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梁启超怎样分析李鸿章?

关于作者

梁启超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传播者，是清末民初时期重要的民智启蒙者。梁启超1895年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先后创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宗教等领域，在清末民初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登峰造极的人。

关于本书

这本书写成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之后的两个月，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军者，而梁启超则是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维新运动则是“政治改革”，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不触动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走向终结，而维新运动则恰恰迸发于此时。因此，对于梁启超，李鸿章是探索者，是先行者，也是不同政见者，但秉着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对当局之人的理解，梁启超发出“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感慨，为读者还原了一个“人味十足”的李鸿章。    

核心内容

李鸿章在战争、外交上都经过考验而且经验丰富，他对时局变化和西方文明的把握让他成为一个对外国人来讲难得的可以交流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在忠于皇权体制、踏实肯干而且愿意承担恶名的人，这使得李鸿章在满清朝廷和西方国家都无可替代。

李鸿章从一介书生到建立军功，再到后来主持洋务、处理外交，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经济现代化的开创者，也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认可的不可或缺的“中国代言人”。达成这种成就，特殊的历史机遇以及前辈恩师曾国藩的指点提携，在早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他务实进取、态度积极、能担当不避责的行为特点则帮助他在艰难的时局下一步一步建立功业。    

前言

今天要解读的书是《李鸿章传》。这本书的白话文版有144页，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给你讲解这本书的精髓：在一个怎么做都是错的大环境当中，李鸿章是如何赢得认可和尊重的。

这本书写成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之后的两个月，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梁启超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有29岁。尽管他比李鸿章要小将近50岁，但是他们依然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精英是如何看待充满争议的李鸿章的，从这本书中，或许可见端倪。

很多人对李鸿章都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而即便就是在当年，在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的时候，李鸿章也是背负着数不清的骂名的，以至于梁启超开篇的第一段话就要做个澄清，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说的：天底下只有平庸的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个伪君子，而谤满天下的人也未必就不是伟人，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看我这本《李鸿章传》。意思就是大家冷静，先别着急骂，李鸿章作为一个晚清重臣，如果是死在甲午战争之前，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中兴名臣的典范，他的故事是要跟他的前辈恩师曾国藩一起摆在成功学的书架上的，而怎么就在他生命最后的六七年，犯下这么不可饶恕的罪过，背负了千古骂名呢？从梁启超的视角出发，看看当时的社会精英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如何看待他行为决断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读懂晚清四十年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这本书中解答了关于李鸿章的三个问题：第一，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满清朝廷和西方国家都深深依赖且不可替代的人？第二，既然李鸿章如此有能力，为什么又搞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第三，既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为何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下面，我就来为你一一介绍。

第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满清朝廷和西方国家都深深依赖而且不可替代的人？

李鸿章给我们现代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晚清的权臣，而且还是那种手握军权可以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那种权臣，不然为什么大清朝办洋务、搞外交都是他一手把持呢？当时的西方人评价甲午战争时就有一句话，说这甲午战争是“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人家日本军民上下一心，是以一个有组织、有动员的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去战斗，而中国却无法协调国家力量，只是李鸿章靠他的个人威望和私家班底去跟日本一个国家去对抗，这岂有不失败的道理？但与此同时，这句话好像也是在说，李鸿章能够摆平朝廷，调动军力和财力去对外发起一场战争，有这种能力的大臣只有当年的曹操和前朝的张居正这些人，可见李鸿章当时是多么的权倾朝野。

首先说，李鸿章是不是一个权臣呢？的确是。但是，他和曹操、张居正那种独揽大权、控制皇帝、能够动摇山河的权臣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要从他如何发迹开始说起，李鸿章早年便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在太平天国时期追随曾国藩，在此期间逐渐培养起自己的班底，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所以这支力量叫作淮军，淮军在当时主要是肃清江苏南部地区的太平军，为湘军最后能攻克南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所以李鸿章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但却是依靠军功起的家。而且为了对抗太平军，当年上海的士绅们还组织起一支使用欧美装备、邀请欧美人指挥和训练的雇佣军，后来这支力量也归属李鸿章指挥，而他与这支雇佣军的指挥官戈登也保持了一生的私人友谊，这些经历可以说是李鸿章对西方军事、科技、文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之后能够倡导洋务运动以及在外交场合有大量的表现，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影响。

后来，李鸿章又奉朝廷之命，平定活跃在山东、河南一带的捻军，捻军作为农民起义军，打的是游击战，到处流窜，官军即便能在战场上打赢战斗，也无法遏制它的流动和壮大。其实最初这个任务是交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制定的战略是把敌人围堵限制在一小块地方上，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消灭，但曾国藩有意培养李鸿章，一直向朝廷举荐李鸿章，而自己却退居幕后，做两江总督为李鸿章提供粮草物资，而李鸿章也秉承了曾国藩的这一战争方略，仅用一年时间就平定了在北方横行十多年的捻军。

而李鸿章第一次处理外交事务的经历也非常值得一说，在1870年，突然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天津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杀死了外国传教士，焚烧了法国领事馆，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交给曾国藩来处理，曾国藩处决了闹事的百姓，但法国人仍然不满意，一定要求巨额的赔款，于是朝廷又派李鸿章去处理这个事，没想到李鸿章刚刚到任，普法战争就爆发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欧洲打起来了，于是法国人仓促之间就接受了原先的处理方案，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普法战争，大家都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解决了曾国藩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从此之后，李鸿章能打仗、懂洋务又善于外交的名声就正式树立了。

在此后，李鸿章又历任了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这些位置看似个个都是位极人臣，但是熟悉清朝官制的朋友心里都清楚，清朝，那可是中央集权的巅峰，权力是牢牢掌握在皇家手里的，政府的财权军权也是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的，而这些军机大臣不仅不是李鸿章的人，而且很多还跟李鸿章有政治分歧，很看不上他。而李鸿章所历任的这些官位，更多是扮演了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就很像我们现在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清朝的皇室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可以听取你的建议，也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公司核心的决策权力你是别想染指的，股东大会一投票，说把你换了随时就把你换了。

所以在清朝皇室的眼中，李鸿章是一个能臣，或者说就是一个棋子、一个好用的工具而已。你李鸿章会练兵会打仗，那你就去跟日本人打，从当时李鸿章的一连串反应来看，他一方面在找外国人来调停，另一方面采取比较保守的防守打法，可以说，他心里边是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的，当然这也是很多人批评他贻误战机的理由，但不管怎样，皇帝和社会舆论说让你打，李鸿章就不得不去打这场仗；而他晚年的时候，慈禧太后又派他去治理黄河，这时候李鸿章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头了，距离去世只有3年的时间了，也不得不亲自带着外国工程师去勘探黄河，最后拿出了完善的治理方案呈交给朝廷；到了1901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朝廷又派李鸿章去跟洋人谈判签了《辛丑条约》。

其实这时候李鸿章是两广总督，在广州呀，八国联军进北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朝廷把这个事交给你了你就得去办，签完《辛丑条约》之后几个月李鸿章就去世了，所以李鸿章这个所谓的“权臣”做的也确实有些可怜。但是，不得不说，不管这些事李鸿章他主观上是不是出于情愿，但作为一个执行者，他始终是愿意去付出巨大精力和重视程度，一丝不苟的努力去把事情办得尽可能的好，甚至不会去在乎自己的名声，这一点是他非常难能可贵的特点。以至于李鸿章死了之后，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忠公”，忠诚的“忠”啊，在皇室眼中，这的确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啊。

说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鸿章是不可替代的，对内办洋务是他，对外搞外交也是他，因为他在战争、外交方面都经过了考验而且富有经验，而他对当下的时局和西方文明又都有相对深刻的理解，对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在当时中国难得的可以交流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在忠于皇权又踏实肯干而且愿意承担恶名的人，这样的人用的顺手了，怎么舍得去换别人呢？

第二部分

好，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既然李鸿章如此有能力，为什么又搞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我们之所以说李鸿章丧权辱国，就是因为晚清历史上对我们国家伤害最大的两个卖国条约，一个是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一个是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都是他签的字。《马关条约》赔了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割让了台湾，从此之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就开始此消彼长，往后日本又怎么欺负中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李鸿章晚年也常常说：“我是被全国人民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的确，刚刚我们也提到，李鸿章在当时的环境中，确实不是一个可以大刀阔斧去实现自己计划的权臣，除了传统皇权体制的制约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有很多反对他的人存在。

我们今天回头看，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但是在当时，办洋务、造铁路、派留学生、跟外国人做生意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获得了最高权力层的支持，但朝廷中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以想象，很多所谓的以正色立朝的大臣会说，洋人这么欺负我们，就应该驱逐所有的洋人，你李鸿章却跟他们打得火热，你是想干什么呀？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反对开战，这李鸿章是不是想佣兵自重呀？所以，在这样的舆论监督之下，李鸿章做人做事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的，有时为了一件小事还不得不言辞恳切地反复上书给皇帝，反复地讲，现在是数千年之所未见之大变局，必须要穷则变、变则通。

另外，清朝末年，中央的权威相对衰弱，地方势力保存实力的情况很普遍，这也同样扯了李中堂的后腿，或许从战争的角度来看，也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那种无力感，甲午战争在海上和陆地上都发生了战斗，而且中国是有主场地利的，如果各个地方、各个部队密切配合的话，不能说是没有优势的。但战斗期间除了李鸿章的淮军外，还有湘军、回军、广东军、广西军、蒙古兵等部队都参加了战斗，但这些部队有时归李鸿章指挥，有时归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挥，有时又归提督宋庆指挥，一场战争同时有六个统帅，权限也都同样大，各自又有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所以基本谈不上协同作战。

非常可气又可笑的是，北洋舰队在刘公岛海军基地投降的时候，有一艘广东水师的战舰也被日本人掳走，广东水师还写信给日本人交涉，说这艘船是属于广东的，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能不能还给我们呀？这个事后来也被日本人传为笑柄，但从这个事也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李鸿章要把持朝政、一手遮天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满汉有别的特殊历史环境，都使得李鸿章很难变成一个具有实际权力的“权臣”。

那好，就算说李鸿章只是一个执行者，晚清期间中国所遭受的种种挫败不能只赖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官打了败仗，作为一个外交官，多次的外交失误，导致中国进一步丧失主权，难道这不丧权辱国吗？的确是这样。梁启超也在书中列出了李鸿章误国的十二件理由，主要是说他贻误战机、用人不察、管理不善，但同时，话锋一转，也表达了些许无奈，原文大概是这个意思：“问李鸿章是不是中国第一等人才，我不好说，但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的；说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我也不好说，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像老虎失去了伥，麻烦会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当时的种种决策或许已经是这个老头能做出来的最大的努力了。

就拿中日马关条约来讲，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期间发生了一起意外，有一个刺客用枪袭击了他，子弹穿过了他左边的颧骨，子弹留在左眼下方，差点就打瞎了，但李鸿章拒绝取出子弹，就这么满脸血的去跟日本人谈判。最终日本人真的在之前争议不下的一些条款上做出了让步。

再例如1882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就用“一手拉、一手打”的外交政策，挑唆英国和德国来制约法国，最后也是签了一个不算太丢人的合约，他的这种外交方略也用在了后来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上，因为按照《马关条约》的内容，除了台湾之外，满洲的南部也是要割让给日本的领土，但是通过外交手段的挑唆和博弈，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干涉之下，南部满洲又归还给了大清，列强们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东北获得过多的利益，但列强的这种所谓的“义举”绝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也为后来俄国霸占东北铁路，法国侵蚀云南，德国强占胶州埋下了隐患。而国家之间的外交实质就是利益的交换和互相的制约博弈，但对于一个弱国来说，不付出任何的利益作为报酬，指望一个老头在谈判桌上就能维护住国家权利也是不现实的。这也难怪梁启超要在书中说，敬李鸿章之才，悲李鸿章之遇。

书读到这，往往会感觉到特别的悲凉，难道中国的历史就只能是这样的吗？造成这样的结果真的没有人要对此负责吗？隔壁的日本为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就能富国强兵，而我们就得被这么欺负？难道不是因为当权者因循守旧、愚昧落后所导致的吗？落实到李鸿章个人身上，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说到这里，梁启超也是给出了他的答案，这其实也是整本书的一个核心观念，他说，李鸿章身居国家要职，是改革的先锋，但是只知道学习枪炮、机器这些表面的东西，不知道学习制度和文明，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对于西方的强盛根本没有真正的认知，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安与富裕、尊贵的生活，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又缺乏热忱的人，如果在19世纪之前，这样的人或许是我们国家的英雄，但是在19世纪，我们需要你承担更多。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能造时势，而李鸿章仅仅是“时势所造的英雄”，因为缺乏见识和魄力，无法成为能够创造时势、能够造就新时代的英雄。

或许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李鸿章无法洞察西方体制的好处，或许他也能看得到这些，但并没有选择去努力改变中国的体制，我们后人无法去猜测。但在一个逐渐衰落的大组织当中，是选择尊重传统，在各个环节上逐步进行改良，安享现在富裕、尊贵的生活；还是选择打破传统，带着组织去走一条被别人实践过但自己从未走过的道路，这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毫无疑问，李鸿章选择了前者，作为一个务实的执行者，去做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显然会有成效的改良。

第三部分

好，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为何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在甲午战争结束一年之后的1896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使，远赴俄国去参加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且，顺道去访问了欧美各大列强国家。但令人不解的是，李鸿章的这次环球访问，受到的却是皇帝级别的待遇，所到之处无一不是各国的总统、皇帝、女王亲自接待，工商界人士也纷纷邀请李鸿章去参观他们的港口、工厂和新式武器。如果非要说各国政要款待李鸿章是为了给他下套，为日后瓜分中国提供便利，非要说工商界人士拉拢李鸿章是为了让他购买更多的军舰和大炮，那么欧美底层民众对李鸿章的追捧和欢迎又如何解释呢？

据说李鸿章到达美国的时候，不仅是美国总统夫妇停止了在海边的度假亲自回来接见，而且在《纽约时报》称之为“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中，竟然有50万纽约市民走上街头，就为亲眼看一下身穿黄马褂的李鸿章，在那段日子里，李鸿章说的话、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有人还会拿李鸿章出来做营销，有一家名为《纽约日报》的报纸就贴出了这样的广告画，说李鸿章绝对不会错过星期天的《纽约日报》，而在美国，至今还有以李鸿章命名的中国菜。那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一年之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西方人看来，过去的三四十年，东方的中国和日本都在向西方学习，而且都搞的有模有样，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但是甲午战争一打，西方人就看清楚了，原来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是斗败了的公鸡，看来，亚洲的老大是人家日本，而李鸿章，不管说战败的责任是不是在你，但赔款割地的条约总归是你签的吧，你的名字，始终是和丧权失地的耻辱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一个来自东方弱国的败军之将为什么又会受到这样的礼遇呢？在这本书的结尾，梁启超原文引用了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的对李鸿章的一篇评论，文中写道，“即使是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对薄弱的，但他可以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从容地解决各种困难和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而他办理洋务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然而究竟是谁引导清朝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可见，或许正是李鸿章的务实和实干、在局限的环境中从容地解决困难的这种品质，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中国角色，也正是他不爱惜名声、不逃避责任的个性使得他在满清朝廷、当代精英、西方国家甚至是在敌对的日本都能获得认可和谅解。

总结

说到这里，这本《李鸿章传》就跟你讲得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为什么李鸿章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在战争、外交上都经过了考验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对时局和西方文明有深入的理解，对外国人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可以交流的人，而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忠于皇权，踏实肯干而且愿意承担恶名的人。第二，为什么李鸿章这么厉害，却又搞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除了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之外，梁启超认为，缺乏眼界和见识，使得李鸿章仅仅是一个“时势所造的英雄”，无法成为能够创造时势的英雄。第三，为什么李鸿章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因为他不惜名声、不避责任，能在局限的环境中从容地解决困难，这种积极的态度和坚强的品质是值得尊敬的。

撰稿：杨耀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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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就扩散」

竹青庄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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