑制作用，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让因疫情冲击而临时出台的各种全民基本收入式的救助政策不会很快退出，甚至会以某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常态化存在，成为实施真正意义上全民基本收入的序曲。2020年5月6日欧洲视点（eupinions）民意调查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8个欧盟成员国（包括英国）的12000名16至69岁的受访者中，有71％的欧洲人支持采用全民基本收入^[33]，西班牙和加拿大已经出台了各自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34]。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的常态化将在三个方面产生影响。

    第一，推动西方国家制度的再平衡。任何稳定的社会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达到平衡，市场能够创造经济效率，却无法自动实现社会公平，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是当今西方国家所要解决的最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之一。如果把全体国民按照收入多少进行前后排序，从1980到2017年，美国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占比大幅下滑，从20%降到了12.5%，这一群体也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这近40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这一时期他们的收入仅增长了3%；而排在前端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0%增长到20%，最前端的0.001%群体的收入在这一时期甚至增长了650%；欧洲有较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贫富分化程度相对美国要缓和，但不平等程度在过去的40年中也是不断上升，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呈下降的趋势，最前端0.001%群体的收入也增长了200%^[35]。经合组织（OECD）在2011年的研究报告就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提出预警，认为不平等不仅影响社会整体的经济绩效，还会催生社会的愤怒情绪，引发政治动荡。如果只有少数赢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将不再支持贸易和自由市场，而是转向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36]。这正是当前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真实困境，解决之道就在于改变经济社会制度中过分强调效率优先的倾向，将社会公平重新拉回公共政策的中心，实现制度的再平衡。

    “再平衡”的实现需要强化社会再分配机制，扩大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和提高保障水平，这一方面会增加财政负担，同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也经常被指责为有损经济效率，在西方国家往往引发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因此往往在政策实施上会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每个人的健康和工作都受到威胁，每个人都更为需要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这让加强社会再分配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在政治上变得更容易被接受。这也是当前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在许多国家都没有遇到太大的政治阻力，迅速得以实施的关键原因。

    另一方面，重大疫情的发生往往会在短期内突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严重侵蚀社会凝聚力。IMF的最新研究表明，五次重大疫情事件——SARS（2003年）、H1N1（2009年）、MERS（2012年）、Ebola（2014年）和Zika（2016年）——之后五年的分配效应明显，疫情发生国的基尼系数在五年后平均上升了近1.5%，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疫情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的就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仅受过基本教育的人群的就业率急剧下降，五年之后下降幅度超过5%^[37]。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当前西方国家的就业市场受到冲击巨大，特别是大量低技能工作者面临失业的威胁，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这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引发社会动荡。这样的代价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承受的，而恰恰是这一“突如其来”的压力使得推动政府逐步将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常态化成为可能。新冠肺炎疫情让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常态化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紧迫性，这反过来又构成了推动西方国家制度“再平衡”的推动力。

    第二，引发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变革。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被认为是一种“直升机撒钱”的做法^[38]。这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向金融系统大规模注资的量化宽松政策，而是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向个人进行转移支付，有研究者称之为“人民量化宽松”^[39]。“直升机撒钱”原本只是学术讨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属于比较极端的宏观经济政策理念。但在疫情冲击之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打破了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传统禁忌^[40]，不再刻意追求财政平衡原则。当前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大幅增加赤字，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合组织国家为应对疫情的经济后果而采取的救助措施，将会产生至少17万亿美元的额外政府债务^[41]。

    现代货币理论应用于政策的可能性被重新讨论。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政策的常态化需要大规模的的资金支持，这无疑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导致政府债台高筑。除了举债，政府是否还有其他途径获取资金呢？在疫情的背景下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被应用于实践的可能性被政策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讨论。MMT认为货币起源于国家而非市场，货币本质上是国家认可的纳税手段而非交易媒介。与其说是政府需要税收来维持其支出，倒不如说是民众需要国家发行的货币来缴税^[42]。因为纳税人要使用货币支付税款，所以政府必须在民众支付税款前支出货币。税收真正的目的是创造对政府货币的需求，从而使政府可以支出或借出货币。从这一逻辑出发，MMT认为主权国家不需要为了支出而借入本国货币^[43]，央行因政府需要而为财政印制货币，是政府创造货币这一本质的具体体现。

    对于MMT的反对者认为由政府替代央行成为货币的创造者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批评，MMT的支持者则强调那些陷入通胀漩涡无法自拔的国家往往是自身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危机所致，很难想象一个具有良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国家会在货币政策上全面失控，历史上被视为恶性通胀典型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首先在于其制度的失败而非单纯的货币政策。所以MMT赞同者认为制度化的约束可以避免过度转移支付所带来的通货膨胀^[44]。在疫情冲击之下，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往往与MMT引发的争议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MMT客观上回应了对采用全民基本收入会引发财政不可持续的批评，而全民基本收入则不仅被视为MMT的实施平台和政策载体，还因其追求社会公平的内在价值赋予了MMT一定的道德合理性。

    第三，促进对经济全球化补偿机制的新探索。疫情所导致的“大封锁”极大地抑制了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这使得经济全球化面临“停摆”的风险。甚至有评论认为要向全球化挥手告别，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时代即将到来^[45]。疫情的冲击无疑会加剧之前就已汹涌澎湃的“逆全球化”浪潮，但疫情本身并非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源，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太过悬殊，缺乏对输家的补偿机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道路，要求国内经济服务于世界经济，而不是反过来让世界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46]。这使得政治的天平倒向那些可以从全球经济获益的高技能和高财富群体，在推行全球化政策之前，受益者会积极做出补偿承诺，但政策一旦通过，受益者知道撤销政策代价高昂而变得不可能，并且权力的天平已倾向自己，往往对兑现补偿承诺不再有兴趣^[42]。补偿机制的缺失把全球化的输家逐渐推向了民粹主义的一边，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日渐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后疫情时代重启全球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让全球化更具包容性，使输家也能感觉到可以从中获益，消除他们对全球化的愤怒和质疑。

    建立经济全球化的补偿机制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二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解决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分配效应和收益不均等问题，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就是要建立一个广泛可接受的可持续全球财政安排，实现全球化赢家向输家的转移支付。但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构建全球财政安排显然短期内在政治上很难实现。疫情冲击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果断采取全民基本收入式救助计划，这实际上是国内收入分配的调整，中低收入群体是受益者，这一群体往往又是全球化的输家。而疫情的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也有力地推动这一原本临时性的救助安排向常态化和制度化迈进，这在客观上相当于短时间内在国家政策层面建立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补偿机制。这一方面会减少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重启的政治阻力，但另一方面，这一补偿机制提高了对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西方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成本上升，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避免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倾销”^[47]，建立相应补偿机制的国家之间会更容易相互开放市场，而排斥没有建立同等补偿机制的国家，这又很有可能会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朝着基于制度同质性的“选择性全球化”迈进。

五、结语

    仅仅在一年多以前，全民基本收入还只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构想，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小规模的政策实验，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主流并未将其视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策选择。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使得全民基本收入“猝不及防”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不仅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实施经济救助计划的政策工具，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准备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可否认，全民基本收入的复兴有偶然性的因素，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负责人坎尼·维格纳拉贾（Kanni Wignaraja）的说法，疫情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人们开始质疑现有的经济模式：这种大流行确实使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因此需要更大胆的想法，包括一些以前被搁置的想法^[48]。但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当下被“重新发现”，并引发国际社会的激烈辩论，更是源于大变革时代对于社会契约——政府与个人之间权利、责任与义务的界定——本质的重新思考，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义。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是一面透镜，折射出的是西方社会观念和国家制度的变革与演进的趋势，它为认识后疫情时代世界潮流的方向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

（作者：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李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本文首发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号推送）

参考文献：

[1]Maura Francese and Delphine Prad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ebate and Impact Assessment”, IMF Working Paper No. 18/273, December 10, 2018, p.4.

[2]托马斯·潘恩《常识》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5页。

[3]盖伊·史坦丁《写给每个人的基本收入读本：从基本收入出发，反思个人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让社会迈向拥有实质正义、自由与安全感的未来》脸谱出版社2018年版第38-40页。

[4]菲利普·范·帕雷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激进方案》卫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18页。

[5]Maura Francese and Delphine Prady, “What I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55, No.4, December 2018, pp. 38-39.

[5]1986年，在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倡议下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简称BIEN）成立，定期组织学术会议和政策辩论。随着越来越多欧洲以外学者的加入，2004年改为地球基本收入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仍然简称BIEN）。

[7]盖伊·史坦丁《写给每个人的基本收入读本：从基本收入出发，反思个人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让社会迈向拥有实质正义、自由与安全感的未来》脸谱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

[8]Hanna, Rema, and Benjamin Olken, “Universal Basic Incomes Versus Targeted Transfers: Anti-Poverty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2, No. 4, 2018, pp. 202.

[9]许多研究发现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工作积极性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着影响，但确实对劳动力供给产生非常微小的影响。以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10％的收入，会使劳动力供给减少约1％。但大量的发现，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可以改善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提高教育水平，并减少犯罪和毒品和酒精使用，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困境的年轻人，见Ioana Marinescu, “No Strings Attached: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U.S.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337, February 2018.

[10]“H.Res.897 -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direct emergency economic stimulus for individual American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897/text.

[11]“175 MPs and Peers sign Letter in support of 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s coronavirus destruction deepens” https://alexsobel.co.uk/press_release/175-mps-and-peers-sign-letter-in-support-of-emergency-universal-basic-income-as-coronavirus-destruction-deepens/.

[12]Kathleen Elkins, “This calculator tells you exactly how big your coronavirus stimulus check could be”, https://www.cnbc.com/2020/03/27/the-stimulus-payment-calculator-tells-you-how-much-money-you-could-get.html.

[13]Garrett Watson, ed, “Congress Approves Economic Relief Plan for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https://taxfoundation.org/cares-act-senate-coronavirus-bill-economic-relief-plan/.

[14]Marty Johnson, “Mnuchin: White House seriously considering second round of stimulus checks”, https://thehill.com/policy/finance/502415-mnuchin-white-house-seriously-considering-second-round-of-stimulus-checks?rl=1.

[15]Kenneth Terrell, “Second Round of Stimulus Checks: Who Is Eligible for $600 Payments?”, https://www.aarp.org/money/taxes/info-2020/second-stimulus-checks.html.

[16]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n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Treasury and IRS begin delivering second round of 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to millions of Americans”, https://www.irs.gov/newsroom/treasury-and-irs-begin-delivering-second-round-of-economic-impact-payments-to-millions-of-americans.

[17]Bo Erickson, Weijia Jiang, Ed O'keefe and Fin Gomez, “Biden unveils $1.9 trillion COVID relief bill”, https://www.cbsnews.com/news/biden-covid-relief-bill-stimulus-check/.

[18]《日本决定向每人发放10万日元 撤销30万日元措施》，参见日经中文网， 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40224-2020-04-17-08-51-17.html。

[18]“Chancellor outlines new coronavirus support measures for the self-employe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chancellor-outlines-new-coronavirus-support-measures-for-the-self-employed.

[19]Anna Mikhailova, “Government consider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help workers through coronavirus crisis”, https://www.telegraph.co.uk/politics/2020/03/18/government-considersuniversal-basic-income-help-workers-coronavirus/; Catherine Early, “Petition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https://theecologist.org/2020/mar/26/petition-universal-basic-income.

[20]西班牙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的内容参见：“Spain’s 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scheme will come with €5.5bn price tag”, https://english.elpais.com/economy_and_business/2020-04-19/spains-guaranteed-minimum-income-scheme-will-come-with-55bn-price-tag.html; Eva Belmonte, “Las claves del Ingreso Mínimo Vital”, https://civio.es/el-boe-nuestro-de-cada-dia/2020/06/01/ingreso-minimo-vital-boe/.

[21]Arthur Sullivan, “Short-time work: A vital tool in Germany's economic armory against coronavirus”, https://www.dw.com/en/short-time-work-a-vital-tool-in-germanys-economic-armory-against-coronavirus/a-52952657.

[22]Die Bundesregierung, “Weitere Hilfen für Arbeitnehmer”,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sozialschutz-paket-2-1746396.

[23]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Erleichtertes Kurzarbeitergeld”, https://www.bmas.de/DE/Corona/erleichtertes-kurzarbeitergeld.html.

[24]“Fighting the slump”, The Economist, March 21st 2020, p. 10.

[25]Jason Furman, “The Case for a Big Coronavirus Stimulus”,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ase-for-a-big-coronavirus-stimulus-11583448500?mod=searchresults&page=1&pos=12.

[26]Adair Turner, “We need tax breaks and direct grants to sectors hit by pandemic”, https://www.ft.com/content/6483f860-691e-11ea-a6ac-9122541af204.

[27]阿代尔·特纳《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28]阿代尔·特纳《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第191页。

[29]United Nations, “Policy Brief: The World of Workand COVID-19”, June 2020.

[30]Matthew Goodwin, “COVID-19 Will Reshap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vid-19-will-reshape-our-relationship-state.

[31]Kristalina Georgieva, “A Global Crisis Like No Other Needs a Global Response Like No Other”, https://blogs.imf.org/2020/04/20/a-global-crisis-like-no-other-needs-a-global-response-like-no-other/.

[32]Timothy Garton Ash & Antonia Zimmermann, “In Crisis, Europeans Support Radical Positions”, https://eupinions.eu/de/text/in-crisis-europeans-support-radical-positions.

[33]西班牙政府计划让基本收入“成为一种永久性工具”，事实上，2019年11月，在疫情暴发之前西班牙社会党和“联合起来我们能”（Unidas Podemos）党就把创建基本收入写入联合执政四年的规划中，见“Spain’s 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scheme will come with €5.5bn price tag”, https://english.elpais.com/economy_and_business/2020-04-19/spains-guaranteed-minimum-income-scheme-will-come-with-55bn-price-tag.html；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2021年4月10日以绝对多数通过发展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决议，并自动成为政党政策，见“Liberals approve pharmacare, basic income and long-term care standards during convention”, https://globalnews.ca/news/7750260/liberal-national-convention-debate/.

[34]Lucas Chancel, “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 WID.world Working Paper N°2019/15, October 16, 2019, pp. 7-9.

[35]OECD,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2011, p.40.

[36]Davide Furceri, Prakash Loungani and Jonathan D. Ostry,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https://blogs.imf.org/2020/05/11/how-pandemics-leave-the-poor-even-farther-behind/.

[37]Jordi Galí, “Helicopter money: The time is now”, https://voxeu.org/article/helicopter-money-time-now.

[38]Jim O'Neill, “Coronavirus: All Citizens Need an Income Support”,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ronavirus-all-citizens-need-income-support.

[39]Martin Sandbu, “Coronavirus: the moment for helicopter money”, https://www.ft.com/content/abd6bbd0-6a9f-11ea-800d-da70cff6e4d3.

[40]Chris Giles and Robin Harding, “Richest nations face $17tn government debt burden from coronavirus”, https://www.ft.com/content/66164bbc-40c7-4d91-a318-a0b4dbe4193e.

[41]L. Randall Wray,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p. 18-19, 155-177.

[42]兰德尔·雷《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43]阿代尔·特纳《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44]“Goodbye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st, May 16th, 2020, p.7.

[45]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s Wrong Turn And How It Hurt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8, Number 4, 2019, pp. 26-33.

[46]丹尼·罗德里克《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47]较低的工资和劳工标准会使一国的劳动力成本降低，由此造成的出口竞争优势被称为社会倾销。

[48]United Nations, “Senior UN official call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tackle growing inequality”,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5/106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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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有很多节日，五月一日是劳动节，六月一日是儿童节，七月一日是共产党的生日，八月一日是共产党军队的生日，十月一日是共产党中国的生日，还有元旦和春节，因为我父亲是北方人，这些日子我就能吃到包子或者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