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输掉直皖战争的原因解析,组织、军事、协调、用人全面失败

文/小丽

1920年7月，北洋军阀集团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在京津地区爆发了一场战争。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盛极一时的皖系集团在东西两线均遭遇了惨败，段祺瑞输光老底被迫下台。

一

组织结构松散，内部凝聚力弱。

学者齐锡生曾用精密模型排列过军阀派系的内部组织，用中国传统的12类社会关系分析派系的结合力。

父子、兄弟、师生、恩人和被保护人、家族亲人、姻亲、把兄弟、上下级关系、同乡、同事、同省、同学。

关系越靠前，内部越团结，结合越紧密。

段祺瑞的核心圈，关系最铁的靳云鹏、吴炳湘、段芝贵、贾德耀等人，此时不直接掌握兵权，只有曾经当过保定军校校长的曲同丰一人担任师长，此人军事理论能力远大于实战能力。

有师生和恩人和被保护人关系的徐树铮，长期从事政略，战前才临时委任为东路军总指挥。

直接带兵的将领中，因为第二次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段祺瑞的妻弟吴广新和追随者张敬尧的部队远在四川、湖北、湖南前线，远水救不了近火。

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陈树藩、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只是同事和上下级关系而已，关系不够紧密，有姻亲关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前线战败后实力削弱，也帮不了什么忙。

山东督军田中玉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在战争爆发前后，首鼠两端，不派兵增援段祺瑞，还屡次呼吁双方不要动武。

战争期间，六个省市的军事首领未派出一兵一卒北上“勤王”。

皖系集团直接带兵参战的师长、旅长中，魏宗翰、马良、陈文运、刘询、宋子扬、程长发、张国溶、齐宝善等，和首领段祺瑞只有上下级关系，其中，刘询还是原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

当战局对皖系不利时，旅长宋子扬、张国溶、齐宝善在前线带头罢战主和。

直系的势力名义上分布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和皖系类似，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三人只是摇旗呐喊助威，李纯的资历比曹锟老，他也以冯国璋的接班人自居，曹锟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只有一个师、四个混成旅。

有一点需要注意，曹锟的核心圈中，吴佩孚是他的被保护人和坚定的追随者，即使段祺瑞亲自打电话拉拢，也未改变立场，四弟曹锐任直隶省省长，七弟曹锳任旅长，侄子曹士杰任团长，肖耀南是吴佩孚的被保护人，王承斌、阎相文除了和曹锟、吴佩孚是上下级关系，还多了一层校友关系。

由此可见，皖系的力量貌似人多势众，实则看热闹的居多，直系的兵力虽少，大都是子弟兵。

二

统筹协调能力不足，导致树敌过多。

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中国，纠集了皖系、直系、奉系和其他地方派在湖南与南方作战，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云贵、两广地区的南方军阀，直皖战争打得非常不必要，纯粹是内耗。

战前，大家都认为敌弱我强，这是一场十拿九稳的战争，都等着分享胜利果实，不然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不会那么积极主动，都想借机扩大势力。皖系给各方许诺了很多利益，但是，当战争陷入拉锯战之后，各种矛盾逐渐显现。

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全权负责前线的指挥调度，协调各方力量。军事、政治、经费保障、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事，段祺瑞放手给徐树铮办理。遇到棘手问题，段祺瑞总是让老资历的曹锟、张怀芝找徐树铮商量，而徐树铮的一些小动作让团队内部屡次出现不和谐的音符。

张怀芝因为屡次出力得不到什么利益，怕失去山东根据地，带兵撤离了前线，返回老巢。

段祺瑞想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缓和一下关系。不过湖南正处于战乱之中，湖北在王占元的控制下，曹锟若是答应了，等于被架空，段祺瑞此时又推举徐树铮接替曹锟的直隶督军，这让曹锟如芒在背。

曹锟最能打的战将吴佩孚屡战屡胜，段祺瑞却把打下的湖南地盘分给了屡次战败的张敬尧，这一利益分赃不均的人事任命，激怒了曹锟和吴佩孚，他们由主战转向主和，与南方势力达成默契。

陆建章出面联络直系势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徐树铮不经请示，擅自枪杀了这位北洋元老，让直系将领人人自危。

段祺瑞为了联络奉系张作霖，给了他大批军械装备，让奉军入关顶到前线。奉军虽然很能打，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张作霖也是捉襟见肘，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的名义领了三百万军饷，只给了张作霖一百八十万，从日本借的款项，分给张作霖的也十分有限，这让奉军上下非常不满。

虽然段祺瑞出面把侵占的利益还给了奉系，但是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个人恩怨愈演愈烈。战前，张作霖进京斡旋，向段祺瑞表明反对他动武的政治立场，徐树铮试图暗杀张作霖，这也导致直皖战争期间，张作霖直接出兵帮助曹锟。

三

军事力量虚胖，过高估计己方的实力。

表面上看，皖系的势力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实力相当可观。

段祺瑞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西北边防军有三个师、四个旅，第一师驻北京北苑，师长曲同丰，第二师驻济南，师长马良，第三师驻北京南苑，师长陈文运，第一混成旅驻通县，旅长宋子扬，第二混成旅驻河南，旅长宋邦翰，第三混成旅在外蒙古执行任务，旅长褚其祥，第四混成旅驻河南，旅长张鼎勋，这些部队用日本的借款刚刚组建的新锐力量，清一色日本军械，战斗力说得过去，然而缺少实战经验。

吴光新的四个暂编旅分布在四川、湖北，部队缺额多，装备差，战斗力低，从他密电中苦苦申请经费看，也是入不敷出，堂堂段祺瑞的小舅子尚且这么窘迫，也可以判断此时皖系的军事、经济能力十分虚弱。

张敬尧的第七师在湖南，防守湖南已经很吃力，刘询的第十五师、魏宗瀚的第九师在北京。

皖系外围可能的援军，陈树藩的三个旅驻陕西，张树元的第五师驻济南，卢永祥的第十师驻浙江，何丰林的第六混成旅驻上海，李厚基的部队驻浙江。

然而仔细分析，直皖战争开打时，段祺瑞能动员的部队非常有限，仅有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第一混成旅，陆军第九师和第十五师的一部分，兵力约三万七千人，其他的部队都远在天边，近不在眼前，基本上帮不上忙。

假如战争能够进入拉锯战，山东、河南的边防军第二师、第二混成旅、第四混成旅能够及时增援，南北合围直系。但是，战争进程太快了，以至于北上增援的第二师刚刚攻入直隶，主战场已经停火了，师长马良只得退回驻地。

直系曹锟方面，第三师和四个混成旅全部集中在天津和保定，约两万七千人。

直系外围可能的援军，王占元的第二师驻湖北，李纯的第六师驻江苏，陈光远的部队驻江西。

这些部队基本上可望不可及，不过大战前，王占元扣留了吴光新，遣散了他的部队，李纯控制着津浦铁路，阻断了皖系浙江、上海、福建的部队北上增援的道路，算是帮了忙。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张作霖，他在战前倒向曹锟，派两个旅的兵力增援直系东线，迅速改变了力量对比，一举击溃了徐树铮。

四

用人不当，作战指挥混乱。

若说徐树铮能力不足，显然小看他了，他的能力更多展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比如，组织政治派别安福俱乐部，成功收复外蒙古等，是皖系集团的灵魂人物。

但是，在行军打仗、作战指挥方面，徐树铮还是一个新兵，临时担任东线总指挥，带兵能力和作战经验不足，即使对阵作战能力并不强的曹锳，也不能得胜。等到张作霖的有生力量加入战局，徐树铮的战败就不可避免了。

段芝贵忠诚度上没有问题，但不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只是因为资历老，皖系无人可用，才匆忙担任西线总指挥，此人的军事能力实在不敢恭维，据说打仗最激烈的时刻，还在车厢里打麻将，得知前线失利的消息后，望风而逃。

徐树铮盛气凌人的跋扈作风在皖系内部遭遇了普遍怨恨，由于段祺瑞无原则信任他，让他失去了很多追随者。

比如，曲同丰长期和徐树铮不和睦，战败投降后，在曹锟的诱惑下，通电攻击徐树铮。

师长刘询在冯国璋死后追随段祺瑞，但是一直未得到实际好处，他是皖系军事力量中最薄弱的一环，很难理解段祺瑞为什么同意把刘询的部队摆在最前线，用于抗衡吴佩孚最精锐的第三师，皖系西线的崩溃，也是由于刘询的不战而退，让吴佩孚能够围歼边防军的指挥部，俘虏了曲同丰等大批高级指挥官。

曹锟打仗固然不行，但是会用人，他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基本上全程是吴佩孚安排部署工作，他就等着总结讲话，提振一下士气了。

吴佩孚长期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带兵经验丰富，部队的战斗力首屈一指，在南北战争中展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杰出才能，又在战争中锻炼了队伍，提升了实战能力，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善于打突击战，对付段芝贵、曲同丰、刘询之流，即使兵力不如对手，只用八成的战斗力，已经足够了。

皖系在于直系的对比上，除了人多，其他各个方面都逊色于对手，战败是集团的整体失败，即使侥幸赢得局部胜利，也很难有大作为。

 

参考文献：《中国的军阀政治》《军绅政权》《北洋军阀史话》《直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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