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有东西方之分吗?

公认的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英国的亚当.斯密。根据斯密的理论发展出古典经济学，后来又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学。于是很多人误认为经济学原理是舶来品，对西方适用，对中国---习惯上被认为东方国家---不适用。甚至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观点，进而要独立发展出一套适用于中国的东方经济学原理。

 

对此，笔者是不赞同的。因为无论是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甚至包括经济史层面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一、从理论层面讲

 

在其经典的、对世界影响深远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请允许笔者继续援引几乎具备经济学基本素质的人都耳熟能详的论述。亚当.斯密继续写道：“在分工体系下，一人一日可制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独立工作，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甚至一枚都造不出来。”

 

难道分工理论对东方，包括中国人在内不适用吗？

 

为了证明自由贸易的正当性，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即：假如A国生产粮食需要100个人劳动一年，而生产布匹需要120个人劳动一年；而B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生产粮食需要120个人劳动一年，而生产布匹需要100个人劳动一年。这使A国对B国在粮食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而B国对A国在布匹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A国应该专门生产粮食，而B国应该专门生产布匹，A国从B国进口布匹，B国从A国进口粮食，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这在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自由贸易交易双方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

 

也许理论上或者现实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A国在各方面相对于B国都是劣势，双方还能进行贸易吗？

 

为了弥补斯密理论的缺陷，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认为：即使A国在各方面都逊于B国，通过自由贸易对双方依然有利。李嘉图论述道：

 

“英国的情况可能是生产布匹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可能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看到了进口葡萄酒的利益并通过出口布匹来购买葡萄酒。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仅需要80人一年的劳动，而生产布匹则需要90 人一年的劳动。因此，出口葡萄酒换取布匹对它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所需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易也可能发生。虽然它能用90人的劳动生产布匹，但它仍会从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布匹的国家进口布匹。因为它宁愿把资本投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并以此从英国换取更多的布匹，也不愿意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生产布匹。

 

尽管英国在布匹和葡萄酒的生产方面相对于葡萄牙都处于劣势，但是贸易依然可以进行。因为在生产葡萄酒方面葡萄牙和英国相比，比在生产布匹方面优势更大，如果葡萄牙用葡萄酒交换英国人生产的布匹比自己生产布匹更有利。而英国用布匹交换交换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比本国生产葡萄酒更有利。”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果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只对西方有效，也就是英国和法国自由贸易对双方有利，而如果中国和日本或者中国和法国贸易，这些原理就不适用。

 

对此，所有的理论家都没有给出严格的论证，因为这显然是荒谬的。

 

当然即使如此，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依然不是严密的。

 

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是只给出现象，对分工现象产生的原因没有更深入的分析。

 

奥地利学派开山鼻祖、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给出了更严密的论证。门格尔认为：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我们叫做有用物。我们认识这个因果关系，并在事实上具有获得此物以满足我们欲望的力量时，我们就称此物为财货。接着，门格尔根据各种财货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定义了不同级的财货。他把直接满足我们欲望所必需的财货，如面包......称为第一级财货；把生产第一级财货的物，如生产面包的面粉、燃料、盐以及制作面包的设备和劳动力称为第二级财货；继续向上分析，第三级财货包括生产面粉的磨坊、小麦、黑麦、制作面粉的劳动力等、第四级财货包括耕地、耕地所需工具设备、种子和农民等……。

 

根据直接可以消费的物品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划分财货层级的级数也不相同。两种财货相比，级数较低的为低级财货，较高的称为高级财货。正是高级财货不断向低级财货变形，我们才能得到低级财货---消费品。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没有高级财货相应的低级财货生产不出来。

 

门格尔继续分析道：随着人们知识积累增多，对高级财货和低级财货因果关系的认识不断提高，生产结构被拉长，这带来了分工的增加、扩展，也使得低级财货被更多地生产出来，人们的欲望得到更多和更好的满足。当然随着认知提高，更多的以前不认为是财货的物，现在也成了财货。如：显然石油并不是原始人的财货。

 

门格尔严密地弥补了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

 

而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局限是，他的分析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而在真实分工合作中，是人与人的比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更赞同用分工合作原理的概念代替比较优势原理。

 

好在李嘉图在该著作的注解部分写道：假设有两人既能制鞋也能制帽，其中一人在两个行当上比另一人都强，制帽时他超过另一人的1／5，即20%，制鞋时1／3，即33%。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较弱的人专门制帽，这不是对双方不是都有利吗？

 

可惜很多人没有注意这段注解。

 

二、从实践层面讲

 

中国传统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尽管如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分工出来士这一阶层，还有手工业的匠人、商人等五花八门的行业。

 

同样在东西方“国际间”分工合作上，该原理也同样适用。中国曾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积贫积弱。随着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中国人依靠自己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换来了本国人急需的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高昂的他国产品。不仅降低了经济成本，也大大缩短了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铁证。

 

也许有人反驳道：中国人出口的都是原材料、低端商品，而进口的都是高端产品，按照分工合作原理，难道中国人始终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吗？

 

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是产品并没有低端、高端之分，只有赚钱、不赚钱之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由于资本积累少，一些需要巨额资本支持的所谓的“高端产品”目前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始终处于这些人所谓的低端，因为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中国人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在一些高端产品领域也有了一席之地，如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高铁。

 

三、从经济史层面讲

 

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产生于西方，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很多西方人也都认为自由放任思想最早产生于中国，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都认为是古老的中国最早诞生了自由放任的思想。

 

四、观念的误区

 

笔者认为这种观念产生的误区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概念，最早的翻译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如何定义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以拥有资产的多寡定义，假如拥有资产100万美元以上的是资产阶级、拥有1万美元之下的是无产阶级，中间的是中产阶级。那么这三种阶级分别适用何种不同的经济学原理，请理论家给出严格的论证。

 

其次，阶级本身也是变动的，如果一个无产阶级通过努力获得了1万美元以上的资产，那么就马上就要适用另一套经济学理论；如果侥幸挣得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又要换一套理论？假如一个原来的资产阶级破产了，变成了无产阶级，他适用的理论马上要变成另一套理论？

 

还有，如果每个阶级都适用自己阶级的那套理论，显然是无法实现阶级跨越的。

 

这种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荒谬的。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是一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跨越时空都会发挥作用的，这就是经济学家阐述的经济规律。否则就不是理论，一定是谬论。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分裂成几个国家，那就要适用几个不同理论？这样还好理解；如果几个国家自愿组成一个新的国家，那适用何种经济学理论，就会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