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包青天为什么被称为酷吏?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酷吏和循吏列传。今天，我们的理解，循吏就是好官，青天老爷，酷吏则是鱼肉百姓，草菅人命之徒。

实际上，如果认真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理解了司马迁的用心，后世的理解可能有点张冠李戴了。在史记中，循吏是徇私枉法、情大于法的官吏，而酷吏则是执法如山、法不容情的官吏。后者更可能是现在的包青天形象，史记中的酷吏敢于和皇亲国戚作对，连皇帝都要敬畏三分，妥妥的包青天。

但是司马迁为什么推崇的是“徇私枉法”的循吏呢？这里面可是意味深长，更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的一段重大变迁历史。

我们知道，司马迁赞赏儒家。儒家是仁义为本，并且认为孝是“仁之本与”。儒家认为仁义是最高的法，如果守法违背了仁义的要求，那么宁愿违法而不能违背仁义。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里就记载了一段对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和孔子说，我们那的人很正直，父亲偷羊，儿子去揭发父亲。孔子说，我们那正直的人可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叫直。

孔子为什么主张父子相隐？因为家庭是人伦的基础，任何法以不能破坏这个基础为原则，破坏了那就是恶法非法，不需要遵守。需要遵守的是人伦。

父慈子孝，仁之本与，任何时候不能破坏这个大原则。父子互相揭发，互相诉诸法庭，那是大逆不道。所以，父亲犯罪了，儿子没有举报作证的义务，子犯罪亦如此。

《孟子》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人问孟子，如果舜的父亲犯法了，舜会不会把他的父亲抓起来问罪？孟子说，不会，舜会放弃帝位，带着他的父亲逃走。就是因为舜不能违背孝这个天下最大的仁。

为了自己的亲人而不惜违背法律，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徇私枉法了。

史记里面记载的循吏徇私枉法到什么程度呢？杀身成仁，也就是宁愿自己死，也不能让违背心中坚守的仁义。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一次出行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把自己囚禁起来。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犯，是我的父亲。若惩罚父亲那是不孝；若废法纵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算了把，不怪你”。石奢还是自杀而死。

忠孝难全的时候，唯有一死了之。但后世正统观念多推崇取忠去孝，推崇那种抛家弃子为国尽忠的行为。孔子赞成吗？当然不赞成。因为孝是仁之本，是排第一位的。忠孝难全的时候，应该优先孝而不是忠。

没必要为了尽忠而死，在孔子孟子看来，石奢应该带着父亲远走高飞隐居起来。

后世这种观念就逐渐淡薄了，法不容情、执法如山的观念占了统治地位，不再鼓励这种为了一己私情而不惜违法的行为了。民间的包青天形象正是如此。

包青天怒怼皇亲国戚还只是民间传说，史记中记载的汉朝酷吏可是事实：有一个叫郅都的酷吏，皇帝的妃子在厕所遇到野猪有危险他都阻止皇帝去救，理由是妃子没了可再娶，皇帝肩负天下重任，不能冒险。就是这么一个耿直boy！他执法之严，诸侯皇亲国戚都畏之如虎，不敢正眼看他，骂他为“苍鹰”。因为他严格执法，绝不通融，汉景帝的儿子临江王甚至畏罪自杀。太后恨之入骨，打小报告把郅都调到雁门关戍边，匈奴听到他来了，望风而逃。匈奴不敢近雁门关，只敢射郅都的人偶泄愤，居然还射不中！

司马迁把郅都害惨了，如果司马迁不是把郅都记载在酷吏列传里，又或者郅都晚生千年，那他绝对是包青天那样光芒万丈的形象，受后世崇拜至今。

为什么循吏酷吏在后世的眼中掉了个头？我认为这是专制加深的后果。

孔子时代，中国是封建但不专制，到了司马迁时，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专制社会，这时专制还不深，后世就愈演愈烈了。所谓专制，必然是压缩个体、压缩家庭利益的，必然把皇权把整体利益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儒家为什么认为孝是仁之本？因为家庭是一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家是社会最核心的堡垒。家庭和睦温馨，整个社会才不会乱。而孝是维系这个基础的根本。但是如果每个人把家庭利益至于一切之上，那还怎么实行专制？所以要实现专制大一统，必然弱化家庭的地位，把忠置于孝之上。

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那么首先得忠于这个王朝制定的法律，哪怕执法守法违背了仁义，也必须服从。所以，后世执法如山绝不容情大义灭亲的酷吏反到成了推崇的典范。

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如何评价孔子司马迁这种为徇私枉法叫好的行为呢？我觉得孔子的主张依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孔子的主张凸显了人性，任何时候父子亲情家庭和睦都是不能忽视的，人首先是属于家庭的，其次才是属于社会的。但当前的道德价值观的宣传多是搞反了，鼓励为大家舍小家，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是违背人性的。

当然，现代人要想做到孔子时代的徇私枉法也不可能，石奢可是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他的“私”的，舜是可以放弃帝位的，现代人徇私枉法那很可能是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是彻头彻尾的为了一己私利。

最后，司马迁褒扬循吏贬低酷吏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哲学理念，那就是孔子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治国靠严刑峻法是不行的，治国必须基于人性和基本的仁义道德，循吏弘扬人性，彰显道德，这才是治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