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杨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独特思维方式——基于《共产党宣言》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清算

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７０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Ｐ10）}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全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Ｐ27）}，就无法回避对《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①诞生里程碑式文献的再释读。

正如拉布里奥拉所言：“整个第三章无疑是为了通过排斥和对比、通过简短而深刻有力的特写，来阐明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3］（Ｐ2）}我们在此以《宣言》第三章为例，管窥马克思是如何以驳论的形式将其学说的圭臬用否定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并借此进一步反思，面对相同的时代课题，马克思超越以往全部理论的思想根源所在。

一、马克思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尽管“社会主义”一词在１８３２年才被用来指称一种社会思潮^{［4］（Ｐ8）}，但这种思潮本身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却不再新鲜。卡贝思想的传入和魏特林作品的问世，使空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想一道，为马克思创建其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思想来源。面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鱼龙混杂，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肃清思想，为进一步开展运动奠基。马克思将正本清源的工作建立在对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澄清和扬弃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后者以否定的形式所映射着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了解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式。对这些思潮的生成背景、思想主张、阶级立场诸方面以及马克思对它们所作的清算，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理想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史前提，从而体认马克思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一）反动的社会主义：开历史倒车的主张

以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为旗手的“青年英国”，以维尔纽夫－巴尔热蒙（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Ａｌｂａｎ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Ｂａｒｇｅ－ｍｏｎｔ）为代表的法国正统派，格律恩、赫斯和克利盖（ＨｅｒｍａｎＫｒｉｅｇｅ）领导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欧洲旧贵族、僧侣阶层主张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统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从阶级属性看，其代表人物均为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建立，其自身作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已是明日黄花，因而义愤填膺，便以文学和艺术等浪漫手法对资产阶级进行口诛笔伐。不可否认，这些质疑大多都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但“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目的诉求，使他们只能提出“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5］（Ｐ57）}的消极主张。

尽管以上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在理想社会的建构原则、分析路径和实现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不过是将历史“推回到过去”。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现实加以猛烈批判，并不是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道路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复归”，而只是要恢复封建贵族僧侣制，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这些“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5］（Ｐ54）}的倒行逆施，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挽歌”和“谤文”与其说是写给资产阶级的，倒不如说是没落的旧贵族们的顾影自怜。

（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方案的不彻底性

对于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揭露的社会弊端，资产阶级并非听之任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扮演起“小改良家”的角色，提出了一系列“消除社会的弊病”^{［5］（Ｐ60）}的措施。这些原本“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和小企业主，为避免自己在社会的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中走向破产，进而沦落为无产者，不得不依附于更大的资本和资本集团。在《宣言》中，马克思是以蒲鲁东作为这一派别的代表加以分析的。

经济的平均主义和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是蒲鲁东社会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特点。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区分了“所有”和“占有”，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9］（Ｐ38）}这一口号。这里所谓的“所有权”，不是指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所有权形式，而是特指资产阶级所有权。在这种生产关系支配下，平等虽以法权的形式被承认，但财富却日益积聚在大资产者手中。面对现实利益受损，作为小生产者代言人的蒲鲁东主张在“个人占有”的基础上，通过“互助制”确立新的制度安排。但“社会的衰颓和灭亡是由所有权所具有的积累力量造成的”^{［9］（Ｐ260）}观点，使其革新方案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而不愿触动私有制本身。这种满足于经济领域修修补补的理想社会方案，使蒲鲁东和马克思尚未携手合作便已分道扬镳。

蒲鲁东的理论缺陷绝非其倡导经济革新，而是革新的不彻底性。蒲鲁东只“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5］（Ｐ61）}，注定其理论本身堕入保守。马克思基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视角，发现囿于生产领域修修补补的“当前运动”，绝不会“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Ｐ65）}。早在１８４６年，马克思就指出蒲鲁东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无知，缺乏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动力的正视。当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时，依旧为它作辩护，就不能不使蒲鲁东学说变得庸俗而滑稽。

在理想社会的建构原则方面，蒲鲁东主张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爱”，在私有制内部依靠互帮互助，建立一个社会有机体。但是在蒲鲁东那里，“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所以他“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10］（Ｐ51）}，这就充分暴露了其理论的保守性。从理想社会的哲学根基看，蒲鲁东虽然认识到了经济运行在逻辑上存在着自身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却未能正确地把握现实的经济运行同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他不理解现实的经济运行绝不会同作为抽象概括的规律镜面反射般地吻合一致，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亦非确认经济规律之后才得以展现。蒲鲁东归根到底是将历史从属于逻辑，从而使得其社会主义诉求不能不沦为脱离现实历史基础的抽象。但正如马克思说的，“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1］（Ｐ526）}。蒲鲁东仅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内部寻求改革，未能触动现代私有制这一占有方式本身，其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总之，革命还是改良，这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后者把现存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安排视作历史的终结或“最高成就”，不能从“暂时性的角度”去看待现存事物，正因此它才是“非历史的”；与此相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它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这种必然性不过是“暂时的必然性”^{［12］（Ｐ208）}，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学说强烈的“历史感”。

（三）空想社会主义^②：非现实性和超历史特征

１９世纪以降，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欧文、卡贝、魏特林等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觉察到了大工业发展的前景，在机器大工业的经济基础上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力求通过缩小“三大差别”实现社会和谐。相对空想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保留私有制，空想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的信条，使其具有相对进步性。但两者在对未来社会的理论建构上，都带有一种超历史的空想性质。因此，马克思把他们的学说比作“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5］（Ｐ64）}。

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疑具有某种进步性。前者无法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范畴，希望既保存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又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顽疾，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方案。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毫不留情地抨击并力图铲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时，它也不是封建贵族主张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所谓的理想社会，不是在历史地扬弃的基础上向更高阶段的过渡，而是试图把整个社会拉回到领主所有制的“历史循环论”。“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同早期无产者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自发反抗相适应的，代表了当时还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13］（Ｐ8）}应该说，这一阶级属性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方向。

在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路径上，空想社会主义不乏建设性的观点。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注意到了生产发展的意义，认为未来社会只能是建立在生产高度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基础上的有机体。不论是卡贝的“伊加利亚”、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还是傅立叶的“法郎吉”，都不是好逸恶劳者的温床，那里的每个人都必须从事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通过劳动分工和统一指挥”，实现“妥善地安排生产，产量要高，既不过剩，又不匮乏”^{［14］（Ｐ380）}，本可作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但当卡贝将天才人物“伊加尔”作为这一实业计划的调停者时，“伊加利亚”就不能不化为空论。其次，在政治领域，作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15］（Ｐ487）}，魏特林将未来社会描述为“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16］（Ｐ192）}，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认识不清，不惜将流氓无产者也归入社会变革的主体，其领导革命运动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在社会领域，空想社会主义者不顾个人在阶级属性上的差异而主张博爱。长期研究唯物主义的圣西门，则提出了实业家和王权结合以构建理想社会的超阶级主张，认为“旧的一般学说的衰落，使利己主义蓬勃发展起来……为了攻击和粉碎利己主义，就得使博爱发挥作用”^{［17］（Ｐ264）}。这种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决定了他对未来社会的建构必然寄希望于伦理规范，而忽略这些信条实现的历史条件，因此在现实世界面前只能成为空想。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各个阶级分别从各自立场出发，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构方案。他们或力图将历史推回到过去，无视历史自身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或满足于经济领域的点滴改良，忽视社会本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性的存在；或诉诸某种神秘力量，遗忘社会变革的现实性维度，如此等等。这一切前马克思的思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具体主张虽然各异，但归结起来无非是要建立一套由本阶级主导的社会制度安排。但从思维方式上说，他们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脱离了历史本身，从而陷入了抽象的思考。马克思通过对他们所主张的种种学说加以批判和清算，确立起回到历史本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并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才使得唯物史观得以诞生。从此之后，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从而变成真正自觉的实践。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立场观点之表达

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固然是在同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交锋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还是植根于历史条件本身的成熟，以及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固有矛盾的较充分暴露，无疑是马克思超越并克服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创立其共产主义学说的社会历史基础。然而，面对相似甚至相同的历史现实，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这就不能不强调他们的主观和主体因素。《宣言》写作时期，共产主义要素正通过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来。正是在实际参与并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在深刻把握各类现实和思想要素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确立并巩固了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这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一）共产主义理论呼唤全面彻底的革命

马克思思想根基上的实践性质使其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关切。马克思在１８４６年就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11］（Ｐ527）}。这种对革命全面性和彻底性的理论自觉，使得《宣言》在立论之初便实现了对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超越。

全面性主要针对革命的内容，即它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或文化等特定领域，而必须推动整个社会变革。马克思认识到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主张的局部政策调整，充其量作为减轻阵痛的“药方”，绝不可能最终推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以往社会主义者大多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主张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待遇。面对资本家向工人频繁“抛出的橄榄枝”，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政策旨在削弱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进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变成自为的阶级，才有可能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即使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所谓“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8］（Ｐ538）}的主张，也只是革命具体策略的调整，因为正是在同一文本中，恩格斯对“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18］（Ｐ550－551）}的强调，表明他不仅从未放弃过革命，而且要在历史进程中将革命向纵深方向推进。因此，如果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局部调整，而拒绝“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1］（Ｐ539）}，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永远无法生成的，共产主义的现实实现就更是天方夜谭。不可否认，当下工人阶级在工作和生活条件等经济方面早已极大改善，股权激励使他们也获得了工资之外的收入来源，然而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流离失所的依然是广大工人，而金融寡头的地位却通过危机更加巩固。这一系列事实彰显着马克思学说对当前的现实意义，即仅满足于经济领域的改良是无法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

彻底性主要是针对革命的层次。共产主义运动不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全部生产方式、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更要实现对以上诸要素存在原因和条件的完全根除，完成对人的异化的“源头治理”。在《宣言》写作时期，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创造力的解放。这种实现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Ｐ36）}的进步力量，理应使历史成为人的本质力量逐渐展开的舞台。然而，现实却是工人勤勤恳恳、劳而无获地堕入赤贫；资本家们不劳而获，完成财富积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进步，是以强制分工基础上人自身完整性的撕裂为代价的。它由企业内部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工的细化催生出来，并表现为后者从业人数激增和自身生存状态的每况愈下。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福利水平不同，马克思认识到是强制分工导致了社会矛盾极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Ｐ32）}。共产主义要完成“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11］（Ｐ688）}这一目标，就不仅要揭示强制分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表现，更需要推翻包括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彻底实现人的解放。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具备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和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原本为提高效率实行的私有制和强制分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应被历史地加以废除。同时，人的劳动不再作为异己的支配力量，而成为人自身本质外化的经济学表达。换言之，马克思所谓的“消灭分工”“消灭劳动”，改变的只是分工和劳动的旧有性质，使其不再作为工农、城乡以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由。当这些历史条件全然具备时，每个人个性张扬和自身完整性确证的时代也就到来了。这些主张显然是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未曾也不可能提出来的。

（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分工，之所以能成为人彰显自身本质的条件，在于其彻底废除了私有制。这也是马克思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差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1］（Ｐ536）}一方面，私有制的扬弃结束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在消除工人和资本家对立的基础上，使人的自由发展获得现实条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有制作为私有制的最后一种存在形式，它的扬弃作为自我否定的环节，使人类历史具备了向未来敞开的可能。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无法容纳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现代私有制由此成为必须被克服的因素。更高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实现，这一论断早已被后来的实践所佐证。

就理论层面而言，在马克思看来，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一结论的得出，除了基于无产阶级自身利益诉求和斗争手段的先进性外，还因为唯物史观作为其哲学基础，在对社会历史规律把握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方面，比以往任何阶级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普遍异化的社会中，工人劳动仅作为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1］（Ｐ159）}。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囿于自身阶级局限，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性质改变的意义，只能得出“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5］（Ｐ48）}的谬论。他们无法想象在每个成员真正成为历史主体的共产主义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9］（Ｐ435）}。当每个人为了自身发展而从事劳动时，原来强迫劳动的要素就变得多余，私有制不再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时，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也就消失殆尽了。马克思之所以将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5］（Ｐ45）}，就在于其共产主义学说只有在私有制被扬弃的历史语境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只能由不具备任何财产和具体利益的无产阶级来完成。

就实践层面而言，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得到历史检验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将这一原则真正落实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之中；相反，“说服一位影响很大的国君是个决定性的步骤”^{［20］（Ｐ339）}是否可信，傅立叶领导法郎吉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太效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原本通过利息、利润和地产过活的人日益堕入依靠工资生存的无产者行列，导致无产者数量激增，队伍鱼龙混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之初便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界定为“革命的首要问题”^{［21］（Ｐ3）}，在理论和行动上明确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21］（Ｐ9）}。相反，戈尔巴乔夫放弃苏共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直接诱发了苏联的解体。中苏领导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所持阶级立场和历史思维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两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天壤之别，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三）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超历史的存在

就理论本身而言，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样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进步意义，并明确表示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Ｐ52）}。他们的理论失当之处在于历史思维的匮乏，因为两个“彻底决裂”的实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制领域的决裂，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要素；思想观念的彻底决裂，则有待于政治和文化诸条件的成熟。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意味着扬弃了以往“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5］（Ｐ536）}。届时，由于原本作为“共同利益”代言的国家丧失了其存在的历史前提，“虚幻的共同体”由此被“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卡贝的“伊加利亚”之所以无效，就在于他将共产主义状态确立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之外；相反，马克思晚年给查苏利奇复信指出，俄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建成共产主义，必须以“占有它（资本主义———引者注）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9］（Ｐ571）为前提。因此，共产主义只有在扬弃而非截断甚至超越人类历史阶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毋庸置疑，共产主义并非一种当下的存在。同预成存在不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非现成在手”状态，无论如何细致把握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猜测或臆断的成分。所以，马克思从不屑于描绘共产主义的细节。在他看来，以往思想家们对社会主义阐述得越细致，理论本身就越可能变得虚妄。历史生成性意味着要将未来建构奠基于当下的历史基础之上，由现在出发逻辑地认识未来。只有“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1］（Ｐ16）}，无产阶级才不至于将各种中介因素误认作最终目的，致使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不前。

马克思基于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力对比和德国社会相对滞后的历史事实，指出无产阶级在当前阶段“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5］（Ｐ24）}，绝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误入歧途。无产阶级面对当时的历史境遇，只有补足资产阶级应做的“功课”，才能为共产主义积蓄条件。这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22］（Ｐ666）}，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2］（Ｐ668）}的精准研判，无疑正是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思维。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使其无法完成相应的阶级使命，因而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种基于实际革命状况确立革命任务的做法，正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维方式和理论品格的深刻贯彻。相反，像魏特林那样试图将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理念变为直接现实，甚至不惜求助于宗教和神秘力量以割裂共产主义与前共产主义历史联系的主张，只能使共产主义本身思辨化。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思维方式之呈现

习近平同志强调：“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１７０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Ｐ25）}。《宣言》之所以能够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并在日后深刻影响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根本上在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Ｐ691）}。然而，《宣言》本身并未直接阐明作者的“研究使用的方法”，而是在“对非科学社会发展构想进行分类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深刻而全面地发展”^{［23］（Ｐ222）}了这些原理和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透过《宣言》的文本表述，去洞悉蕴含在字里行间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则，进而把握其独到思维方式，以便在实践中切实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健全发展。

（一）共产主义理想是在人的实践中历史地实现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1］（Ｐ672）}的概括，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因为，马克思对理想社会建构就其思维方式而言，体现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将共产主义确立为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才得以既超越了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们对经验方法的执着，又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完全超验的非现实手段。

第一，实践是社会历史性活动。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条件的孕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急于求成容易将共产主义沦为空想主义。随着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卡莱尔认识到其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面临失去历史主导权的危险。他们在弥留之际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认为“帝王是众人的统帅，我们的意志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忠诚地为他献身，并以此感到幸福”^{［24］（Ｐ231）}。面对社会两极分化、工人生活困苦的社会事实，蒲鲁东和拉萨尔都曾亲自走上街头，为摆脱贫困而呼号，但历史并未因思想家们倾注更多怜悯而发生转向。这些不论是借助超验力量，还是以纯粹经验直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学说都是十分素朴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顾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自以为是地对资本主义“执行死刑”。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点和行动只会葬送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

第二，实践本身就是人的能动活动，人的主体性正是由实践来建构、表征和证成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归根到底由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决定，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是必须避免的思维误区。以往的思想家大多基于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当前与未来的割裂来理解共产主义。他们倾向于预设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图景，以此苛责现实，并脱离历史条件地寄希望于前者直接取代后者。这显然是对历史思维方式的无知。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5］（Ｐ9－10）}。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不再作为实证意义上过去事实或事件的总称，而是“谋划着‘将来’而安然于过去已‘曾是’的可能性并即体现为‘当今’”^{［26］（Ｐ138）}，从而既避免了蒲鲁东那种急于改变现状，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作改良的错误；又不至于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因革命条件不充分而将共产主义运动化作超历史的玄思。共产主义作为“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7］（Ｐ928）}，绝非将其推到现实的对立面，而是强调物质生产性质本身的实际改变，即由剥削的手段变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27］（Ｐ929）}，并且随着生产性质的历史性改变，不断地调整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这一切，都必须基于人们能动的实践活动才是可能的。

第三，第三，实践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远大理想而非空想，只有同一代代人的不懈奋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具体而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要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8］（Ｐ4）}；既要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又要力倡“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28］（Ｐ5）}。这种将基于现实来确立理想、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主张，正是对唯物史观这一思维方式的遵循和贯彻。中国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更是佐证了马克思这一思维方式的正确性。

（二）人类社会的历史维度同价值维度的辩证统一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宣言》是以人类解放为其根本宗旨的。与人道主义沉湎于各种道德说辞不同，“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历史与价值双重维度的相互推荡之中，才具备理解的可能。所谓历史维度，是指在真正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发展的结果来看待。所谓价值维度，则是指共产主义的理论设计、现实运动和社会建构均不再作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5］（Ｐ44）}。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之下，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回归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上来，通过分析共产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孕育、生发和壮大，实现了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的协调统一。

首先，就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而言，马克思指出“反动的社会主义”之反动性就在于有意无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2］（Ｐ90－91）}。相对于前资本主义而言，资本主义更充分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意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广机器使用，开展学术研究，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就价值层面而言，资本主义并非像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眼中的那种全然的恶，而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必要的恶”。

其次，就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言，马克思并未因为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近代意义上的整体进步，就为其引发的掠夺和殖民辩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对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颂扬，都意味着价值尺度的迷失。与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29］（Ｐ4）}不同，马克思指出，现代私有制作为资本主义下普遍异化的根源，并非由资本家个人道德败坏所致，那种忽视历史和阶级背景的道德谴责，只能是空洞的说教。诚然，自由、平等、正义等美德是值得追求的，但忽视这些道德谓词本身的阶级和历史属性，将它们认作“普世价值”则是十分荒谬和可怕的。马克思将全部价值判断回归到其阶级基础，依照不同阶段的阶级任务赋予价值谓词以具体内涵，由此凝聚无产阶级意识并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当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被历史地扬弃之后，才真正具备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Ｐ53）}。

最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12］（Ｐ208）}。既然如此，就作为社会存在的资本主义而言，过分的道德批评并不能妨碍其存在。当下部分中国人同马克思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呈现出极大的“反转”，他们对比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产生出一种“外国的月亮圆”心理，进而怀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这种虚无主义根本上也是由于未能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现状给以历史评价导致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长期性。尽管相对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事实上不够格”，但“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30］（Ｐ225）}。这条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另一方面，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我们必须深刻剖析其历史基础，在揭示这些道德说辞的真实内涵和政治目的的同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确立起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符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

（三）在全面把握历史进程中促成人的主体性彰显

共产主义作为人的真正解放，本身“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1］（Ｐ527）}。同以往思想家不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自觉贯彻了“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25］（Ｐ93）}这一历史思维。前马克思的思想家们担心消灭私有制会导致公妻制和普遍怠惰，进而引发生产停滞和伦理失序等社会问题。这些质疑折射出了“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天然局限。其一，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下的市民社会作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现实存在，可以采用实证方法考察；但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将来时”，显然无法以直观方法把握。其二，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1］（Ｐ186）}共产主义的生成性表明，封建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不汲取资本主义优良成果前提下建成共产主义的主张是虚妄的。相反，正是由于积淀起以往全部历史的积极成果，共产主义才得以促进每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彰显。因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把握也必须基于历史进程的总体来进行。

一方面，全面把握历史进程可以避免单纯实证方法忽视历史本身的错误，使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加以确证。黑格尔认为，“开端乃是在继承了过去并扩展了自己以后重返自身的全体”^{［31］（Ｐ8）}，因而理想社会是作为绝对精神展开而非现实的人的活动加以确证的。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将实践活动而非绝对精神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和改造，需要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实现，历史由此成为实践的确证方式，同人的存在具有了不可剥离性。换言之，历史条件的成熟水平直接影响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刻建成共产主义的超历史错误。由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Ｐ592）}，只有基于无产阶级自身规模和实践能力的历史成熟，共产主义的具体建构才成为真问题。任何激进或者保守的主张都不可能真正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

另一方面，从历史进程整体出发能够克服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忽视和遮蔽人主体性的误区，以便使历史真正成为彰显人之本质力量的舞台。只要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存在，工人的自由时间就必然被剥夺，人的本质便只能表现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无法将内在于本质中的全部潜能实现出来。相反地，马克思在现实性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历史而非当前资本主义的狭隘视域出发，揭示了作为人之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Ｐ501）}得以充分彰显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从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坐标进行了必要的“后移”。换言之，共产主义不仅永久结束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历史，而且真正搭建起人自由发展的平台。当劳动不再作为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需要时，历史便成为实现人和发展人而非奴役和剥削人的历史。面对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迁，我们更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Ｐ19）}，坚决杜绝社会主义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偏颇，以及“只问上级，不问群众”的官僚作风。只有最大限度地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我实现创造历史条件，使每个人的内在潜能都得以充分展现，共产主义才能够真正到来。这个过程及其所趋向的最终目标，既是人的主体性的历史表征，也是它的历史确证。

注释：

①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相比，它的所指相对“早产”。1872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首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称谓，马克思于１1875年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本身旨在与空想社会主义概念进行区分。本文就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亦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内涵，特别是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加以讨论，不拘泥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语词表述。

②一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内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包括狭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前者主张保留私有制，后者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二者均作为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利益主张。可参见相关研究：张恒山：《论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区别》，载于《理论视野》2016年第10期；叶小玫：《略论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异同》，载于《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年第5期。本文对“空想社会主义”概念采取广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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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1期第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