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们,该怎样继续活着

陈独秀们，该怎样继续活着

 

你，有没有邂逅过一次“善意的误解”？

 

这个词看起来并不令人反感，“善意”的视觉冲击和道德默许力量足使得“误解”不值一提了。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误解在善意的大旗之下被允许，即使它本身就意味着偏见。

 

一个不容忽视却又容易被自然提出的问题是：这，存在即合理吗？

 

我们至少可以回头，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和见证者。我们漫不经心或是别有用心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发它的感动或是怜悯，加深它的无奈或是欣慰。

 

死去的人，活着的人，在这个问题之下，没有本质不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陈独秀们，是怎样继续活着的。

 

01似是而非的拷问

 

不管你是否在因标题困惑，它看上去确乎不太通顺，甚至自相矛盾。但这不全是我的错。包含陈独秀在内的中国的、外国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历史人物，当然已经构成了历史本身，不再拥有鲜活的宝贵的生命。

 

文学界曾经甚至目前也没有停止对“作者已死”的争论，这个命题更多是针对读者。毋庸置疑的是——作品延续了作者的生命。只要有供人们讨论的作品在，作者就一定会不断闯入读者视野。同样，陈独秀这般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痕迹的人物，也必将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对象，以一定的载体形式，活着。

 

不同在于，比起有生命的自我，这种活着的本质是他人的主观印象。也就是说，别人怎么活着，陈独秀们就可能怎么活着。还可以说，由于历史总是破碎的，别人需要什么，陈独秀们就可能活成什么样子。

 

这难道不是应该被警惕的吗？暂且不说陈独秀们在有生之年考没考虑过这种“死后余生”，“被活着”对他们是否公平友好，仅对现时活着的人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形成一种科学的观察态度，那么除却混乱与无节制的怀疑，可能就是自以为是的盲目与冲动。

 

陈独秀们继续活着，只因活着的人。

 

陈独秀们如何活着，取决于并决定着活着的人。

 

02生死两难的命运

 

陈独秀需要被我们重新认识。1879~1942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丰满意义的时期，关于近代中国复杂的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例证。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种种方面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侵略与反抗、压迫与斗争、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改革与革命、团结与对立等交织在这仅有的时间里，这仅有的时间，却是陈独秀人生的全部。

 

环境可以杀人，亦可被人革命。陈独秀选择斗争。

 

他的选择注定要面对反动势力不遗余力的压制，他的成就自然也就应该是涉及多个方面的。

 

在帝制终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陈独秀一声呐喊，为在混乱中摸爬滚打的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青年》确实成为了坚不可摧的思想解放阵地，这片阵地为我们留下了几乎人尽皆知的战士的名字；他批评儒家文化又不全盘否定；他倡导平和、理性的人生观；他鼓励胡适和鲁迅写作；他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问题......一部《独秀文存》跨时代地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仍然令人激动。在思想解放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李泽厚先生说他是“革命战士”，因为刚毅勇猛、果敢坚决、勤于思考、衷于实践是陪伴他一生的闪亮品质。当然，他所犯下的错误也确实是严重的，政治误判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小的损失是客观的事实。

 

在思想与政治的两个领域，应该说他都在努力促成结果，以战斗者的姿态。我们无法期望一个完美的人，更无法期待一个人永不犯错。陈独秀的政治错误不该为他的全部成绩买单。

 

可以转身，何必孤独？

 

03只当一面的人物

 

陈独秀在历史课本中的人物形象并不饱满。据笔者的印象，高中历史显著提到陈独秀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重点介绍他创办《新青年》，而在具体内容的描述中，已经引入了鲁迅、胡适和蔡元培。也就是说，课本并没有突出介绍他的意思。二是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中，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通过与其他历史事件里的左倾错误对比而更加突出。在历史考题中，胡适的出现频率也高过陈独秀。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问题，很可能已然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隋炀帝是暴君、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李鸿章卖国、洋务运动虽是中国近代化开端，但本质维护封建统治；慈禧太后腐败无能；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唐太宗虚心纳谏；康熙皇帝雄才大略......

 

如果让说说某个历史人物，以上的评价很容易从我们这脱口而出，甚至还出奇一致。我们可能会知道关于他们的其他事迹，但本能的反应却不会因此而有多大改变。根深蒂固的印象很难让我们将新的说法嵌入记忆，比如康熙皇帝后期贪腐弥盛；慈禧太后为中国近代法制作出了不少贡献。

 

我们并非不明白片面评价的害处，但无意识的忽略或有意识服从主流的选择并不会令人感到有什么不对，因为陈独秀们确实有好和坏的一面。说慈禧无能、丧权辱国没有问题，因为铁证如山。问题在于，我们一旦这样讲，便习惯性地将某一评价变作了唯一评价，不再探寻其他方面了。

 

我们对陈独秀们似乎并不够宽容、不够理性。

 

04规则演进的历史

 

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与对待历史本身如出一辙。

 

历史本身极度复杂，它是时空的高度结合体。除了复杂的人类社会，包括动植物、微生物在内的自然环境也是塑造它的重要因素。当然，经过人类艰苦卓绝的探索，大致分析了历史演进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历史被规律化、规则化。在这样的结论面前，我们似乎忘记了两点：第一，历史是立体的；第二，历史的偶然性一直存在，且不可小觑。

 

在“历史规律”之下，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对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十分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划分基于辩证法，即承认某些合理性因素。

 

而今天我们评价封建社会，一句“封建落后”被认为道出了精髓，毕竟它君主专制、重农抑商、文化控制。与奴隶制度虽有进步，却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差甚远。在这里，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似乎过于单调了。秦朝统一文字对中华文化的至要作用、唐代政府分权的探索、宋代繁荣的文化与经济形态、明朝抵御外辱的波澜斗争，也都被作为不那么重要的事而无需进入阶段性的评价之中。历史的立体性色彩愈发被淡化。

 

如果说上述不被作为主流特征对待的事件在历史书中还可以找到所在，那关于历史偶然性的介绍就没这么好运了。比如有学者通过对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地形地势的分析，得出了一套论证方式来介绍它们的制度差异及历史演进历程。我并没有意愿和资格来否定这套方案，我只是初步地怀疑，不将历史偶然性考虑进去的纯逻辑推理是否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这句话本身也说明了，事物运行确有规律，但也会充满偶然性。一个人的命运如此，何况波澜壮阔的历史呢？

历史的演进一定是必然规律与偶然因素结伴同行的过程。

 

05触手难及的生活

 

陈独秀们活在我们有意无意的心理默认和思想惯性中。这种默认和惯性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态度，进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图景。

 

在我写这篇小作文的一个月前，看到了一则男子当街以残忍手段伤害女友的新闻，很不幸，女孩离开了人世。这并不正常。试问：有哪个人成长到现在从未有过恻隐之心？从未善良过？退一步讲，即便是坏人，谁又会毫无顾忌地以杀人的方式自毁前程？

 

当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少有人考虑为什么正常的因素被异化，以上推定会直接被愤怒的公众以情绪推翻。“畜生”“千刀万剐”“猪狗不如”等词汇都成了犯罪人的标签。这时候的犯罪人，他的出生本身就是犯罪。就算这样，可能还不解恨。

 

我并不认为犯罪人不应当被声讨。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在事实尚未查明、复杂的因果关系尚未厘清、司法尚未给出结论之前，犯罪人不应当被毫无限制地评价——一方面，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有的只是抽象的正义感；另一方面，我们可能陷入被冲动的正义支配的偏见。人类从未在精神上走出过野蛮与疯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没有能够改变我们喜怒哀乐的本能，更不会弱化复仇的本能（即使这种仇恨不被社会认可）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一个可能的假设是，现代人可能更加难以控制情绪，更加需要排遣——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更加疯狂。

 

看客群体被社会不容，是道德和法律都提倡的。同为人类，眼前同胞遭受侵害，却以戏剧性的心态旁观而无所作为，简直扭曲人性。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持刀疯狂行凶的歹徒面前，男人女人都会心存顾忌，直接上前搏斗的做法并非是绝对恰当与应当的，只能伺机。而“男人怎么不上”“为什么不上去制止”的谴责本身是否值得怀疑？

 

生活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并非简单的触手可及。

 

06推己及人的方法

 

陈独秀们以怎样的方式活着，本质上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同时也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用在这里也是极好的方法论。

格外需要注意的，是要审视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善意。避免走入“正义陷阱”。

 

只有推己及人，才是忠恕之道。我们冷静了，才有真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