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 唐诗解读——杜甫之《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注：

药栏：指种植草药的地边栏杆。

江槛：临江的水槛。

新松：杜甫曾在成都草堂栽下四颗小松树。比喻新生、正义的事物。

恶竹：指损害新松生长的杂竹，比喻腐朽、邪恶的东西。

生理：生计。

黄阁老：对严武的尊称。严武当时以黄门侍郎的职衔出任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故称“黄阁老”。

紫金丹：烧炼的丹药，传说服食后可以长生。

三年：杜甫762年7月与严武分别后，漂泊梓州、闻州，到写这首诗时约三年了。

行路难：乐府古题，这里是指世路艰辛，人生坎坷。

解读：

诗人与严武分别而流落梓州，再回成都，已是三年之久，三年时间里，一直萦绕他心头的是家人的安全，当然还有心爱的草堂。

首联诗人在路途中设想回成都后需要整理草堂，所以在这里说：自从离开后，常常焦虑沙岸崩塌会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都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吧。因为草堂临水而建，当年在成都居住的时候，就一直困于湍流激水的冲刷，屋前的药栏也常常因为沙岸的崩塌而遭到损坏。

颔联是杜诗中流传甚广的名句。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种下的四株小松，不过“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参天大树；而那到处蔓延的恶竹，有万竿也应当斩除掉!诗人在这里借喜爱新松的峻秀挺拔、痛恨恶竹的随乱而生，表达了自己的强烈爱憎，富含哲理意味。其言外之意重点体现在“恨不”和“应须”四个字上。正如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的：此二句“兼寓扶善疾恶意”。时逢乱世，匡时济世之才俊不能起用，而邪恶势力却到处横行，诗人怎能不万分感慨。

上半首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自然环境恶化的情景。诗人心中不仅惦念自己的草堂，也充满了对风雨飘摇的社会现状的焦虑。诗人所愤恨的只是“恶竹”而已。“竹”不过是诗人为“借物书愤”而找到的一个与松相对应的象征物。实际上诗人是爱竹的，有他在夔州所作的《客堂》一诗为证：“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所以，诗人不过是借物抒愤，用以表达对社会恶势力的痛恨。诗句中所蕴含的强烈的爱憎充满深沉的人生哲理，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仍能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

下半首回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在唱出了对友人真诚相助的感谢之情后，沉痛地唱出了“信有人间行路难”的感慨，这是诗人积一生之经验的痛定思痛的人生总结，是对罪恶世事的强烈不满和控诉。

颈联是说自己的生活全凭严武照顾，容颜衰老也只能靠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是感谢黄阁老使他的生活有了依靠之意。诗人由最初担心周遭的建筑、外物，转而叙述自己的生计艰难。浦起龙对此认为：“栏损槛落，或当补之；松埋竹里，亦当薙之。但‘生理’何资，‘衰彦’莫驻，惟望之‘黄阁’‘金丹’”，细口下来，我们从中能感受老杜精神世界的无奈和苦恼。诗人一方面当然要感谢朋友对自己的照顾，可是潜意识当中过着漂泊无依、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尴尬处境是不便说出口的。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宝应元年(762)七月与严武分别，到广德二年(764)回到草堂，前后三年间因兵祸漂泊、吃尽苦头，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过去曾读过古乐府诗《行路难》，现在有了亲身体验，方知世路真是如此艰辛。一个“信”字，饱含着诗人的多少辛酸体验。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