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解读之《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解读：

晁错是西汉历史上继贾谊之后的又一悲剧人物，二人之间，颇多相似：均为皇帝所宠幸，均建议削藩，均为众臣所忌。下场也都不好，贾谊为汉文帝所黜，而晁错更惨，在上朝的路上即被逮捕，腰斩时还穿着朝服。从西汉历史来看，都反映出了二人超前的战略眼光。

也和贾谊一样，后人对晁错的悲剧多扼腕叹息，指责汉景帝刻薄寡恩，无罪而杀大臣，“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然而，苏轼却尖锐地指出：“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事实真的如苏轼所说，是晁错自取之祸？苏轼的依据是什么？

在未讨论晁错之前，苏轼认为，治理天下最大的难题在于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暗中却是波涛汹涌。当此之时，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坐壁上观，事情就会滑向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采取措施呢，很容易激化矛盾，万一出现乱子，就会承担破坏和平的后果和批评。然而，苏轼以毅然决然的态度，认为一个为天下计的豪杰君子，必须要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天下排难，而不是博名。他们也必须要清楚，这种事情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而不能急躁，否则极易诱发动乱。更重要的是，在实施之前，必须要有相应的预案，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应对，方可做到“吾发之，吾能收之”。如果没有预案，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而贸然行动，等惹出事时却退居其后，让别人承担后果，那么天下所有的责任灾祸，都将集于自己。

对照上述的观点，结合下文的分析。苏轼认为，晁错的失误，主要有两点，一是操之过争。苏轼指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做越大的事情，越要有耐心，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苏轼以大禹治水为例，他“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不仅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进行提前预判，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苏轼认为，诸侯尾大不掉之势，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一下解决，绝无可能。晁错在决心削藩时，对七国发动叛乱明显准备不足，很可能他认为汉景帝一纸诏书下去，各诸侯王立马乖乖听命，而没有想到他们会铤而走险。苏轼的观点，晁错之父也提醒过他，认为汉景帝刚刚即位，晁错即建议削藩，立足未稳而欲动朝廷之痼疾，必受其祸，并自杀以警告晁错，可是晁错却一意孤行，当然也可以说是为天下不顾其身。

晁错削藩令颁发之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迅即爆发。晁错此时犯下第二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据《汉书·晁错传》记载：“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是晁错准备让汉景帝御驾亲征，而他留守后方。晁错的本意可能是想效仿萧何与刘邦的故事，然而，第一、汉景帝不具有刘邦之才略，虽然史家所称“文景之治”，却不包括武功，第二、晁错让汉景帝御驾亲征，万一失败，后果极其严重，不仅皇位不保，性命也必定失去，而且会动摇朝廷上下的意志，致使人心浮动。而且，刘濞的太子是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所杀，汉景帝去，反而会刺激刘濞军队的战斗力。第三、正如苏轼所说，削藩是晁错极力鼓动汉景帝去做的，可惹出事来，你让汉景帝去当消防员，怎么可能呢？晁错之死，既是袁盎建议的结果，也是丞相庄青翟等人弹劾的结果，他们引用晁错的奏章内容，“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在这份奏章中，晁错不仅建议汉景帝亲征，甚至建议放弃部分土地，这是典型的崽卖爷田不心疼，是以众人攻击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遂将其腰斩。

苏轼认为，当七国之乱爆发时，晁错应该主动请缨，“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虽然我赞成苏轼之前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不敢苟同。晁错应该是想过自己带兵，然而问题是，第一、晁错是书生，而非军事家，让他带兵打仗，并不现实，他自己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而不敢去，第二、晁错因为极力主张削藩，得罪了大量的人，加上他的性格“峭直刻深”，如果让他带兵，必不服众。他让汉景帝御驾亲征，也是因为“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需要皇帝亲自出面才能弹压，反过来也证明他无法带兵。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在设定削藩之策时，上策是提前安排好军事斗争的准备，让刘濞不敢轻举妄动，动也能够迅速扑灭，中策是晁错冲在一线，好处是表明态度，能够自保，缺点是不足以平定叛乱，下策是让汉景帝亲自上前线平定叛乱，不仅不足以平定叛乱，而且皇帝的位置性命以及天下江山也可能失去。可晁错偏偏选了下策，威胁到汉景帝的命运，结果被处死也就不足为奇。

和贾谊一样，晁错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不能忍。削藩之事，应该从长计议，步步为营，先易而后难，逐渐进入深水区。如果说贾谊因为年轻尚可原谅的话，晁错的错误便有些不应该。身为国家重臣，备受汉景帝器重，关系国家安危以及皇帝位置的得失，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周密谋划，并做好紧急情况的应对预案。从晁错的表现来看，空有一腔热情，而无完整的规划，在应对时也出现了严重失误，说明晁错只是书生治国，而远非成熟的政治家。苏轼的批评，确实是中肯的，晁错之死，确实有自取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