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何塞·范迪克等:平台社会概念刍议(上)

文献来源：

Van Dijck, J., Poell, T., &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José van Dijck，乌德勒支大学媒介与数字社会学杰出教授。曾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介研究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比较媒介学。

Thomas Poell，阿姆斯特丹大学

Martijn de Waal，阿姆斯特丹大学

José van Dijck

Thomas Poell

Martijn de Waal

引言

自2007年问世以来，爱彼迎迅速传遍全球，俨然成为在线酒店服务的行业领军者。荷兰阿姆斯特丹是爱彼迎的业务重镇，每年发布逾2.2万套公寓的出租信息。一方面，阿姆斯特丹市民通过租赁私人空间获取不菲回报，并拉动当地旅游经济；另一方面，市政局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有关噪音、垃圾以及城市安全的隐患；传统酒店业也正在经历冲击。

面对种种批评，爱彼迎拒绝承认其部门归属，认为自身仅仅提供连接各方的中立平台。面对城市管理者索取后台信息的要求，爱彼迎则以侵犯用户个人隐私为由严词拒绝。经过几个月持续而激烈的谈判，市政局最终与爱彼迎达成协议：2016年12月，爱彼迎宣布将执行用户在阿姆斯特丹最长停留期限政策。

酒店业遭遇在线平台铁蹄践踏只是众多战场中的一个例子。今天，社会和经济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高度互联的数字基础设施发生(Guttentag 2013; Davies et al. 2017; Stabrowski 2017)。爱彼迎只是帮助我们界定平台社会这一富有争议的概念的引子。在本章中，我们将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它涉及单一平台的微观层面，平台生态系统的中观层面，直至平台社会的地缘政治宏观层面。同时，不能脱离社会和政治结构孤立地研究平台，因为它们都(相互)依赖于自本世纪初以来稳步建立的全球基础设施。

从爱彼迎的案例可以管窥：平台的应用导致利益相关方在公共价值上的冲突，其中涉及的价值观不仅攸关经济和社会方面，更无可避免地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此即为何我们仍需审视网络平台在全球化世界秩序中何以组织社会。平台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在大西洋两岸，美国企业开发的平台、政府与本地社区之间围绕何种公共价值利害攸关、社会如何捍卫公共价值、现有监管工具是否合宜等议题展开激烈交锋。不过，在回答平台治理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理解平台的构成、平台社会何以浮现及其赖以维系之基础。

剖析平台架构的组成元素

在全书引言部分中，我们将平台定义为一种用于组织用户之间交互的可编程结构。平台由数据驱动，通过算法和接口实现自动化、组织化，通过商业模型驱动的所有权关系获得实效，并基于用户协议进行治理。本章将分别集中讨论技术、经济和社会法律因素，以解释治理权力的性质。

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平台随后向第三方提供对其平台数据的受控访问，使其能够详细了解用户行为和指标信息，从而构建新的应用程序或平台。

算法是将输入数据转换为所需输出的自动化指令集（Gillespie 2014; Pasquale 2015）。平台使用算法自动过滤大量内容，并将用户与内容、服务和广告联系起来。

如若将研究焦点从技术关系转向经济关系，那么所有权与商业模型对于理解平台殊为重要。关于所有权，一家公司声称为全球公司抑或本土公司，对与税收等政府监管制度影响颇大。此外，所有权也会影响一家平台的经济交易情况以及与用户的社会互动关系。例如，某家美国网站从非营利性组织转变为逐利组织之后，大失人心。

平台的技术和经济因素引导着用户互动，同时也塑造着社会规范。用户并非平台技术-商业模式之下的提线傀儡，而是可以通过积极表达意见改变平台运作方式。

平台治理的另一重要手段是用户协议（ToS）。这些伪法律合同定义并塑造了用户和平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因其冗长难懂，用户往往直接勾选同意复选框。然而，ToS规定了一系列平台相对用户享有之特权。

综上，平台架构的技术、经济与社会法律元素构成了平台驱动社会性（platform-driven sociality）的动力。解构单个平台的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组合元素如何服务于管理用户，用户又是如何实践的。但是，尽管每个平台都是具有独特元素组合的独立实体，但其运行必须置于更大的生态系统下加以观瞻。

平台生态系统：建造基础设施的核心

自21世纪初以来，网络平台的集成已经蔚为大观，大量权力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它们成为网络社交的把关者，控制着信息服务的关键节点。平台生态系统存在悖论：它看似平等，实则等级分明；它几乎完全是公司性质的，但似乎服务于公众价值；它貌似中立的不可知论者，实则承载着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其影响似乎是地区性的，其范围和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它似乎用自下而上的用户赋能取代了自上而下的大政府，但却是通过一个对用户而言不透明的高度集中的结构来实现赋能的。

我们将平台分为两类：基础设施型平台和部门领域型平台（infrastructural and sectoral platforms）。前者多为五大公司所有，构成了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许多其他平台和应用都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它们还充当网络把关人（online gatekeepers）[1]，管理、处理、存储、传送数据流。其提供之基础服务包括搜索引擎和浏览器、数据服务器与云计算、电子邮件与即时消息、社交网络、广告网络、应用程序商店、支付系统、身份识别服务、数据分析、视频托管、地理空间导航服务，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服务。

部门领域型平台则服务于特定部门或生态位，如新闻、交通、食品、教育、卫生、金融或酒店。

五大巨头（Alphabet-Google, Facebook, Amazon, Apple, Microsoft）的最大利润来源于蓬勃发展的部门领域型平台，以及整合其提供之基本服务的数百万网站与应用程序，从而能够在全网与应用程序生态系统中收集用户数据。五大巨头正在几乎所有领域迅速扩大其影响力，不仅推出自己的特定部门领域型平台或收购成功的初创企业，还通过融资建设、合作或结成联盟。“五大”中的一些公司最近开始涉足传统的实体业务或生产服务。

今天，无法连接生态系统核心的平台难以从基础设施型平台的内在特性，即全球连接性（global connectivity）、普遍近用性（ubiquitous accessibility）、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中获利。在企业运营的平台生态系统尚无真正的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型平台已经开始渗透到现有的社会安排中，因为生态系统正日益与现有的制度结构相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运作，都依赖于私有网络基础设施的使用，这几乎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降的一个转折点。其时，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投资。

某些学者认为，五大公司的基础设施型平台或多或少起到了公用事业或超级平台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关键的基础信息服务，其他部门领域型平台可以在此基础上堆叠或建立（Andersson-Schwarz 2017）。然而，基础设施型平台的核心并非无法穿透，其他平台也并不是完全堆叠在这些核心平台上，而是与其相互交织。Plantin等（2016）在其洞察深刻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由少数生态系统建设者运营、拥有的中心节点是否应该被视为平台抑或基础设施，或两者兼有。他们论点的精髓是，所有的基础设施服务都在走向平台化，而主要的平台正在转变为本质上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正如他们总结的那样，五大平台所有者已经奠基一个通过为用户提供便利，以换取对其数据控制的生态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对基本需求的全面渗透也带来了潜在的、可怕的政治、环境和伦理风险。

[1]把关人理论是发轫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闻学经典理论，由大卫·怀特（David White）借用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一译勒温）提出的把关人概念，应用至新闻编辑室的场景中，凝练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