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铉们是稀有物种吗?

传统的性别分工是指存在性别隔离的劳动分配模式，这既包括有偿劳动(正式或兼职工作)，也包括无薪劳动(一般指家务劳动)。在这种性别隔离的分工状态下，女性一般被排斥有偿的劳动力市场外，主要从事于无薪的家务劳动。

20世纪以来，传统的性别分工逐渐瓦解，以北美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女性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并且多数女性为全职太太。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革新，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迅速增加，双职工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着女性平权运动和性别革命，性别平等的意识逐渐普及并被人们接受。1977年在美国，68%的男性和62%的女性同意男性专注为收入而工作，女性专注于处理家庭事务。40年后，分别只有27%和22%的男性和女性赞同这种性别传统的划分。

有了工作和收入，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减少，与此同时，丈夫逐渐参与家务劳动。数据显示，从家务劳动的总时间来看，人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显著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食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1965年，女性每周从事30小时的无偿家务劳动，男性为4.9小时；而到了1995年，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下降到每周17.5小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到10小时。

但是，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停滞了，丈夫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没有进一步增加，虽然妻子从事家务时间仍在缓慢减少，但妻子的平均家务时间始终多于丈夫。

直到如今，妻子仍然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同时，两性在所从事的家务类型上有显著的不同，女性更多的承担照料子女、烹饪和清洁等工作；男性承担体力劳动如家庭维修和整理庭院等。显然，女性所承担的家务更多的是日常家务，而男性承担的是相对灵活的、偶尔性的家务。

虽然人们普遍接受性别平等的观念，但却维持着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这多少有些“说一套，做一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去年就刊登了一篇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文章做出的解释可以说是令小编顿感耳目一新，很有必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作者Allison Daminger目前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但她文思敏捷，已经独立作者在ASR发表了两篇论文，盐巴曾经介绍过她的第一篇ASR论文（宅家3个月，为做家务吵了多少架？）。

需要明确的是，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夫妻均为异性恋夫妻，在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关系中，家务劳动分配有着不同的特点，以后有机会盐巴可以讲一讲。

Allison指出，绝大多数异性恋夫妻都将“理想的家务分工”描述为夫妻各承担一半或接近一半的工作，现实中却很少有夫妻能够完全做到这样。尽管夫妻双方在理解“不平等”的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承认妻子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

我们不禁要问：坚持性别平等观念的夫妻为何让妻子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Allison专门访谈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异性恋夫妻，来跟他们聊一聊家务分配的情况，以及他们认为影响家务分配的因素。

作者认为，平等的性别观念与不平等的行为分工之间会产生一个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这就会造成人们的“言行不一”。对于这种认知失调，通常需要三种途径来化解：重塑性别观念，改变不合理的分工，或重新构建新的情况来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状态。其中第三种在学界讨论最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掩盖家务劳动分配中的不平等，二是为这种不平等分工辩护。

第一种具体指女性选择将丈夫做的家务和自己做的家务“画等号”，认为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是相等的，但事实上女性的付出要更多。这看起来似乎是有点“自欺欺人”，但女性这么做，是为了缓解认知失调、维持夫妻关系。

而第二种最常用的解释是时间可用性理论和专业化理论，即在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公平的家务分工实际上是公平的。例如当丈夫在外工作时间比妻子更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既然妻子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理应做更多的家务。

在性别平等观念被普遍接受的今日，家务劳动的分配依旧不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掩盖了这种不平等。

Allison通过分析认为，具有平等观念的夫妇在理解家务分配时，采用了一种 "去性别化"的形式。这里所提及的“去性别化”不同于“女性主义的去性别化运动”，而是指将家务劳动分配的过程与结果区分开来；过程是社会性别中立的，结果仅是偶然遵循传统的社会性别。它掩盖了塑造家务分配不平等的性别力量，让夫妇们认为当下的家务分配不平等不是由于性别因素造成的，而是受困于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客观的社会因素。

那么，什么是“性别化”呢？简言之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是由于其社会性别造成的，一般认为“性别化”是一个宏观层面的过程，多用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职场中的性别分隔，就是由于职场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生育歧视等造成的。

如Allison所述，在实际生活中女性会用一些其他的因素来“合理化”一些本质是由于“性别化”造成的性别不平等行为。比如家务分工上的不平等，一些女性选择用个人偏好、工作特征、时间容许度等个人层面的因素，将这种不平等的分工进行合理化。这就是所谓的“去性别化”。

女性之所以选择“去性别化”的解释来合理化家务分工的不平等，可能是出于婚姻和谐的考虑，避免由家务分工产生冲突，危及婚姻关系。这种“去性别化”的做法，虽然“合理化”了女性自己的情绪，但实质上掩盖了家务分配不平等的事实。

从夫妻双方的角度来看，受访者都表示，当前的家务分工情况是在综合客观物质条件与夫妻二人特点后做出妥协的结果。他们承认，尽管秉承性别平等观念，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不平等的家务分配结果，这种不平等与性别因素无关，与现实客观因素有关。

他们认为，家务的分配是综合考虑家庭效率(household efficiency)、个性特长(personal expression)和夫妻平等(spousal equality)之后妥协的结果。家庭效率指的是节约时间和金钱，比如夫妻双方谁早到家就先做饭，早上送孩子上学谁更顺路就让谁去。个性特长指的是个体在家务劳动上的差异，比如有人厨艺精湛，有人手工能力很强，有人审美比较高级；有人是“强迫症”，一切都要井井有条，而有人属于随意的风格，杂乱一些也可以忍受。夫妻平等指的是理想的分工不仅是伴侣之间的平等，而且还能使夫妻的集体效率最大化，并允许每个伴侣按照他们的个性特长行事。

因此，在他们看来，家务的分配是按照上述三个因素妥协之后的结果。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均衡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们能促进更高的效率或适应伴侣的个性差异，而不是作为性别不平等本身。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观念和行为的差异与性别没有什么关系。

尽管受访者认为家务分配的妥协与性别无关，但这种妥协确实造成了性别上的分配不平等。性别因素究竟有没有影响家务的分配呢？事实上，由于社会性别(gender)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性别观念早已经被纳入到人们的认知和生活环境中，普通人是意识不到的。

而被访者在解释家务分工的原因时，聚焦于当下的语境，在理解家务分配时“去性别化”，淡化性别观念对家务分配不公平的影响，因而接受传统的性别分工。于是，人们会认为是现实约束与个人偏好决定了家务分配的现状。由此人们认为，即使夫妻双方都笃信性别平等，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等的家务分配，性别中立同样会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小编认为，家庭内部的家务分配不平等，本质上是社会环境中的性别不平等的一个延伸。Allison指出，社会中的性别差异会导致人们在进行社会行动时，面对不同的选择(choice)和约束(constrain)，这是由于社会性别结构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待是不同的：男性普遍选择与女性不同的大学专业，毕业后可以进入报酬更高，但时间更加固定的职业，并被寄予“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女性，从年轻时就被规训要照顾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要对家庭负有更多责任；并且在职业选择上，要选择时间更灵活、对家庭更有利，但报酬较低的职业。

现实也确实如此，女性在家工作或休产假时，就会被自动的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对于在外面工作的丈夫，她们会宽容很多，觉得让养家糊口的人回到家之后还做家务是有些“残酷”。在这一被“女性化”了的家庭生活空间，男性通常被描述为悠闲、被动和无组织的。然而，同样是这群男性，他们在职场上却是有纪律性、积极主动和有组织的。场景一换，结果却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性别塑造了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特定方面，这是与特定环境有关的。所以，并不是男性不适合照看孩子、做家务，只是在当前的社会性别文化中，男性被塑造为“养家糊口”的“顶梁柱”。这种角色期待造成了男女在家庭事务上的性别隔离，进而巩固了家务分配上的性别不平等。

【图 李承铉谈当全职爸爸的感受】

在性别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秉持平等性别观念的夫妻，在面对家务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时，通过构建“去性别化”的解释语境，将这种不平等描述为妥协的结果，从而维持家庭和婚姻的和谐，同时也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性目标。夫妻双方在面对性别化的角色期待时做出的一种“保护性”措施，来维护他们的伴侣关系。

如果追求绝对的平均家务劳动，可能会带来伴侣关系的紧张，也可能会带来家庭经济的困难。那么家务分配的不平等就要这样一直维持下去吗？

在过去的50多年中，性别观念的变化与家务劳动的变化趋势十分类似：从70年代开始，经历了20多年高涨的平权进步；但在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停滞，社会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停滞的性别革命”(stalled revolution)；在进入21世纪后，停滞的性别革命又逐渐“重启”。

当然，仅有态度上的改变是不够的，社会需要进行“重新性别化”(re-gendering)：重新思考应该如何养育男孩和女孩并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继续努力减少职业隔离和工资歧视；支持在职父母等。只有通过多条战线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重新启动停滞不前的性别革命。只有大背景的根本性改变，才能为平等的性别分工提供更加现实的环境。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

Daminger, A. (2020). De-gendered Processes, Gendered Outcomes: How Egalitarian Couples Make Sense of Non-egalitarian Household Practi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806-829.

Lachance-Grzela, M., & Bouchard, G. (2010). Why do women do the lion’s share of housework? A decade of research. Sex roles, 63(11), 767-780.

Bianchi, S. M., Milkie, M. A., Sayer, L. C., & Robinson, J. P. (2000).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ocial Forces, 79, 191–228.

Milkie, M. A., Wray, D., & Boeckmann, I. (2021). Gendered pressures: Divergent experiences linked to housework time among partnered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52(2), 147-179.

Shu, X., & Meagher, K. D. (2018). Beyond the stalled gender revolution: Historical and cohort dynamics in gender attitudes from 1977 to 2016. Social Forces, 96(3), 1243-1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