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 11 月基因编辑双胞胎诞生后，另一名女性怀上了基因编辑的婴儿。

但有些科学家们担忧基因编辑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副作用。

除了健康和医学问题之外，当涉及到基因编辑婴儿时，这里还有哪些哲学问题？

通过基因编辑引入精子、卵子或早期胚胎的不良突变可能会在后代中复制。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前负责人、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这些基因被编辑过的婴儿无法避免可能存在风险。

创造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科学家，旨创造一个对艾滋病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婴儿，因为这个婴儿的父亲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者。

消除疾病和其他有害状况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大多数人都会欢迎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人会患上血友病、肌肉萎缩症或其他遗传性疾病和残疾。

我们到底该不该这样做？

让我们假设基因编辑婴儿的健康风险被夸大或可以消除。虽然人工设计婴儿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现在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好编辑基因的分寸。

任何提高人口素质的前瞻性项目都会让人想起20 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德国政府资助的优生学计划所犯下的错误。

1939 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将那些被认为有缺陷的人制度化或绝育，但从未付诸实施。

一些哲学家认为，允许父母选择他们希望孩子拥有的特征并没有错。在 2010 年出版的《增强进化》一书中，英国生物伦理学家约翰哈里斯说，这在伦理上并不比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更成问题。

澳大利亚哲学家 Julian Savulescu认为，父母应该利用现有的任何技术来选择那些有助于他们过上最好生活的孩子。

但是也有哲学家认为，应该更谨慎对待基因编辑技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只有有钱人

使用这项技术将是昂贵的——尤其是这项技术刚刚诞生时，只有富人才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应用上这样的技术。

结果可能并不会像 1997 年科幻电影《千钧一发》中想象的那么糟糕，该片描绘了一个在基因上享有特权的人和那些因缺乏增强而被迫从事卑微工作的人之间分裂的社会。

但基因增强很可能使社会更加不平等，机会平等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让我们想象一下，未来社会中的所有父母都可以选择自己孩子的特征。一些哲学家担心，为满足父母需求而设计的婴儿会使其成为消费品。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其 2014 年出版的《人性的未来》一书中认为，基因工程将限制个人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它也可能通过破坏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来严重影响父母/子女的关系：父母应该接受、爱和关心他们拥有的任何孩子。

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基因工程可能会提高父母的期望。如果父母没有得到他们选择的孩子——如果他们选择的品质没有实现，或者如果孩子没有发挥出来这些品质——他们的失望可能导致父母们无法接受甚至抛弃婴儿。

针对基因工程的伦理怀疑引发了一些哲学家的赞成：消除疾病和残疾的基因疗法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风险是可以克服的。

但人们担心的是，增强和治疗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研究表明，有魅力的人可能比那些被认为平庸的人挣得更多财富。这是否意味着“丑陋”是一种应该通过基因工程来纠正的残疾？

或者，同样地，智商低于平均水平是一种残疾，应该通过基因编辑来改变吗？

父母是否应该设计孩子的肤色，以避免他们可能会经历的社会偏见？在一些社会中，比如美国，有色人种遭受歧视，肤色便成了一种严重的劣势。

如果人们不宽容，那么即使通过基因编辑去迎合这种偏见，并不会使人们更加宽容。人们会为自己的不容忍找到其他原因或对象。

如果没有吸引力的人处于不利地位，或者智力低下的人受到轻视，我们应该质疑我们的标准和行为。如果黑人面临社会歧视，我们应该反对种族主义，而不是寻求改变肤色来迎合这种歧视和偏见。

持这种观点的背后，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即我们应该欢迎人类的差异并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存在方式。

消除疾病和严重残疾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没有人应该忍受疾病的苦。但消除人类多样性不仅有安全风险，它更消除了我们丰富多样的创造力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