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书才好?伍尔夫的 8 个建议

关于读书，能给别人的建议，最多只有一点，那就是，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讲，只管顺着自己的天性，动动脑筋，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好。

——《怎样读书才好？》

我们最常干的，就是三心二意、不明就里地翻开一本书，读小说希望它真实，读诗希望它虚幻，读传记又要满纸美言，读历史必要迎合我们的成见，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摒弃这些先入之见，才能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

——《怎样读书才好？》

不要对着作者指手画脚，而要站在他的立场之上，成为他的同道和共谋。要是从一开始你就往后退，心存芥蒂或是满腹苛责，那你就是在妨碍自己从所读之书中获得更大的价值。而若是你可以尽可能地敞开心扉，那么，一打开书，循着字里行间委婉曲折的小道和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便可以走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面前。

——《怎样读书才好？》

读小说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想从小说家，尤其是那些了不起的小说家那里，领悟到他们所给予的一切，那就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和非常大胆的想象力。

——《怎样读书才好？》

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一间自己的房间》

任何一部天才作品的诞生都须历尽千辛万苦。事事都妨碍着作家将心中的作品完整写下。物质环境一无是处，狗儿也来吵，人们也来打扰，钱还必须去赚。身体也要垮掉。除此之外，还有那世间无人不晓的冷漠，让这一切更为艰辛，让人格外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是写历史，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些。

——《一间自己的房间》

诗意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物质的基础。要有足够的闲暇，还要有一点钱，有了钱和闲暇，观察起事物才能置身事外、从容不迫。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就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她们写起小说来，才会得心应手。她们的技巧也将更为大胆、更加丰富。

——《妇女与小说》

一本书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说了什么话，而在于作者眼中的事物与事物本身之间的联系，因其千差万别，这意义也就难以捉摸。若作者是一位诗人，这一点就更是如此，他所表达的意义和他所用的语言，不可分离，而这意义本身不过是某种情绪，并非具体的观察。

——《简·爱》与《呼啸山庄》

《妇女与小说》这个题目，读来有两层意思：一是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二是妇女和关于她们的小说。这看起来模棱两可，其实是有意为之，因为，谈到女作家，总要灵活一些才好。而在谈到她们的作品之时，还要留有余地，以便可以谈一谈此外的一些东西，这又是因为，总有一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影响了她们的作品。

对于妇女的作品，哪怕只是走马观花稍作了解，也会立刻让人生出一连串的疑问来。我们马上就会问，为什么18世纪以前，没有源源不断的女性作品问世？为什么自那以后，她们就几乎和男人一样时常写作，还一部接一部，写出了英国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又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在当初采取了小说的形式，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依然如此？

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些问题即便有了答案，只怕也是纯属虚构。因为答案如今还在那些破旧的日记本中尘封良久，还塞在那些上了年头的抽屉里，只怕是老年人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唯有从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到那些几乎不见灯火的历史长廊里去，恐怕才找得到答案，那里，世世代代的女性身影淹没在黑暗之中，偶尔才为人所见。确实，关于妇女，我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我们对自己的父辈，事无大小，多少都有些了解，知道他们是战士还是水手，任过什么公职，或是制定了什么法律。但是，对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我们还记得些什么呢？除了一些因袭的说法，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听说，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了满头红发，一个曾被女王吻过。我们只知道，她们叫什么，哪一天嫁的人，生了几个孩子。除此之外，别无所知。

这样看来，要是我们想知道，在某个特定时期，妇女为什么做了这件事、那件事；为什么她们有时什么都不写，为什么有时正相反，她们又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还真是个大难题。谁要是能去故纸堆里翻出个究竟，把历史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为我们如实描绘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约翰生时代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那他不仅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他还为评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件武器。非凡的女性来自平凡的妇女。而只有我们了解了平凡妇女的生活状况——她生了几个孩子、是否自己赚钱、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是否有人帮她带孩子、请没请用人、还需不需要分担家务——考察过平凡妇女所能拥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之后，我们才能对非凡女性作为小说家的成功或是失败，说出个所以然来。

妇女的创作，往往是一阵活跃之后，便被奇怪的沉默打断，在历史上留下一段空白。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一个小岛上，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而后，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位宫廷女子——紫式部夫人，写下了一部优美的小说长卷。可是，在16世纪的英国，就在那些戏剧家和诗人们最活跃的时候，妇女却一声不吭。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无一例外全是男性的。之后，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我们才看到，妇女又在写作了。这一回是在英国，她们不仅写得多，还大获成功。

毫无疑问，法律和习俗要为这种沉默与活跃的奇怪更替负上大部分的责任。一个女人若是因为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定的男人，就要被关进屋子饱受拳脚，就像在15世纪的英国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精神氛围，总归无益于艺术作品的产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无须征求女人的同意，就可以将她随便嫁人，而男人自此就成了女人的夫君和主宰，“至少依据法律、遵照习俗，是这么回事”，这样一来，她恐怕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用来写作，更不用说，会有人鼓励她这么做了。而时至今日，在这个精神分析的年代，环境与意见带给心灵的巨大影响，才刚刚为我们所知。借助于回忆录和信札，我们也刚刚开始理解，想要创作出一件艺术作品来，需要多么不同寻常的努力，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她的内心又需要怎样的呵护和支持。关于这一点，济慈、卡莱尔、福楼拜这些男作家的生平和书信，足以明证。

勃朗特三姐妹

由此可见，之所以小说会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蓬勃兴起，显然得益于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19世纪的妇女多少有了些闲暇，她们多少受了点教育。自由择婿也不再是中上阶层妇女的特权。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四位伟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汀、艾米丽·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还有乔治·艾略特——没有一个生了孩子，其中的两个甚至从未嫁人。

尽管写作的禁令已被解除，但看来妇女所受的压力仍然不小，她们依旧只能写小说。说到天赋与性格，再没有另外四个女人会像她们这样如此不同了。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乔治·艾略特和艾米丽·勃朗特则截然相反。但她们的教养却让她们选择了同一件事来做。她们一开始动笔，就都写起了小说。

小说，对于妇女而言，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最好写的一种东西。原因并不难找。同为艺术，唯有小说最不需要全神贯注。戏剧和诗歌则不同，相比之下，小说可以随时拿起来，随时放下。乔治·艾略特丢下她的作品，去照顾父亲。夏洛特·勃朗特搁下笔，为的是要去挖掉土豆上的芽。何况，妇女的生活，不外是共同的客厅和往来的宾客，她的心思全都花在了察言观色、分析人物上。生活教会了她写小说，而不是写诗。

即便是在19世纪，妇女的生活仍然几乎完全为家庭和情感所占据。而19世纪的那些女性小说尽管也都十分出色，却无法否认，这些小说的作者，只因身为女性，家庭和感情之外的生活就对她们闭上了大门。而这些生活经历对于小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譬如说，若是不让康拉德去做水手，那他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可就毁于一旦了。若是托尔斯泰没当过兵，没上过战场，没那么有钱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就不可能拥有如此丰富的经历，连同他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也都会烟消云散，而《战争与和平》也会大为逊色。

作者的阅历不足，作品必然会受到影响，然而，妇女所写的小说，所受影响并非仅此而已。至少在19世纪的女性小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也与作者的性别息息相关。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者的个人风格，就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风格独特、清晰可辨，还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一个对她所遇的不公心怀愤恨，为她应有的权利大声疾呼的女人。这就让妇女的小说读来不同，因为在男人的小说中完全见不到这种东西，除非事有凑巧，这位作家先生正好是个工人、黑人，或是出于别的原因，也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耿耿于怀。小说的缺陷，往往就来自因此而产生的扭曲。假小说以泄私愤，或是借着书中的人物把满腹的牢骚、苦衷一吐为快，免不了会分散读者的注意，这就好比一时之间花了眼，把本来吸引了他注意的那一个点，看成了一双。

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和艾米丽·勃朗特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她们既不去呼吁，也不去请求，对于轻蔑或是非难，全然不放在眼里，她们依旧我行我素。然而，若要忍得下怒火，非要有澄明的心境和坚强的意志不可。须知妇女涉足艺术，便要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也总有人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证明她们低人一等，这样一来，她们自然心中不平。只须一睹夏洛特·勃朗特的愤怒、乔治·艾略特的隐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反应。更不用说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里，这样的情绪更是再三出现——从她们所选的主题，从她们别扭的固执己见，从她们做作的温柔体贴中，无处不见这种情绪。而且，不知不觉间，她们就变得虚情假意了。她们动笔之时，心中念念不忘对权威的敬意，所以一旦落笔，不是像个大男人，就是像个小女人。作品本身的真诚正直却被丢在了一边，结果就是，小说也就失去了其成为艺术的本质所在。

妇女的小说已变得大为不同，这似乎是因为，她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女小说家不再怒气冲冲。她不再愤愤不平。动笔之际，也不再去呼吁或请求。这样一个时代，要是说我们还未达到，那至少也可以说，我们正朝它走去。到了那时，在她的小说中将再难见到，或许再也见不到，那些与艺术无关的影响了。她可以专心创作，不为外界所扰。曾经，只有与众不同的天才，才能视影响为无物，而如今，就连普通妇女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如今妇女所写的小说，大体而言，比一百年前，甚至只是五十年前的小说，都要真诚得多，也要有趣得多。

即便如此，一个女人若想随心所欲地写作，也还有许多困难先要面对。首先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听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地棘手——就是说，现有的句式，对她来说，并不合适。这种句式，是男人所造，太松散，太笨重，女人用来，也有些太盛气凌人。但是，小说的版图如此辽阔，作者只有找到一种寻常、惯用的句式，才能把读者轻松自如地从一头带到另一头。而这就必须由妇女自己来创造，把现有的句子改头换面，直到写出自然流畅的句子，可以原原本本地表情达意，而不至于歪曲了她的本意、压垮了她的思想。

但毕竟，这只是求鱼之筌，而只有当妇女鼓起了勇气去面对指责，下定了决心要忠于自己，才能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归根结底，小说要做的，是描写大千世界，描写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事物——人、自然、神，还要将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一呈现。而在每一本好的小说中，这一切都会凭借着作者的艺术想象之力，变得井然有序。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左右着它们的秩序，那就是传统。而传统，总是男人说了算；生活的价值，孰轻孰重，也一向由他们说了算。那么，既然小说主要来自生活，他们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在小说里占了上风。

然而，无论是生活的价值所在，还是艺术的真谛为何，女人的看法和男人往往都大相径庭。所以，女人一旦写起小说来，总会觉得现成的价值观不妥，就想把它改一改——男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她要认真对待，男人看来事关重大，她却认为无关紧要。就是因为这样，她当然会为人诟病。因为，这真让另一种性别的批评家们大惑不解，竟然有人要改变现有的价值尺度。难怪他们要大吃一惊，不仅把这当成了不一样的声音，还认为这毫无道理，净是些鸡毛蒜皮、多愁善感的奇谈怪论，就因为，这和他们自己的看法不同。

不过，妇女如今也变得更有主见了。她们开始相信自己明辨是非、评判价值高下的能力，对于自己也有了敬意。因为这个缘故，她们的小说里也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她们似乎对自己的兴趣淡了，对其他女人的兴趣强了。19世纪初，妇女的小说大多数都是自传性的。她们这样写的动机之一，就是想要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为自己的理想辩护。现在，这种想法不再这么迫切了，妇女开始深入了解她们自己的性别，开始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这当然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全都来自男人的笔端，直至最近才有了改观。

这里，她们又遇上了有待克服的困难，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乐于被人观察，而日常生活也没给她们什么引人注目的机会。一个女人的一天，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做好的饭菜被吃掉了，拉扯大的孩子也远走高飞了。哪里值得留意呢？又有什么值得小说家大书特书呢？几乎没有。她们的生活向来默默无闻，所以让人难以捉摸，令人困惑不解。这个黑暗中的国度里，第一次，在小说中，有人留下了探索的足迹。而此时此刻，各行各业的大门也向妇女打开，女性小说家必须把思想中、习惯上的一些变化记录下来。她必须仔细观察，妇女的生活如何不再沉寂于地下，而一旦暴露在外面的世界中，她们又拥有了怎样的色彩与斑斓。

此时此刻，若是要对眼下妇女的小说有何特征下一个结论，或许可以说，她们的小说勇气十足、真诚，也忠于女人的感受。小说里不再满是痛苦，也不再为女性大声疾呼。但同时，她们的小说和男人的相比，写法也大为不同。这些特征，比以往更常见，即使是二三流的小说，也因为这种坦率和真诚，让人有了兴趣，觉得可以一读。

但除了这些优点，尚有两点，还值得一提，可以进一步讨论。英国妇女摇身一变，从一个时隐时现、朦朦胧胧、无足轻重的角色，变成了一个负责的公民，参与投票、自己赚钱，这就让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转向了非个人化。她们现在不光谈情说爱，也交流思想、议论政治。以往，她们若对什么心生疑问，也只能从丈夫或兄长的目光所及和利益所在中旁敲侧击，如今，自己也置身事中，不绕圈子、不再空谈，她们也就不再只是对别人指手画脚，而要亲力亲为了。这样一来，她们的注意力，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紧盯着自己的小圈子，而开始转向了非个人化的世界，她们的小说，自然就多了几分社会责任，而少了一些个人色彩。

像牛虻一样针砭时弊、指摘国事，这种事情，向来由男人一力承担，不过，我们不难想到，如今，女人也要为之尽心尽力了。她们的小说也要针对社会的弊端，提供救治的良药。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也不再只是成日里风花雪月，他们也要走进不同的圈子、阶级和种族，经历各种纷争与矛盾。这一变化自然重要。但有些人更青睐蝴蝶，而非牛虻。换句话说，她们钟爱的是艺术家，而非革命者，在她们看来，另一个变化还要有趣得多。须知，迄今为止，妇女小说中最薄弱的地方，仍是诗意的缺乏，而妇女的生活更加非个人化，正有助于诗人气质的发展。这会让她们不再一味注重事实，不再满足于刻画细节，不再像以往那样，观察到的一点一滴都务求纤毫毕现。她们将会抛开个人生活和政治活动，将目光投向更为普遍的地方，投向一直以来诗人们试图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命运何在，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意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物质的基础。要有足够的闲暇，还要有一点钱，有了钱和闲暇，观察起事物，才有可能置身事外、从容不迫。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就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她们写起小说来，才会得心应手。她们的技巧也将更为大胆、更加丰富。

以往，妇女小说的长处，常常在其天籁自发，好比画眉或是八哥，啁啾呢喃，并非学来，全从心底流出。但往往更像是闲言碎语、絮叨个没完——不过是洒在纸上的闲话，等着晾干的斑斑墨迹而已。将来，妇女有了时间、书籍，屋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空间，文学，对女人来说，才会像对男人那样，成为一门可以学习的艺术。女人的天赋就可以得到训练，得以更好地发挥。而小说，也就不会再是倾泻个人情绪的场地。比起今天来，小说才能像其他体裁那样，成为艺术品，而它的长处和短处，都将得到深入的研究。

由此向前再跨出一小步，便走向了更为优雅细腻、迄今为止还鲜有妇女涉足的艺术领地——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为小说着想，这一进步，也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小说自身的质量，还可以让那些只因写小说容易而写小说，其实却心有旁骛的人找到自己的归属。这样一来，小说才能摆脱历史和事实的堆砌——在我们这个时代，全拜这些所赐，小说才如此臃肿不堪。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妇女所写的小说会少一些，但会好很多。她们所写的，也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批评和历史。这一预言说出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那将是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到那时，妇女将会拥有长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闲暇、一笔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