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奇案:乾隆年间席卷全国的妖术大恐慌

国内一些清史专家们惯于对乾隆这位自封的“十全老人”歌功颂德，但生活于“乾隆盛世”中的人们，却在1768年，从一个小小的石匠开始，陆续陷入了癫狂，盛世也暴露了它最为黑暗的一面。

满清统治者一直防着汉族，甚至对满族的汉化非常不满，这其中，又以好大喜功的乾隆尤甚。

文字狱在乾隆时代达到顶峰，他劳民伤财六下江南，为的也是加强对江南的管控，重振“八旗雄威”。

而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江南发生的这起“剪辫叫魂案”，因为涉及到“剪辫”，敏感的乾隆迅速将其上升为政治问题和种族问题，加上整个官僚体制对这个案件的消极应对，也让乾隆下定决心进一步加强君权。

于是，这个小小的案件很快席卷了全国十二个省份，平民、官僚与皇帝都卷入其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最先的案件，发生在1768年1月。在杭州的德清县，一位叫吴东明的石匠在修缮石桥时，遇到了当地一位年老的农夫。

农夫家资颇丰，奈何无儿无女，便将家产赠予了侄儿，但侄儿拿到钱财后却不准备给农夫养老送终。农夫气愤之下，拿出一张写有其可恶侄儿名字的纸片，希望吴东明把纸片用木桩钉在桥下，达到叫走侄儿魂魄的目的。但吴东明拒绝了，并将农夫扭送到了官府。

没过几天，德清县有一位采药人，想诱使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将一个纸包植入木桩打入河里，然后诬告郭廷秀为叫魂术士，但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很快被郭廷秀察觉，并将采药人扭送官府。

这两件事经由德清人之口传到了杭州地区，人们以为“叫魂”妖术又在杭州地区死灰复燃，这让人们开始有了戒备心。

不久之后，德清人计兆美走投无路到杭州乞讨，因自己的外乡口音被当地人怀疑是前来叫魂的妖人，屈打成招之下，计兆美信口胡诌是吴东明教了自己叫魂的符咒，但最后因其在人群中未辨出吴东明的容貌，只好承认自己是诬告。

到了4月，浙江萧山县有四名结伴而行的和尚，年老的巨成和净心去化缘时遇到一个读出他们钵盂上文字的男孩。

巨成心善，随口询问男孩名字，却被男孩父母怀疑是叫魂的术士，随后被绑缚到县衙。

另外两名照看行李的和尚被当地捕快查问后，在行李中发现了剪刀和辫子。刑讯逼供下，领头的巨成无奈认罪。

但这个案件因层层审理时前后证词混乱，省按察使使明察秋毫，查出是那名捕快索贿不成，将证物放在行李之中诬陷，于是四名和尚无罪开释。

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将“剪辫”和“叫魂”这两件以前没有关联的事人为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在5月份，三个外乡乞丐到苏州行乞，因身上带有剪刀和符纸被抓住，成为了拉扯十岁男孩辫子的疑犯。

同样在苏州，一名外地和尚去苏州采买香烛，被当地人疑为剪辫叫魂的术士，爆发了肢体冲突。

这些事虽然最后都证实是子虚乌有，但因同类事件频发，术士叫魂的传言在江浙沪地区越来越凶。

在科学蒙昧的清代，人们相信魂魄和躯体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某些邪术分离，并附在纸人纸马上受到驱使。

受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以及“完整而茂密的头发是生育能力的体现”的影响，人们也相信术士可以通过头发掠取别人的精气和生命。同时医学的落后使婴儿死亡率极高，对男孩的保护成为家庭重要的事。

乾隆年间，国外白银大量流入，江南地区频繁流动的工商业者也使底层消息网络得以发展，叫魂事件因此而迅速传播。

同时，高速增长的人口无法通过陈旧的制度完全消化，出现了更多无依无靠的的穷苦百姓。

他们不断向社会下层流动，体现在未得到正式度牒的僧道、四处游荡的平民乞丐人数急增，其中多有不法之徒。

他们居无定所，未在当地人的社区生活中扮演过可靠角色，边缘僧道没有威信，乞丐们又被认为沾染晦气，百姓们对乞丐、僧道、外乡人敌意日渐加重，恐慌逐渐扩展到了整个江南地区。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满汉之间长期存在隔阂。

看到八旗子弟被江南地区的淫靡生活腐化，乾隆是矛盾的，他既想保证满族人血统和性格的纯正性，拒绝满族在文字和习俗的汉化，又深深被汉族文化折服。但他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手段保证满族统治在法理上得到百姓认可。

因此，政府不仅发动严苛的文字狱，还对已发现的不剃前额的百姓及其所属地区县官予以严惩。

而“剪辫”让人联想到满清入关后强推的剃发令，彼时江南地区对剃发易服的抵抗最为剧烈，清军也制造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事件是怎么变化的？

叫魂事件中包含的剪辫仪式具有反清的意味，“剪辫叫魂”随后被官方定性为妖术。

当年6月，极有政治投机思维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满族人）奏报兖州的两名乞丐蔡廷章、靳贯子已经坐实了剪辫叫魂的罪名，这两人还供出了大术师玉石和尚、算命先生张四儒、吴元潜逃在江浙地区。

乾隆倾向于相信满族官员，而且狡猾的富尼汉坚称审讯未曾用刑，这让乾隆觉得供词也很可信。

此后，越来越多的“叫魂术士”在山东省不明不白被捕，富尼汉判断山东和浙江事件可能出自同源，为了邀功，他捏造出有专事此道的妖党存在，并极为聪明地通过屈打成招的口供将祸水引至江浙地区，这暗合了乾隆对南方汉族抵抗势力的判断。

山东省短时间抓出这么多妖党，乾隆震怒，下旨江南各省大力搜捕妖党，而江南织造局作为乾隆的眼线，直接监视地方官僚。

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对抗古已有之，清朝各行省官员因频繁调动，害怕引火烧身，在心理上对此命令消极对待，且已抓住的嫌犯口供前后多变，互相矛盾，线索涉及的人名地名后经查证多是虚构，根本没有有效线索。

各省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开始与乾隆博弈，暗中争夺对实际信息的控制权。

直到8月底，最先案发的江浙地区还未抓住一名嫌犯，江苏巡抚彰宝因此被乾隆斥责怠政，浙江作为口供直指的妖术发源地，其巡抚永德也如履薄冰。

彰宝隐瞒了5月份发生在苏州的两起剪辫案件，后被江南织造局上报，受到乾隆斥责。

永德见状不妙，连忙将之前本省发生的吴东明案、计兆美案、巨成案卷宗快马送递北京。

乾隆在奏折上的批语日渐严厉，甚至常常斥责官员，这表明君臣关系、尤其是乾隆与汉族官员的关系日渐紧张。

随后，急火攻心的乾隆下令将最早一批因证据不足开释的和尚、乞丐、游民再行拘拿审问。江浙地区的捕快根据富尼汉审问出的新线索四处搜捕疑犯，但本就是捏造，所获自然甚微。

根据其他好事官僚的奏报，叫魂妖术已经蔓延至了北京，这导致京畿地区的百姓开始恐慌，他们发明了许多自保的符咒式歌谣，并有不少人相信只有完全剃光被剪掉辫子的头才能躲过一劫。

这更加令乾隆愤怒，这种传言似乎在引诱百姓剃光头发，以表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乾隆收到了越来越多妖术案的奏报，他慢慢察觉到其中口供的逻辑愈发混乱，他主观判断这一事件的目的极有可能是颠覆满清王朝。

到了9月初，乾隆在给各省官员的上谕中屡次将剪辫与剃发令联系在一起，并怀疑让受害者剃光头发避祸的言论也出自妖党，因为剪掉发辫代表着不做满洲人的奴仆。

妖术案立刻升级为谋反案，各省官员因此都加快了对妖党和邪教的清剿，这其中出现了更多的伪证，因诬告、冤狱而不明不白死去的汉族百姓越来越多，事件更加扑朔迷离，民众恐慌逐渐加剧。

事件是怎么结束的？

此时回看整个事件，在被押往北京的疑犯里，蔡廷章和靳贯子的口供在最初就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乾隆下达的谕令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但最后经过北京方面的重新审理，发现靳贯子是被山东原属地县衙屈打成招的，而蔡廷章也在重审中改变了口供，其他山东省的疑犯身体均有不同程度的伤残，这让富尼汉坚称的没有刑讯失去可信度，乾隆也因此陷入了尴尬境地。

忙碌数月的各省官员感觉受到了戏弄，乾隆本人因此也对各省送来的嫌犯口供产生了怀疑，乾隆这时突然大悟，猜测叫魂案是阴谋家编造出来的，意在挑起人民对官府的不满。

此时，当朝的汉族大学士刘统勋（刘墉之父）站了出来，他指出这场闹剧已经使冤案堆积如山，官府的公信力已降到最低，进而可能会影响皇帝的威信。

乾隆经过一番权衡，终于在年底叫停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叫魂”案件已经不重要，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收场以安抚民心。

乾隆当然不会承认叫魂案站不住脚，便下旨斥责江浙各省在前期办案不力才导致事态严重，并对江南吏治进行清肃。

最后的结果是，江浙晋徽以及两江总督都受到处罚，下属一批官员遭到革职。富尼汉因撒谎而被贬为山西布政使。军机处迅速释放了证据不足的嫌犯，吴东明、巨成等人才得以活命。这件由上到下的闹剧就此草草结束。

该如何看待叫魂事件？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构，在百姓与神灵之间充当着媒介。普通百姓虽然禁止对帝王崇拜的神灵进行祭祀，但上天在人间的力量却被百姓所信仰，这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精神共同体。

如果要使百姓持续认可国家在精神信心方面作出的贡献，则统治者必须认真处理这些可能颠覆这一精神共同体的“惑众妖术”，这也是乾隆最开始不得不认真对待“叫魂”事件的原因。

但是就算他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事情的走向也无法由他掌控，找不到造反组织，他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达到打压江浙官僚集团的目的。

这个事件不仅展现了清朝底层百姓的惨状和上层官僚组织的庸碌，也暴露了大清帝国行政和刑审制度的严重弊病，更说明清朝的种族矛盾因为满族统治者的戒心，从未真正消除过。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只是后世一个概念，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叫魂”只是一根导火线。

遇到一个敌视汉族的政权，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一群尸位素餐的官僚，民众在这种环境下从未有过安全感，于是就把上层炮制的敌视扩展到个人生活中，社会人伦也被无情的撕裂。在权利的威胁下，用互相指控的方式试图自保，用生命的代价被迫参与了这一场盛大的群体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