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是怎样防火的?(下)

官衙防火

“全景故宫”局部景象

雍正帝认为，中央部院和地方官署衙门均为要害部门，对火灾应立足于防。为此，他特别强调各衙门的夜间值班。

雍正七年，吏部文选司档案库房因无人值宿，一场大火烧掉大量衙门档案。事后，雍正帝除对失职官员严行处分外，更制订了必要的防范措施，要求各部院衙门存贮档案之处，此后一律委派笔帖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以防疏失。京师五城衙门，专管人命、窃盗、斗殴、词讼等事件，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浩繁而重要。为使各城衙门能有相应的人员值班，雍正帝将原来每城只设2名笔帖式，增改为4名笔帖式，明确指示他们要轮流值宿。

对火灾中的失职官员，雍正帝严惩不贷。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刑部的河南司、陕西司失火，延烧了江西等6个司，焚毁房屋55间，房内案卷均被付之一炬。这场火灾又一次暴露了京师部院衙门在防火救火方面的漏洞，大火从三更着起，特设的京城八旗值班救火大员中，镶白旗副都统甘国璧于四更才赶到，镶红旗副都统尚崇璧更是姗姗来迟，在五更火势已得到控制时才到现场，至于其他各旗大员，则根本就没有露面。另外，刑部下设的14个司，按规定都有当月值宿人员，而火灾发生这天，14个司只有3个司有人在岗。事情发生后，在雍正帝的过问下，吏部、刑部“分别严察”，将“怠玩疏忽”的官员一一查处，分别革职降调，“以示惩戒”。

布政使司为一省钱粮总汇之衙署，关系非小。雍正十年正月十四日夜，住在衙署内的福建布政使潘体丰一家入睡后，内堂灯火外延，引燃了房屋顶棚，由于闽地房舍多为板竹构造，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潘体丰急忙起床携带印信退到库堂，派家人仆役向总督、巡抚告急求援，但因夜静人稀，督抚各衙重重封锁，等敲开大门请来援兵，布政使衙署内堂及相接连的83间大小房屋已荡然无存。潘体丰就此呈递专折，深刻检讨“疏忽之咎”。雍正帝批示“当知戒慎”，命他认真“自省”。

雍正帝还试图通过改善官署办公设备，来防范火患。过去，各部院衙门的书吏科房多无专柜，档案文件堆积在木架上，一有火烛，极易起火。在臣工的建议下，雍正帝命各部院书吏科房一律以柜代架，将文件纸札整理好存贮在柜内，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火情隐患。

一般说来，火灾初起时，水若方便，可以即刻扑灭。可是，京师各部院以往没有盛水器皿，一旦发现火情，往往束手无策，等到调来火班兵役，火势已旺，损失严重。有鉴于此，雍正帝命各部院衙门分别置备大铁箍木桶2至4个不等，要求各部院堂官具体负责此事，相度妥善地方安放，并要经常查问，安排衙役专门料理，以保证桶内的水每天都是满的。每到严寒时节，为了防冻，则令各衙门暂设几个小水桶，每到晚上，将水注满，移放到司官值宿屋内，权且备用，春天以后，仍用大木桶。有了这套设备，初起之火易于扑灭，即便一时不能熄灭，也可减小和控制火势，等火班来到很快扑灭。

民间防火

对于民间，自然不能像宫中、官衙那样，通过加强值宿等措施来防止火灾。在雍正帝看来，民间火灾难保其无，重要的是要备有防火器具，以减小火灾损失。雍正六年，雍正帝下谕天下各府、州、县官员，命令他们注意防火，置备水铳等救火器具。可是，“地方官员奉行不力，于紧要救火水铳等项器具，多不置备，纵有置备，亦不过草率塞责，因循怠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这种状况，在地方接连发生的一些火灾中，越来越暴露出来。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湖南常德城北门内青阳阁地方有民户失火，由于房舍密集，救火工具不足，大火竟烧毁兵民房屋1048间。雍正帝得知后，气愤地说：“朕屡有谕，令地方预设救火之具，地方官不实力奉行，何也？”同年七月十二日，常德城小西门一带再次失火，烧毁民房258间。湖广提督张正兴上报后，雍正帝批示：“火灾何能保其必无，但预备息救之策为要。”并说：“外省多忽略此举”，指令地方在防火上要“如京城步军一例防范”。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夜，台湾县西定坊水仙宫地方有个店铺失火。台湾总兵苏明良、道员张嗣昌、知府王士任等要员，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指挥扑救，但因水铳等救火器具一无所有，致使火势得不到控制，竟将附近店房300余间接连烧毁，救火兵民无奈，只好拆毁大火前方的11间房舍，以截断火路。巡台御史柏修、林天木把这场火灾情形和扑救不力的情由上报清廷，并提议应进一步严谕地方官员，将水铳等项救火器具置备齐全，以备急用。雍正帝阅后批复说，折中所言与他本人所想“不约而同”，指出：“防火之备，不但台湾，凡所属地方，皆应督令实力行之。”

在这段时间里，雍正帝就防火之事，再次颁发谕旨，命各省总督、巡抚严行查明，尚未置备救火器具的地方，立即置办，并逐一造册，具结呈报。为保障这一措施能确实得到执行，要求各府、州、县每年都要委派专门官员查点一次，必须保证救火器具足数。如果仍像从前一样并不置备而捏饰虚报或上下隐徇，一旦发现，立即交部严加议处。这个严明具体的谕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

［作者］

李国荣

［来源］

圆明园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