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家长主义与政策设计

自由至上主义和家长主义是两个看似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词汇，但泰勒和桑斯坦认为这两者可以在公共政策设计中整合并形成“助推”，即在不限制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引导和促使当事人做出提升自己福祉的选择。

有限理性与行为失败。新古典经济学构建在斯密于1776 年《国富论》所概括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该假设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推进后，构成了主流经济学中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运动，并持续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由此出现。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最大冲击，主要是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反思与修正。正如社会心理学教授罗斯等指出的，个体的决策建立在特定情景影响之下，并非基于长期的福利。卡尼曼等人提出的前景理论揭示了，个体决策往往依赖于独断而短暂的“参照点”，而不是决策方案各种可能结果的绝对效用值，进一步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心理因素，真正动摇了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经济人假设。20 世纪80 年代初，受到卡尼曼所提出的前景理论启发，芝加哥大学泰勒提出了“禀赋效应”假设，并对个体的次优决策，如忽视机会成本、无力逃避沉没成本以及不有效的自我控制等，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上述研究都表明了与理性决策模型相去甚远的“异象”，是一种与市场失败相似的“行为失败”，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认知”框架中做出的，即使他们做出了能够与社会最优结果一致的决策，亦未必有足够的执行力去实现。

家长主义与政策设计。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考虑到各种潜在的非理性行为，某种程度的家长主义是必要的，人们总是可能出现各种行为的系统性偏差，这就要政府施以关爱之手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选择。行为经济学家所指的“家长主义”，并不是传统所指的道德家长主义，而是一种新的“非对称家长主义”或“自由家长主义”，其特征是：对有限理性个体创造较大收益，对完全理性个体仅施加很小成本或者没有伤害。桑斯坦从人类决策行为的各种失败出发，挑战了密尔的“伤害原则”提出了自由家长主义，在不施加物质成本基础上影响个人选择，和一种工具性家长主义——仅在符合个人目的基础上施加干预。桑斯坦把自由家长主义的政策设计途径称为助推，在不施加禁令或经济诱因的基础上设置能够干预个体行为的选择架构，使之按照预期的方向前进。如果以不同干预对行为的影响程度作为排序方式，可以将自由家长主义的政策工具从强到弱分为：减少选择机会、化繁为简、增加选择成本、警示、设置冷静期、信息披露、改变物理环境。

从理论到实践。公共政策在特定社会问题领域的失效，让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尝试运用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去设置修正行为偏差的激励措施，应用基于自由家长主义的政策设计思路，谋求更加简化、高效的政策工具来达成政策目标。例如：2010年英国内阁建立了“行为透视”的政策清单以及著名的“行为透视小组”，来帮助并推动政府部门应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设计途径。2014 年，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组建“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之后奥巴马授权该小组识别可以应用行为经济学的政策领域并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目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也已经广泛介入了相关的政策议程。

在某种意义上，公共决策寻求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支持，是政策科学中的社会性回归和“人”的回归。正如拉斯韦尔指出，公共政策既是一个过程模型，也是一个社会模型。后者构成了一幅复杂的“认知地图”，公共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明示”的权力实施过程，也是一个“潜在”的认知改变过程。“助推”政策可能并不能完美解决当代社会复杂的贫困、犯罪、环境等问题，但它高度重视个体自身的情境，是对个体的指引而不是强迫，即使这些政策工具出现了错误，人们也可以选择置之不理，其造成的后果也比一刀切的禁令或惩罚更加轻微，同时更注重政策效果与心理效果的结合，将政策目标推至更为底层的认知层面等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