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的社会化,怎样让员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企业的领导人最怕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因为我们要找到一种动力资源，让家族企业的所有成员，不仅仅是企业家和领导人，而是所有的员工能够跟他一起去努力工作。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指夫妻俩睡在一个床上，做的梦不一样。

在中国所有的经理人都是异床同梦。

每天做的梦是一样的，那就是老板的技术、老板的市场、老板的管理、老板的产品，我什么时候把它都学会，我自己也出去当一个老板。

为什么绝大多数经理人都想去当老板呢？

因为只有当老板才能发财，才有成就感，只有当老板，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不当老板，能成为百万富翁吗？不可能，非常困难。

所以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基本的动力机制，就是企业不是鼓励大家把企业做大、做久，而是不断地分裂。

这种机制的推动，使中国的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五年左右。

企业好不容易做大了，有了无形资产品牌，该要扩张的时候，分裂了，落下来了。

家族企业做不大，而一旦做大的家族企业就会出问题，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巨人、飞龙、爱多、秦池、包括德隆，这些公司一做大就出问题。国营企业垮掉，像冰山融化一样；而家族企业做大，一旦出现问题，像雪崩似的。

我们的三株口服液、 巨人、爱多，那么好的企业，几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垮掉了。为什么？究其原因，在于企业的员工对企业没有忠诚度。

所有的员工每天实际上没有偷公司的东西，但在心里、行为上，永远在偷公司的东西。

因为我看到你的管理，看到你的所有东西，我的目的不是把它做得更好，我的目的是把它移出去，再做一个同样的企业回来跟老板竞争。

所以中国很多行业，只要一挣钱，马上产生过度竞争。

在温州的瑞安，一个生产汽车配件的基地老板听完培训，跟我一起吃饭，他喝了点酒，他那个企业是前店后厂，后面是厂子，前头就是一个店。

在这个店门口喝完酒，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的企业这10年最优秀的人才一个都不流失，你的人才一个都不走，你的企业会有多大？

他走到马路中间，指着整条街说，如果他们不走，这一条街全是我的。

他告诉我，哪个是儿子公司、哪个是孙子公司、哪个是由孙子产生的孙子公司，他说他们全都是从我这儿分出去的。

然而一条街上，真需要这么多的企业吗？比如进我们的中关村，进了我们的中关村的电子产品销售大厦，我们发现卖同样产品的企业有将近100个。

然而我们真需要100个企业在一个大楼里，去卖同样的东西吗？

不是的，这就是一种动力机制造成的企业做不大。

当家族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做不大的时候，学者专家告诉我们，你走职业化的道路就能把企业做大。

这是现在许多家族企业在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家族企业做不大，你要做大就要请职业经理人来。

然而请职业经理人真能把家族企业做大吗？

中国哪个公司是靠请职业经理人把自己做大的？不是，百度一定是李彦宏掌舵，李彦宏家族；搜狐一定是张朝阳掌舵，张朝阳家族；慧聪一定是郭凡生掌舵，郭凡生家族。

经营慧聪的经验和我看到中国许许多多家族企业发展中的成功和失败告诉我们，简单职业化根本不是出路。

推荐职业化发展的教授和学者们，如果自己能够管好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帮着别人管，而不自己去管？在商品经济中没有雷锋，商品经济讲的是竞争。 

所有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基于一种假设基础上而实施他的理论的，这种假设就是：人是自私的。

因为人是自私的，我们发工资就得签字；因为人是自私的，我们上班就得打卡，迟到早退就得扣钱，这就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

既然我们承认人是自私的，凭什么人家留欧留美回来了，或者是人家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人家要到你那块儿去干，一年挣了800万全是你的，人家自己只拿10万、20万的年薪？凭什么人家要这样？

没有道理，这是违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黄河啤酒，包括云南红，一大批中国的家族企业简单地引进职业经理的最后结果，都是职业经理来偷企业的东西、坑企业的老板。

哪一个家族企业是通过职业化，请了一帮职业经理把它做好了、做大了？找不到这样的案例。

在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特别在经营慧聪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更觉得这是一种胡说八道。

我常讲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儿子，创办一个工厂，雇了80个农民工，10个管理人员。

这仨儿子，爹一个月就给600块钱，每天早来晚走，三个儿子干得兢兢业业。为什么？因为三个儿子知道，爹不在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仨的。

但是能用这种方法管三个儿子，能用这个方法管其他的员工吗？那是不行的，违反了劳动法，很多员工是要告你的，甚至他要偷懒，他要破坏企业的生产。

整个企业发展的社会化，怎样让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其实晋商就有这样的制度，《乔家大院》我们都看了，《乔家大院》最后，乔致庸得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身股和银股的制度。

乔致庸跟一个叫马旬的对话：“马旬，你觉得我这个身股和银股怎么样？”马旬说：“讲真的还是讲假的？”乔致庸说：“当然要讲真的了。

”马旬就说：“我现在年俸30两，一年的工资30两，如果你给我顶一股身股，我一年能分到500两，那我就告诉你，乔掌柜，我不是在给你干，我是给我马旬自己干。”

从给老板干到变成给自己干，这就是我们企业受益权社会化要取得的一个最基本的成果。

没有这样的成果，所有的改革都是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