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等新冠抗疫政策的有效性:六个发达国家的比较(1)

发布于 2021-10-10 19:59


摘  要

基于PASS方法论(2)比较从六个发达国家收集的418例新冠抗疫政策(交通运输和公共健康领域等)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没有一例政策和累计死亡率/累计感染数的减少有关;从每天的新增感染数来看,只有约4成的政策是有效的;更多的政策的效果呈现在其对移动指标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峻屹

日本广岛大学终身正教授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研究背景

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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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COVID-19)在全球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以上。截至2021年9月底,全球已有超过2.3亿人确诊了感染,其中超过4.8百万人在这场疫情中罹难。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数字还在与日俱增。

为了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攻坚战,各国政府在接种疫苗之外,还采取了诸多的非医学措施。其中不乏严格的管控(如封城、出行管制、关闭学校等)和较为温和的呼吁性政策(如自愿性保持社交距离)。然而,具体何种政策更为有效并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政策应做到何种严格程度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新冠疫情的现有的政策研究对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缺乏包括交通政策在内公共卫生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缺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对比研究 

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指标较为局限,缺乏对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维度的比较

比较分析较为主观和片面,缺少综合性考量 

多采用单方程模型方法,既缺乏严密的统计相关性分析也忽视了诸多因果关系


.研究目的

图源:

https://easyhealthoptions.com/risk-

factors-serious-coronavirus-infection/

本研究在六个较为典型的发达国家(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收集418例政策数据,基于由第一作者提出的PASS方法论(2)首先分类然后对不同政策在公共卫生健康和交通运输领域的防疫有效性进行分析,进而为新冠防疫的有效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

PASS方法论示意图


.研究问题


问题1:如何更好地评价新冠防疫政策的有效性?

问题2:移动行为的改变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新冠疫情感染情况?

问题3:新冠疫情感染情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问题4:新冠抗疫政策如何影响移动行为的改变,进而改善新冠疫情的扩散?

图源:

https://wyxyclassic.com/news/057750-

heres-what-you-need-to-know-about-covid-19/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9种关于感染情况和移动行为的指标评价六个发达国家的防疫政策的有效性。每个评价指标均考虑三个时间维度,即政策实施前后的一周、两周和一个月。进而基于PASS方法论(2),对各项政策进行分类:


P是指“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

A是指“避免-调整(avoid-adjust)”

第一个S是指“转换-分享(shift-share)”

第二个S是指“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

PASS方法论是由第一作者于2020年首次提出的为了系统地防控包括COVID-19在内的大流行病的政策决策理论框架。为了更科学地比较各种影响和政策效果,本研究构建动态贝叶斯多层级广义结构方程模型(dynamic Bayesian multilevel 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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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数据

本研究总共从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收集了418例关于新冠抗疫的公共健康卫生及交通领域的政策数据。移动行为数据(9种)来源于谷歌新冠移动报告(Google’s 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s),感染情况的数据(3种)来源于人文数据库(https://data.humdata.org/dataset/novel-coronavirus-2019-ncov-cases)。图1和图2是获取的政策数据的分布图(注:因为政策样本收集不够全面,分布本身可能没有代表性)。

图1:

研究案例国家的抗疫政策的PASS类型分类图

418例政策中最多的为P政策(235),其次是S(Substitute-stop)政策(69)和A政策(66),最少的是S(Shift-share)政策(48)。不同政策种类中,最多的具体政策为“保护Protect” (126)、“停止Stop” (63)、“准备Prepare”(56)和“提供Provide”(53)。

图2:

研究案例国家的新冠政策的时间分布图

(2020.02-2020.12)

图2描述418例政策的时间分布情况。图2表明,多数政策集中在2020年4月和5月,即COVID-19在全世界大流行的初期。


六.政策有效性的

多角度分析


为了明确已经实施的单一政策对疫情防控的有效性,本研究假设某一政策的有效性与任一感染指标或户外移动行为指标的减少呈正相关关系,和户内活动指标的减少呈负相关关系。针对每项政策,本研究均比较了三个时间维度:政策实施前后的一周(1w)、二周(2w)和一个月(1m)。

感染指标包括案例国家内每百万人日新增确诊病例数(daily new cases)、累计死亡病例数(cumulative deaths)和累计感染确诊病例数(cumulative cases)的三个指标。

移动行为指标包括:



娱乐休闲 (retail & recreation)

访问杂货店和药店 (groceries and phamacies)

公园 (parks)

公共交通车站(transit stations)

工作地(workplaces)的五项户外移动指标

居住地(residential areas)一项户内活动指标

移动行为指标数据由谷歌新冠移动报告收集获得(https://www.google.com/covid19/mobility/)。如果某一政策的实施与任一感染指标或户外移动行为指标的下降相关(或和户内活动的增加相关),则该政策为有效政策。

各案例国家的政策和评价指标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并没有证据表明418例抗疫政策与累计死亡病例和累计感染确诊病例的变化有关。但是政策有效性与其他指标的变化具有明显相关性。有41.1%–43.3%的抗疫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日新增感染病例数量。有超过50%(部分甚至超过60%)的政策对户外移动活动的降低和户内活动的增加是有效的。

表1:

基于PASS方法的有效政策分类比例表

(1)日本(政策案例:2020年3月6日-

7月22日)的特征说明

研究中的日本案例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2020年3月6日和7月22日之间。大约有39.4%–78.8%的政策是有效的。日本大约有51.0%–60.1%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政策,38例“避免-调整(Avoid-adjust)”类政策的有效比率最高(63.2%–73.7%),相比而言“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类政策虽然有效比率最低,但仍可以到达43.8% 到50.0%。有效比率第二高的政策类型为“转换-分享(Shift-share)”,该类型政策的有效比率可以到达59.1%–68.2%。户内活动相对稳定,其对应的最有效政策为“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 (62.5%–69.8%),而“转换-分享(Shift-share)”效用比率最低(31.8%)。“避免-调整”政策对减少户外移动行为和增加户内活动最为有效,“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策略和“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策略次之。

日本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3月6日–7月22日)

日本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2)美国(政策案例:2020年2月29日–

12月16日)的特征说明

美国的88条政策措施于2020年2月29日至12月12日之间实施。主要为“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50条)。总体而言,相比于日本,美国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影响有效性很低(10.2%–26.1%),PASS四类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有效性比率分别为14.0%–28.0%、0.0%–16.7%、0.0%–66.7%和5.0%–15.0%,但是对人移动行为的影响有效性比率几乎都超过70%。四类政策都可以减少户外移动行为和增加户内活动。“避免-调整(Avoid-adjust)”类政策和“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类政策的影响最大,“转换-分享(Shift-share)”影响最小,“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影响程度居中。

美国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2月29日–12月16日)

美国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3)澳大利亚(政策案例:2020年3月1日-

10月5日)的特征说明

澳大利亚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影响有效比率为38.5%–50.0%,对移动行为的影响有效比率为42.3%–70.8%。“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的数量占澳大利亚所有政策的65.4%,所以对各类指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其他类型的政策,其对移动行为的改变呈现100%的有效性。“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有效影响比率为25%。“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有效影响比率为50%。“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对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有效影响比率则为66.7%–100.0%。“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对移动行为改变的影响最为明显,“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次之,“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影响最小。

澳大利亚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3月1日–10月5日)

澳大利亚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4)加拿大(政策案例:2020年3月2日-

9月16日)的特征说明

加拿大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影响有效比率为19.6%–25.5%,对移动行为的影响有效比率为43.1%–65.2%。“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对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有效影响比率则为28.6%–57.1。“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的有效率则只有10.0%。“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对移动行为改变的影响最为明显(80.0%–90.0%),“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次之。“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对面部防护等行为起到了负相关的作用。“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更容易导致到访公园行为的增加。

加拿大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3月2日– 9月16日)

加拿大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5)新西兰(政策案例:2020年3月14日-

12月18日)的特征说明

新西兰政策主要对移动行为的改变有效。四类政策中大部分的有效率超过了60%,这些政策通过减少户外移动行为和增加户内活动可以有效控制病毒的传播。其中“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最为有效,“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有效比率最低。另外两类政策的效果则比较接近。

新西兰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3月14日–12月18日)

新西兰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6)英国(政策案例:2020年3月16日-

11月26日)的特征说明

英国的政策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影响有效比率为65.0%–70.0%,对移动行为的影响有效比率为15.0%-55.0%。大部分的“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都是有效的,但是其他类型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促使了更多的人到访公园等地点。

英国日新增确诊数

(2020年3月16日–11月26日)

英国实施政策前后的当地

移动行为指标变化


七.运用动态贝叶斯多层级

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评价政策的有效性

上述的动态贝叶斯多层级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由三个子模型构成,研究政策前后的评价指标和政策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三个时间维度之间的分析结果的差异不大,结果整理一下。



第一个子模型Sub-model (1):政策之前的评价指标对政策的影响

此模型研究“移动行为的改变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新冠疫情感染情况变化”和“新冠疫情情况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两个问题。研究发现只有政策实施前的累计死亡确诊数这一指标对69例“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的制定有显著影响。这两个指标之间成负相关关系,可见累计死亡确诊数的增加会意外地减少“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类政策的制定。虽然感染指标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所有移动行为指标都与感染指标中的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确诊数具有统计学的显著相关性。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前,户内活动的增加或购物行为的减少往往伴随着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减少和累计死亡确诊数的持平。另外到访公园行为的减少与累计死亡确诊数的持平呈正相关性。


第二个子模型Sub-model (2):政策对移动指标的影响

此模型研究PASS政策与移动行为改变之间关系,回答了问题“新冠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何影响移动行为的改变”。所有的政策措施的实施都与户内活动的增加和户外移动行为的减少显著相关。“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类政策的影响最大,“避免-调整(Avoid-adjust)”类政策和“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类政策次之,而作为参照的“转换-分享(Shift-share)”类政策的影响最小。6项移动行为活动指标都呈现类似的趋势。


第三个子模型Sub-model (3):政策后的移动指标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此模型研究移动行为改变与感染指标改变之间的关系,对问题“新冠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何影响移动行为的改变,进而影响新冠疫情的改善”进行了回答。只有一个移动行为指标“政策实施前后购物行为改变的差异”对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改变构成了显著的影响。发现按政策实施后如果购物行为的改变较小会导致日新增确诊数的增加。购物行为的改变差异对累计死亡数和累计感染数呈现相同的影响趋势。娱乐移动活动的减少有利于控制累计死亡数和累计感染数的进一步恶化。“政策实施前后到访公园行为改变的差异”和“政策实施前后使用交通工具行为改变的差异”对于感染疫情的恶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实施前后户内活动改变的差异”则对遏制累计感染数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研究案例国家的418例政策中有192例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有效性(有效评定指标超过半数)。在这192例有效政策中又有79例(41.1%)政策在2020年三月开始实施,97例(50.5%)政策在2020年四月开始实施。另一方面,在2020年三月和四月开始实施的政策中,无效政策(有效评定指标不超过半数)只占35.3%。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超过90%的有效政策都是在疫情的早期就被实施的措施,可见早期及时防控的必要性。


八.主要研究成果

418例公共健康卫生和交通领域的新冠抗疫政策中没有一项与累计死亡病例数和累计感染病例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020年全年恶化的全球感染情况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418例防疫政策中大约有40%的政策对控制日新增确诊病例起到了有效的积极作用。在研究案例国家中,英国的政策有效性最好,日本和澳大利亚次之,这可能和这三个国家普遍在2020年8月之前采取防疫措施有关。

在管控移动行为方面,评价指标显示美国的政策有效的比率最高(大部分70%–80%),新西兰(大部分60%–77%)和日本(大部分54%–76%)次之。英国采取的政策的有效性的比率最低,大部分只有15%–40%。

在PASS防疫政策理论体系中,“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类政策的实践意义最为成功,四类防疫政策的有效性在各个研究国家之间差异较大。首先,在日本,日新增确诊病例主要受到“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的影响(63%–74%),其次受到“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的影响(59%–68%),受到另外两类政策的有效影响的比率分别为44%和58%。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政策的有效比率都低于30%,但“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政策的比率略高于其他政策。在加拿大的情况中,“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和“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相比于其他政策有效比例更高(大部分为29%–43%)。“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类政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四个国家的有效比率分别为29%–53%、15%–22%、13%–25%和59%–65%。在新西兰,“转换-分享(shift-share)”政策和“避免-调整(avoid-adjust)”政策有效的比率在30%左右。此外,移动行为指标的结果则是另一幅光景,不同的评价指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会显现不同政策有效性。并且有效性比率会在15%到90%之间波动。

移动行为水平的改变表明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避免-调整(avoid-adjust)”类政策和“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类政策要比其他类型的政策更有效。在加拿大和新西兰“替代-停止(substitute-stop)”政策较为有效。在英国比较有效的政策类型为“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另外,在新西兰除了“转换-分享(shift-share)”外其余三种类型的政策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

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的感染情况的评定指标并不能影响PASS框架下的政策措施的效果。但是PASS框架下的政策措施如预期的一样可以影响政策实施后的人的移动行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实施后,移动行为的改变对感染情况的改变施加影响的过程中糅合了诸多可预料或不可预料的因素。


九.实践意义

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新冠疫情的研究和抗疫政策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帮助,以下为几点政策实践的建议。


各种低效的新冠抗疫政策措施表明现有的疫情政策有待进一步的重新考量。任何政策措施都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由于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纰漏。但是不能因噎废食,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能否快速及时地认识到疏漏并对政策进行修正。应大力提倡能够反映广大人民、各方从业者以及相关部门的意愿的政策。

针对实践应用中的“准备-保护-提供(prepare-protect-provide)”防疫政策,政策制定者应该尽早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从而减少民众因对长期社交距离防疫措施的疲劳性情绪而产生的疫情反弹。对严格防控措施进行及时的科学论证是十分必要的。

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实施组织框架更为有助于保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其实施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的保障。

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感染者个人的行动轨迹和社会接触信息应该向公众平台发布。由以往各领域的各项研究可知,这一点对于保证新冠防疫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极为重要。数据的不公开无疑会阻碍学者、政策决策者和广大民众对疫情的科学认知。


十.参考文献

[1] 本推文源于以下论文:Zhang J., Zhang R., Ding H., Li S., Liu R., Ma S., Zhai, B., Kashima S., Hayashi Y. (2021) Effects of transport-related COVID-19 policy measures: A case study of six developed countries. Transport Policy, 110, 37-57.

[2] Zhang J. (2020) Transport policymaking that accounts for COVID-19 and future public health threats: A PASS approach. Transport Policy, 99, 405–418.

[文章其余作者]:张润森 ,丁泓翔 ,李双金,刘瑞 ,马爽,翟宝昕。

供稿 | 张峻屹

排版 |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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