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权力是怎么来的?
发布于 2022-06-01 13:43
引文：一些人在解释“封建帝国”的历史时倾向于认为以皇帝的个人意志就可以翻云覆雨，以此证明“独裁者”个人的欲望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对国家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里朝廷的官员就和机器一样，皇帝指哪儿打哪儿。
但是，官员也是人，会有七情六欲，真实的历史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而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看不到历史真相。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控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
壹 |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说起皇帝，受电视剧影响，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想法就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没有他睡不到的人。但真实历史却大相庭径。隋唐以前皇帝如果不看权贵的脸色反而会遭受灭顶之灾，如司马昭当街弑帝。宋朝以后皇帝为了防止武将谋反，开始重文轻武，通过科举制大量文人进入统治阶级，从此皇帝又开始了和文官集团“相爱相杀”的局面，这种文官集团的政治力量在明朝到达巅峰。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理人，他的各种行为必须在儒家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皇帝超出这个框架的行为则会因为文官集团为了维持统治的可持续性，而遭受抵制和打压。
明朝万历偏爱皇三子朱常洵而不喜皇长子朱常洛，所以他想立朱常洵。大臣们容身“立嫡立长”的祖宗礼制，一步也不退让，就是要万历立朱常洛，双方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了15年之久。最后，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相继离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最终向文官集团妥协。
最后以长达二十八年不上朝这种消极怠工的方式向文官集团对抗。
为什么我们平常理解的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会被限制？究其原因也就是皇权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纵观古代社会政治结构，可以概括为两个阶级，一个是以皇帝为首的权贵统治阶级，一个则是普通老百姓代表的被统治阶级。如果你理解了这个，也就明白了古代战争不是权贵之间的利益之战，就是底层的农民起义。前者要多于后者，如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是由周王朝分裂出来的，著名的三国之间的战争是由旧汉贵族董卓开启的潘多拉魔盒，以及后面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之战。
农民起义的代表就是朱元璋和太平天国战争。
如果皇帝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了，他们就会发动战争取而代之，或扶持他人。
皇帝作为贵族的代理人，虽然有时候权利会被削弱，需要看贵族脸色说话，但相比较而言权力也是非常大的了，起码表面是风光无比的。但要想成为皇帝，就要得到贵族的认可支持，简而言之就是大家都服你，愿意听你的，起码表面是。
如何获得贵族的认可和支持？
则需要两件工具：
1 绝对实力：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
2 君权神授：法理，儒家思想的控制。
第一个讲起来有些复杂，所以先从第二个开始讲，君权神授的法理是怎么回事。
贰 | 意识形态的掌控
王朝之初，领袖创造制度，之后便是制度创造领袖。
古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有两样工具，一个是儒家思想，用伦理道德划分等级，君是君臣是臣，百姓是百姓，不能以下犯上，所以古代大多数是道德代替法律。
另一个则是宗教式的神权，即指自己是天命派遣，于凡间管治世人，它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作为人民只可遵从君主的指示去做，不能反抗。
皇帝登基需要祭天，就是告诉大家法统的纯正。
因为古代没有科学科普，所以人们对未知的事物解释就是“鬼神”，皇帝又称为天子，既上天授予的，比如古代如果遇到天灾，民间的认知就是造到了“天谴”，皇帝则会带一众大臣吃斋念佛，“祈求”上天的原谅。
刘邦在做亭长的时候，有个任务是要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他也清楚这些农民到那里的下场是什么，于是决定将农民全部放走，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愿离去想要跟随他。他喝的酩酊大醉，一农民前去探路，回来告知说前方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一时过不去。刘邦则趁着酒醉举起手中的剑将那大蛇一劈为二，他们继续向前走，隐约听到妇人的哭啼声，便走近问她为何哭的如此伤心，妇人解释说自己的儿子死了，刘邦又进一步问她儿子的死因。老妇人说自己的儿子是白帝子，刚刚变成了蛇，结果让赤帝子给杀了。刘邦身边的一干人等认为她在说胡话，准备赶她走。谁知老妇人瞬间不见了。刘邦酒醒之后听别人说起这事，心里觉得很高兴，跟随他的人对他也是越来越敬畏。
刘邦斩蛇起义，就是借神权立人心，以及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是不同的，都有各自的想法，那么如何统一思想让大家都认可接受，这就是儒家思想和神权的作用。
儒家思想告诉百姓，皇帝是国父，县官是父母官，你能对父母不敬吗？要忠君爱国所以见之要下跪。神权既皇帝是上天安排的，天选之人，有其它凡人没有的能力，营造一个这样的共识。在用法家思想树立皇帝的个人权威，告诉天下人皇权不容挑战。
有了法理的支持，做皇帝就要名正言顺。不然没人会信服。三国时期董卓只是提议废长立幼，就被袁绍针锋相对，天下诸侯共讨之，从此开起了三国乱世。
袁绍当时是否真心忠君爱国，暂且不表，但足以证明没有法统正确，只有军权也不能服众，权贵都可以借着勤王（保皇）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也就是天下大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后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力强大，但也不敢自称为帝。曹丕则是让汉献帝“禅位”给他，还是按规矩三让，流程如下：
1：天子主动苦苦哀求曹丕接受禅让。
2：大臣联名劝进。
3：曹丕态度坚决执意表示拒绝，文辞中还得
透露着毕恭毕敬的状态。
这样来回三次，最终天子在第四次下诏禅让时，曹丕不得已接受皇位，由此可见名正言顺的重要性。
古代皇权的雏形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但既然是框架，就会有人打破。
曹魏政权末期，司马昭竟当街杀了皇帝曹髦。这是在之前都没发生过的事，这就等于告诉了天下人只要谁拳头硬谁就可以当皇帝，这种弑君行为也为后来者开创了先河，我只要把你们皇族的人全部杀光，我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要我的刀够锋利，我就可以拿刀来说话。这样社会的共识就打破了，就像前年美国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封杀了特朗普的账号，这也让其它国家的人民看到美国自诩言论自由的虚伪。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就是将司马家全族诛杀，这也是司马昭引发的恶果，以至于在唐朝连宦官都敢杀皇帝，五代十国时期杀皇帝就是家常便饭，谁实力强谁就能做皇帝。这也成了后世皇帝的一块心病，如宋高宗杀岳飞，崇祯杀袁崇焕，对于他们来说，外患对自己的威胁远远不如内部实力逐渐强大的武将。
但就司马昭弑帝这件事，对他影响也是极大的，不仅这让其没能完成篡位称帝的目标，还让司马氏背上了千古骂名，给司马氏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在内部，司马孚这欺世盗名之辈动不动就自称魏臣，用这事恶心司马炎；在外部，陈泰一家子干脆不和司马氏合作了；更长远来看，司马氏从此背负了当街弑君的骂名，直到东晋时期，晋明帝听到这事都掩面说道：“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祖宗如此作孽，使得晋明帝在臣子面前都抬不起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祖先做得不对。由此可见君权神授，儒家思想下的法统正确性有多重要，在这个框架下，就算实力绝对强大，杀皇帝也是不光彩的事，既名不正言不顺。
君权神授，儒家思想和法理正统，是皇权的来源和巩固皇权的一项重要的工具，这个对古代政治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在为统治阶级制定儒家思想框架下，我们才会看到让人悲哀的一幕，我们印象中无所不能的皇帝，也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明朝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喜欢的儿子为太子，甚至死后都不能和心爱的女人长眠，最后只能选择以消极怠工长达28年不上朝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
文官集团之所以抵制皇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皇帝个性行为很可能破坏体制。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皇帝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他的行为影响的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正是这种为了维护专制体制的持续性，所以文官集团才不断打压不符合儒家主流意识心态的种种行为，就连皇帝的行为也不例外。此外，文官集团还压制武官和打击思想异端，例子就是戚继光和李贽的悲剧人生。但也正是这种维护儒家主流意识形态需求，导致了以道德代替法律，最后，导致整个体制的低效率和内耗，为明朝的灭亡和中国落后西方埋下了种子。
叁 | 如何控制军队
在王朝建立之初，领袖伴随着极高的威望，这个时候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如朱元璋当时手握兵权，先杀许达，胡惟庸，然后扶持蓝玉，后面再杀蓝玉，采取拉一派杀一派的方法，自然不会激起激烈的反抗。皇帝想永远绝对的权利，就必须铲除以功臣自居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对国家安全威胁是极大的。而且削藩这种事还必须是开国皇帝做，建国初期还未形成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分化瓦解是最优解，如果留给后面的继位者，将是极大的麻烦。如建文帝，削藩最后的结果就是朱棣造反自己去当和尚了。
隋唐以前的政治是贵族制，子承父业，生生不息，这些贵族之间互相连亲，成为利益集团把持朝政，皇帝只不过是众贵族推出来的代理人。如果贵族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就会发生战争。
后来隋文帝开创科举制，目的就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的壁垒。
而隋朝建立后，依靠的还是前周的旧贵族，关拢贵族，隋唐都是在这个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吸取了父亲被贵族掣肘教训，一边继续发展父亲开创科举制度，让平民子弟入仕，打破权贵垄断权力的格局。一边修大运河，拉通南北的交通命脉，然后下扬州，拉拢江浙贵族集团，培养自己的势力。
毕竟朝廷的实际控制权都在权贵手里。
后来的结果就是，权贵集团推翻了杨家，换上了李渊家族做代理人，李渊家族和杨家还是亲戚。说到底，换的只是皇帝，把控朝廷的还是旧贵族和后来李唐新功勋集团，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持续到唐朝后期安禄山之乱和黄巢起义把贵族杀干净，才算重新洗牌。
到了宋朝，鉴于汉朝和唐朝曾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对于武将参政，宋太祖总是有些顾忌和不信任。毕竟他当时就是手握重兵趁人家孤儿寡母，发动陈桥兵变，得来的皇位。为了皇权的巩固，宋太祖对文官更加器重，采用了文官治国的行政管理方式。科举制度成为广大士人群体进入统治阶层的重要通道，从此朝廷的政治格局从权贵统治，变成了文官集团和功勋贵族。
除了科举制，宋朝皇帝还用了三招来限制大将的兵权。
第一招，在军中，设置'监军'，就类似于钦差大臣。监军自然是皇帝的人，以文制武，也就是说带兵打仗的是武将，但是统领这帮武将的是文臣，文臣造反还是少的，而且文武不相统属，文臣造反武将也不会跟着干。
第二招，将一般有兵权的大将亲属全留在京城，也就有了人质的性质，如果想造反会赔上家族上百口人的性命。当然了，所有军官和兵士的家属都不准带。这些家属，都会集中居住在都城，由禁卫军重点“保护。”如果将军要反，他首先需要说服部下跟他一起反，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造反的心思。
第三招，后勤的限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打的是后勤，绝大部分战争因为粮草被烧掉而失败的，数不胜数。大将管兵不管粮，大将出兵在外，朝廷调拨粮食，一次性调拨比如一个月的粮食，然后再续加。这样大军没有长期的粮食囤积就无法作乱。所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和速破敌军先截粮道就重要了。
有了以上的措施，宋以后基本没发生过武将造反的事情，虽然武将造反被抑制住了，皇权的威胁减小，但文强武弱对国防安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宋、明都是亡于外族。
肆 | 自下而上的皇权来源
皇帝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那么他所代表的必定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脱离的这个框架，轻则造到抵制，重则权贵阶级扶持新的代理人上台。
唐德宗时期因土地兼并太严重，朝廷收不上税导致国库空虚，大唐没钱，于是皇帝就对长安城的全部私有房产征收间架税，按房屋的等级和间数计征: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交多少，每年每间两千文，很多人瞒报房产，于是唐德宗于让四邻举报，查出谁家少报一间：
“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旧唐 书》)。
对富人连揍带罚的征收房产税，着实的丰富了大唐的国库。然而，这么有钱途的房产税，唐德宗却只执行了半年，因为就在征收“间架税” 的那年，五万军兵哗变长安，要把唐德宗赶下台，他们的宣传口号就是“不税汝间架!”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起来不愿意交间架税的人们”。
富兰克林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不能避免，税收与死亡。”税收对人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马克思说过:“打倒税收的背后，就是打倒国家。” 税收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此重要的税收政策，却最终以唐德宗的妥协失败告终。因为唐朝的富人群体大多数和朝廷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策能不能执行主要在于官员，所以当皇帝利益和权贵集团不一致时，政策就会造到抵制，从而失败。
宋神宗时期，大宋也是因为没钱，需要改革，皇帝找到了一个想法和他一致的人——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最初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搞的有模有样，但随着宋神宗离世，在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攻击下，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轰然垮台。保守派上台后，不仅恢复了改革前的模式，居然还把千辛万苦打下来的燕云十六州的部分土地拱手还给金朝，可见权利斗争已经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一个政策需要推行下去，一定是要符合权贵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样才有人去执行，符合他们利益的他们就执行，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胆小的阴奉阳违故意把事情搞砸，胆大的直接拒绝执行，这也是为啥皇权是从下而上的，毕竟皇帝不可能自己去一线干活。
那有肯定些人肯定会说，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谁不听就杀谁，看谁还敢。
抱这种想法的就是一点政治常识都没有。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毛泽东
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是吏，当他们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针扎不破，水泼不进，你不可能都杀了吧？都杀了谁做事？搞不好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史书上还会对你大书特书。比如汉朝的王莽，他居然想给所有人分地，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权贵集团把头砍下来当球踢。
王朝初期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越往后越小，但也有例外，比如汉武帝康熙这样的猛人，不过几千年也才出来几个。想要绝对的权力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超高的政治技巧，如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帝天天修道，都能把文官集团玩弄于鼓掌之中，原因在于他精通帝王的“术”。分化与制衡这是帝王常用的手段，但如何把“术”用好，就很考验皇帝的水平了。
大明王朝1566里，改稻为桑的政策原本是张居正的想法，后来被严嵩抢了过去成了他的想法，皇帝和一众内阁商讨之后认为可行，就定为了国策。
就改稻为桑这个政策本身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相当于现代的产业升级，但问题就出在于桑树生长需要时间周期，大约一两年，那这个时候农民没有地种，没有收入来源怎么解决。
原本胡宗宪（严派）的想法是慢慢来，等农民青苗种完第一季粮食长出来了在进行改稻为桑，后面的粮食问江苏的赵贞吉借（清流派），但严世蕃等不及了，皇帝留着他们的目的就是搞钱，他等不起两年，所以就跳过胡宗宪，让郑必昌何茂才强行把农民刚种的青苗拔了种桑树，农民反抗就被打成和倭寇勾结奸细。
这个时候正逢连日暴雨，涨了洪水，他们顺势掘堤毁田，最后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田地。
事情发生后，以徐介张居正代表的清流利用刚正不阿，不怕死的海瑞对严党进行攻击，严世蕃看事情闹大了就让胡宗宪去找赵贞吉借粮，结果赵死活不借，做为清流的人他们巴不得借这件事拉严党下台。饿死的平民百姓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严党倒台后，徐介顺势上位，后来被查出其家族兼并土地24万亩，几乎半个徐州成都是他家的。
在封建皇权制度下，对于皇帝来说威胁最大的就“结党营私”，这也是极其严重的罪名。皇帝为了权利得到巩固就会放任朝廷里的派系斗争，只要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有什么诉求，就会有人抢着执行。这就是分化制衡之术。
嘉靖皇帝，放任以严嵩为首的“严党”和徐阶张居正为首“清流”之争。嘉靖不知道严嵩贪吗？他是知道的，但留着他的作用是因为严嵩明白自己的价值，他能帮皇帝完成皇帝想做的事，所以这也是很多领导喜欢听话的员工的原因。嘉靖和严嵩的关系就相当于乾隆与和珅，他们都需要在文官集团里有一个能办事的白手套，而这些“清流”集团是做不到的。但嘉靖也不会让严党无限壮大，所有一边重用严嵩一边提携徐阶，当严党做的过头了他就会借“清流”之势敲打严党，当清流对严党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又会站在严党这一边，互相敲打，相互制衡，至于谁好谁坏，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但这种放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再好的政策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相互的斗争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历史事件中多数人只会唯结果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独裁者（皇帝）权利得不到制约而造成的灾难，这也无所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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