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京涛|纪实摄影:拍什么?怎么拍?拍成什么?
发布于 2021-04-07 09:05
行行摄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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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也正是大多数摄影者最为头痛的问题。
曾经有两个人的实践和影像作品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个有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是山东淄博的赵健民，他是个房地产商，百分之百的摄影发烧友，他用8个多月的时间拍摄的《淄博民居》不仅是对淄博民居的图像记录，而且还用相当的文字介绍了淄博民居的特点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不小的文献价值。
他们显然都是成功者。而成功的金钥匙又究竟在哪儿呢？这是很多摄影者感到迷茫的。对一个摄影师而言，摄影的问题，无非集中在三个层面上：拍什么？怎么拍？拍成什么？
这是很多名家（比方说刘树勇、郭力昕）的忠告。个中道理，套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熟悉世界是从拒绝它的表象最先开始的”。但拒绝事物的表象肯定是从熟悉这个表象最先开始的。你对一个事物、一个现象越熟悉，你就越有可能深刻熟悉它。舍近求远，兵家大忌，于摄影同理，不多言。
每一个人的经历、知识积累、思维方式、驾驭图像的能力等都存在着差异，因人而异选择题材，是成功的捷径。比方说淄博的赵健民，他本人是建筑设计师，他对建筑有系统的知识储蓄，用相机记录民居，就有很多优势。
一个摄影工程有否成功的潜质，大致决定于它是否具有以下价值。
社会价值
摄影史学家博蒙特·纽豪尔说过：纪实摄影“是以社会学目的为目的的手段”。所以，真正优秀的摄影工程，一定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刘易斯·海因的童工系列，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它决定着你的照片是否能超越时空进入历史，超越个体打动大众。比方说焦波的《俺爹俺娘》，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感动的是一个社会。
一组照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要看它对事物的反映是否具有完好性、系统性和充分性。对于那些文献性的摄影工程而言，这种价值尤其重要。比方说李玉祥的《老房子》，还有上文提到的赵健民的《淄博民居》。
通常，够得上用一个摄影系列反映的社会事件，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且要把事件最本质的东西形象化，切入点一定要小。美国有一位摄影教育家就说：当你把一个城市作为拍摄对象时，你可能就失败了；当你把一个街区作为拍摄对象时，你成功的机会增加了；当你把一户人家作为拍摄对象，成功的机会很大，而把其中的一个人作为拍摄对象时，你肯定成功。
一些专家甚至告诫各人，切入点的选择应该坚持“四化”原则：故事化、具体化、人物化、戏剧化（这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文字）。也就是说，照片是对故事或人物的反映，而这个故事的情节或细节、人的行为和神态，必须具体并有引人入胜的素质。尤金·史密斯的《水俣》，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个摄影系列的形态通常有两种：
但是，这两种形态有时候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比方说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实际上就是由多个图片故事组成的。一组图片故事之内，照片是“串联的”。当把一个故事作为一个单元时，它们之间又是“并联的”，共同阐述一个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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