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地变老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吗?

变老是人生一世不可逆转的趋势，关于老年的哲学思考有着漫长的历史，古罗马时期对老人推崇备至，中国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名句。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曾说，“伴随成熟，我们将越来越年轻”，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老年和年轻一样，是个美丽而神圣的使命”，还有“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变老，拥有与我们年龄相宜的态度和智慧，是一种艰难的艺术”。因为老年的平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大自然绝不会赐予人类生命以智慧，来补偿僵硬的关节和健忘的大脑。这一智慧，须我们自己辛苦努力而获得。

在现代，有益于老年的学说专注于发展与年龄相符的利益与关系。这些学说思考的问题是：尽管晚年有各种艰辛，我们怎样才能利用剩余的潜能和机会？如何让人直到高龄还能对生活满意，来享受“晚年的幸福”？

下文摘编整理自《优雅变老的艺术：美好生活的小哲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少量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给生活智者的四个建议

老年艺术也像一般艺术一样，既没有哲学的，也没有科学的妙方。每个人的天赋和兴趣不同，每个人都可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可以接受普遍性指导。

老话说的“身心健康”让我们联想到多个维度，包括四个方面。人有运动器官，许多工作狂随着年龄增长而忽略掉运动器官。人还有永不生锈的精神，人是社会生物，就情感来说，还有灵魂，灵魂喜欢开心而不喜欢烦恼。如果灵魂被忽视，即可验证歌德痛苦的观点：“灵魂必须通过眼睛（这里指身体）去看，如果眼睛黯淡无神，那么整个世界都会下雨。”

从孩童到青少年，我们在一生中通过相应的活动培养许多能力，在这四个方面（还需补充健康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我们要依靠这些能力才能生活。到了晚年，尤其是高龄，身体失去了活力，于是老年艺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策略就是重视这四个方面中的每一个，因为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也不是可彼此取代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老年艺术的首要策略并不是重视其中一方面，然后再将这方面最大化，而是考虑所有四个方面，并尽力寻求共同点，整合优化。这一策略确保适当激活身体的和精神的，以及情感和社会的能力。四个L——Lauf（运动）、Lernen（学习）、Liebe（爱）、Lache（笑）——结合在一起，如果能及时开始，就有助于形成可观的身体及精神、社会及情感的资本。

这四项活动有各自的意义，适当并因人而异地进行就会带来愉悦。哲学涉及的是内在固有的价值，与这种价值相伴的当然是一种外在优点，一种附加功用：这四个L对抗晚年的衰弱的方式就是将它推迟到更远的未来。几个世纪以来，作家和画家们——如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一直在寻找“青春之泉”，而自从培根的科学技术乌托邦《新亚特兰提斯》（Neu-Atlantis，1627）以来，科学就开始借助药物帮助来实现这一理想。在不否认药物价值的同时，经验表明了科研所证实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和自己内心找到对抗晚年的力量的。

我们看看第一个L，也就是运动，它指的是运动系统的活动。无论是徒步、游泳还是骑车，无论是踢足球还是打手球、网球、高尔夫球，无论是去健身房，去滑雪，还是练瑜伽、气功、太极，还是练功夫或其他东亚防御术——运动都会加强肌肉，激活肌腱、筋膜，对抗关节疾病。此外，如果我们不过度训练或服兴奋剂，运动还可以对抗危害健康的重大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肥胖和肾虚。

运动还会缓解烦恼以及职业压力，也能联系到第四个L（笑）。如果适度进行，运动就会让我们放松、愉悦甚至享受，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劳累，到最后却感到巨大的幸福。另外一个用途是 化妆及疗养无法取代的：运动可真正抗衰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衰老，而是大大延长了具有高生活品质的生命。

第二个L——学习——也并没什么不同，教育是避免不必要的快速衰老的有效途径之一。拥有书籍并每天阅读超过30分钟的人预期寿命约可延长两年。教育增加了大脑中的“关联”，更能对抗痴呆。能以经济但可持续观点思考的人就能够认识到：我们在阅读中投入的时间，最终都会在延长的生命中得到回报。

众所周知，学习一开始是教育和培训，然后是进修、深造。学习可延伸到与专业无关的阅读，突出表现在学习乐器或外语中，还表现在文化旅游中，在民间大学课程中，在老人大学中。在一幅玛土撒拉的草图中，画家戈雅配上了一句话：“我还在学习（aún aprendo）。”学习还有个附加用途，即能对抗压力和烦恼，因此无须沉醉于老年病学救赎的幻想中，学习也拥有抗衰效果。此外，还可借此逃避无聊和孤独。

经验告诉我们，年龄越大，身体越依赖于头脑和精神，精神也表现在人生智慧的自我评价能力上。对名为“Happy Aging”的面霜推崇备至的人虽然不能否认皱纹出现，却在努力延缓衰老过程之余增添了一种自嘲式的心理暗示。这使得年龄不用皱纹数量来计算，而是用剩余的生命活力来测量。但我们不可以太过于自嘲，否则会有被挖苦的危险：“我们爱你，我们喜欢你/不过还是不要太矫情了吧。”

第三个L——爱——说的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从伴侣关系延伸到亲戚、朋友，还包括和他人一起参加运动协会、乐队、合唱团和徒步组织等。我们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培养最重要的“美德”——友谊，在合理范围内对抗衰老。认可以及被爱的感觉比许多药物更有效。

人生智者建议，不要觉得工作生涯的结束太突然。要及时培养高品位的兴趣爱好，这样才不至于七天都是周末。丰富多彩的志愿工作和民间社会工作也同样重要，它们可给每个人提供适当的发展机会，以及得到认可和建立自尊的机会。

第四个L——笑——防止我们一味顽固、自以为是和苦闷，让我们保持愉悦。笑代表人的情感方面，代表放松、热爱生活、有生活的乐趣。驾驭情感而不是一味地发牢骚和 放纵坏脾气，这样，我们到生命终点时就可以说：“真好！”在此，在充满情感的生活中，很幸运，笑也有附加功能，即具有一部分的抗衰作用。比较一下一张愤怒的脸和一张放松的脸：微笑是最好的化妆品，或者用一句诗来说，“笑是灵魂的音乐”。

我们必须尽早开始实施这四个L。当然，无论是早熟还是不谙世事，我们都应该在年轻时想到晚年，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要开始积累资本，开始积累身体和精神上的资源和美好的回忆，而且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要求我们有克服痛苦经历的能力，我们也要开始培养这些能力，然后才能赢得收益。当然，反之亦然。年轻时过分消耗健康的人，以后就会为这种生活方式付出代价。

 《孙子从美国来》（2012）剧照。

按照义务属性来说，与四个L相关的建议完全是针对自身的义务，而不是针对他人的，所以属于个人伦理范畴，并不属于今天著名的社会伦理。确切地说，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义务，不是绝对有效的、明确的命令，而仅仅是致力于自身福祉的实际要求。

伴随着明智的生活艺术的建议而来的是真正的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属于社会伦理范畴。而其中主要的义务伦理学传统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自身的义务，是为了完善自身，另一部分是针对周围的人的义务。另外，这种完美的、毫无例外的、互相承担的义务要区别于或多或少不完美的，且追求回报的道德义务。以下思考只专注于针对他人的，并在此范围内互相承担的义务，也就是政治共同体内针对老年人的义务，总体来说，也称为公平、公正。

第一条老年学原则，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义务伦理就是尊老敬老。为了使之不至于沦为一种恩赐，我们应该进行“价值重估”，承认老年人公平、公正的权利。然后证明尊敬老年人这一义务是相互的，也就是一种交换：并不是单方面恩赐，而是也期待着回报，其中，无论是施与还是回报都不应以一种物质形式来表现。这种交换过程绝不是在经济范围内进行的。

进化生物学关于衰老的研究核心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即为什么某些物种成员在分娩和生育之后还能活那么久。女性在生殖后的预期寿命非常高。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是，这有助于确保她们后代的生存，这在今天的祖父母身上还清晰可见：祖父母守护孙儿辈，偶尔助力做做家务、打理花园，也时不时地给家里一点补贴。而且他们常常承担一些自己家庭外的社会活动。

此外，还有间接帮助：父母提供关系，帮助孩子升职或找房子。他们也向后代传授经验，就算只是无言的，比如这句话是这样评论某位老妇人的画像的：“没有化妆的人。他们经历了生命中所有欢乐、困苦和失望。这一点上他们胜过我们。”看看老人满脸的经验和善意、宽容，也许还有幽默，这会帮助我们及时学习变老。

调查研究表明，在西方，老年病学的第一原则面临危机：我们对老年人毫无顾忌，不愿意提供帮助，有剥夺他们的行为能力的趋势。我们对此可以进行公平的讨论，更进一步说，对互换理论进行探讨：众所周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到成为独立、自我负责的成年人，都极其需要帮助，需要许多年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到了老年，尤其是高龄，我们也需要帮助，只不过是另外的方式。

一方面孩子可以成长，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的老人可以有尊严地老去，双方都希望各自的弱点不被利用。因此，对中间一代来说，最好对老年人既不要滥用力量上的优势，也不要对需要帮助的人无动于衷。因为一朝他们自己变老，自然也不想失去自己的力量，不想中间一代对他们置之不理。因此，以跨代的观点来看，在不同年代人中交流时，重要的是公平、公正，而不是同情。由此得出老年基本原则的另一种形式，即第二条老年学原则：孩子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灵性上的弱点被滥用，我们作为成年人也同样不可以滥用老年人的身体、情感和认知的弱点。

由于相应的交换存在时间上的延迟，因此存在类似无票乘车的危险：长大了的孩子已经在享受延迟到来的交换的好处，却拒绝承担代际交换所要求的义务，拒绝帮助需要照顾的老年人。第三条老年学原则可以让我们逃离这种危险，并可在跨越几代人的长期基础上建立代际交换的共同优势。比方说，在教育中培养“从公平、公正中产生的感恩”：由于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从年长的人那里，也就是从父母那里得到各种帮助，我们就会对他们心存感激，并自愿尊敬他们。或者我们不再相信自愿，而是 通过执行机构，具体如社会福利国家通过相关社会保险，或者通过家庭护理和养老院之类的社会福利机构为老年人承担起责任。不过如果个人的感恩因此而消失殆尽，当然是很令人遗憾的。

交换在时间上的延迟有两个层面。在消极交换中，我们放弃相互的自由以换取互不使用暴力；在积极交换中，我们交换义务。第二种交换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它符合所有人的自身利益，同时也是公正的。重建这种合理性是基于人类学事实，即人类是毫无能力，而且也是非常无助地出生的，到相对自立了很长时间后又一次感到无助。因此，人类在生命的两个阶段，即生命开始和结束阶段，都需要帮助。根据互利的合法性模式，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公平的义务，作为第二条原则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就是第四条老年学原则：在生命最初得到的帮助要通过帮助老年人来回报。

人口结构改变的一个方面，即年轻人的缺失产生了一个问题：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将来不仅要负担养老金，而且还要照顾老年人，所以最好刺激志愿工作来进行援助。例如，能在今天提供护理服务的人，包括服务于自己的孙辈，将来就可以要求得到护理服务。相反，那些提供不了的人，则要支付经济补偿。

 电影《我们俩》（2005）剧照。

另外一个问题是，老年人权利被剥夺，交换理论似乎没有合理性。因为这里不是讨论“是否”援助，而是“如何”援助的问题，这一援助不可以降级为经济交易，即单纯的交换。毫无疑问，在与老年人相处中需要道德上的姿态：理解、关怀和耐心。虽然服务业也要求这种态度，但在通常的交易中却被认为是多余的。如何进行代际间交换却基于另外一个观点。

对孩子来说，帮助的“事实”只需以交换理论来合法化，而“如何”帮助却要从寻求帮助的人的需求出发，也就是说要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我们可以用长期以来得到公认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论进行类推，得出另外一个原则——第五条老年学原则，即“以老年人为中心”的老年学的要求。如老年社会伦理的黄金法则所说：“当你是孩子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要这样对待老人！”

正如儿童和青少年需要亲切关怀、精神激励和社会交往，老年人所需的也不仅仅是食物、衣物、床和医护帮助。孩子想尽早行使许多权利，老年人也想更久并更广泛地保留他们的权利，既在内心里，也在空间上。我们为年轻人配备游乐场、学校和体育设备，同理也应按照老年人的年龄创造合适的空间，例如社区设施和“自助集合点”，甚至是老年大学。最后，养老院不应被建成“老年人的幼儿园”，除了向失去权利的人进行刻板的问候别无所长：“嗨，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呢，奶奶？”

即使是孩子和青少年，我们也尽可能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们，至少不带那么多的权威，老年人也应该被这样对待。我们需要一种“脱离权威的老年学”，这是由老年伦理的黄金法则所证实的：“老年时想怎样被别人对待，现在就怎样对待老年人！”

童话《爷爷和孙子》提供了一个典型：儿子和媳妇先是一起把颤巍巍的老人赶下了饭桌，然后给了他一只木碗，最后又不得不把他接了回来，因为四岁的孙子做了一只小木碗，说，“等我长大了，爸爸妈妈要用这个碗吃饭”。孙子以此告诉父母，他们也会变老，甚至会老态龙钟，也是颤巍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想像爷爷这样被无情地驱逐。

这一要求与另外一个要求，也就是与第六条老年学原则相关：未来的社会和城市必须“尽可能地按照人的年龄”来建设，社会和城市不仅要满足孩子的需求，也要满足其他几代人的利益。

与之前说的几条相连的还有一个原则。老年人毫无疑问拥有一项古老的权利，即将一些东西传给后人。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在经济短缺情况下的物质财富，而应当想到“人类的财富”：这里有生活经验，也有人生智慧，还有讲述能力（例如作为时代见证人）——这一能力赋予当代一个历史的深度。

但是我们也可以向同龄人讲述，互相讲述生活的故事，由此还可以建立新的关系。当然，人到了老年，那些早就存在的事很少发生变化，许多人更愿意讲述，而不愿意倾听。愿意倾听的人总是会面临下面这样的问题，正如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给老年人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也像我100岁的姑奶奶埃尔泽对小她20多岁的继妹所说的那样：“安妮，别说了，你总是讲同样的事。”一个人如果没什么新东西可讲，为什么不听听别人说的呢？为此必须保留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老年时通常不会下降，那就是“好奇心（curiositas）”，更进一步说，就是求知欲。

电影《我们天上见》（2009）剧照。

除了对别人的义务，道德哲学也有对自己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让自己完善的义务（例如康德在《德性论》导论第四、五节所讨论的那样）。学会有尊严地老去无疑是其中之一，这里并不仅是人生智慧的忠告，而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原则，在康德的概念中是一种绝对的命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所需的学习过程有巨大差异。但经验表明，该过程大概有三个阶段（Auer 41996），我们可以将此设想为辩证的三步。

第一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自暴自弃地变老”，让我们感受到自身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消失，特别是感受到了衰弱。在对衰弱本质的探讨中，我们借克里斯托斯·济奥尔卡（Christos Tsiolka）的小说《只是一个耳光》（Nur eine Ohrfeige，2012，370）中的一个人物之口来说：“生命过得太快，令人诅咒的死亡却太长久。”擅长讽刺的人甚至认为年轻人在挥霍他们的青春。

在第一阶段，人到老年就恰似得了传染病，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也没有防护，也没有服用任何必要的药物。在与真正的传染病的比较中，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它们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从感染中恢复过来，却永远不能从老年中恢复过来，因此，用心理学语言来说，自我价值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衰老不可避免，对此的认识却不必总是痛苦的。因为在第二阶段，作为前者的反命题（Antithese），我们可以将内部衰弱学说转化为有益于老年的学说，而这并不是胡说八道。与年龄相符的利益和关系并不由外部权威赋予，而是必须符合自身的愿望和可能性，能为这样的利益和关系而努力的人就能成功实现“明智、圆满地变老”。这一变老的原则出现在老年艺术所勾勒的典范中：摆脱竞争和职业的束缚，那么成功无论多少都无所谓。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就会感觉年轻，这甚至让很多年轻人满是羡慕、嫉妒。经验表明，回顾我们的一生，很少有人会遗憾事业上的不成功。更令人遗憾的往往是没有为家人和亲密的朋友花更多时间。因为清廉、自尊、善良和幽默在这时候显得更重要。

最后，我们到达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个综合命题（Synthese），“开创性地变老”，大概是某种完美结局。我们让生命的新阶段具有自身的特质，甚至能看到某种收获，并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剩余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而我们只得毫无抱怨地走过去。

近来，媒体也服务于这种对待衰老的开创性态度，例如他们出版了一份题为《给60岁以上的女性》（Für Frauen ab 60）的杂志，封面冠以这样的口号：“变老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放。”即使没有暗示死亡，我们也很难否认死亡投下的阴影，死亡能扯平一切——死亡让一切都平等。

竞争和职业的束缚，以及竞争和职业中成堆的义务和完不成的挑战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不再是权力、金钱和名望的参与者，而是观望者，从前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常规的标准、社会地位、关系，还有金钱，甚至知识和能力都失去了意义。相反，所谓的人类美德登上舞台。

而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这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鲍尔萨泽·丹纳的老女人的肖像，女作家查蒂·史密斯这样写道：“我看着她穿着带斑纹的皮衣、高贵的丝绸，在其中我看到，只要一被肉体抛弃，许多贵妇人就开始对奢侈品有着近乎顽固的执着。”（Smith 2017）我们在西尔维奥·布拉特（Silvio Blatter）的小说《十二秒的寂静》（Zwölf Sekunden Stille）中可以读到另外一个答案（2004，13）。小说中有一位82岁的资深出版人，他的老板在58岁生日时要辞职，老出版人对老板说：“我了解对衰老的恐惧。我快60岁时，这恐惧也折磨着我……而现在，现在我却无所谓了；现在我知道，我是个老人了。”可是，布拉特接着写，他“在说这话时乐在其中”。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不能保证永远有尊严而又快乐地变老，我们可以再温习一下曾经引用过的帕布罗·卡萨尔斯的话：“年老根本就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继续工作，而且总是容易发现我们周围的美好，我们就会发现，年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衰老。”被赋予真正生活艺术的人会将生命视为艺术品，在年老时会显现岁月的积淀，具有与工业批量生产的产品截然不同的特质。这样我们就不会衰老，而是用一种更文雅的说法来说，德高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