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李广宇法官的这本书让人看到了“文书不仅是法律也可以是文学”，但文书却当真不仅仅是文学，就如同任何没有思想映射的文章不过是文字和符号的堆砌一般，没有“理”支撑的文书也不过是对陈述事实的记录和法律条文的呈现。

如何让裁判文书中的文字成为化解主体矛盾，体现法律价值的载体，成为一种指引和规范？书中提到“对话式裁判”，当然也随之向读者阐明了“对话是为了说服”，说服即在于“理”。

理是道理，裁判文书中的道理是法律的道理，也是适用法律的道理。概括起来这道理大致存在于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之间，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之间。正是文书中字里行间蕴含的道理才赋予了裁判以灵魂，使当事人提交的形形色色的证据成为了查明的事实，又因这些事实确认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后才可翻阅条文，使得法律真正可以有的放矢。只有让当事人接受裁判文书中的道理，才让当事人认同裁判，认同法律。如果上面说的这些中间有一处没有“得理”，那么当事人必定不会 “饶人”，裁判也将得不到认可，此为理之所向，法之所至。

书中提到的“到塌陷区去”，其实就是一种厘清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最直接的方式，“到那去了”本身就是一种至简的道理，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行政诉讼如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更是如此。虽然不同的法律学科之间，不同的诉讼部门之间都对应着各自不同的法域，有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方法和裁判方法，这直接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适用，但这些思考都离不开的是客观事实这一基础，这也是我们将法与医对应相比的原因——医讲究“对症下药”，法也应“对事用律”。因此，好的法律人应当具备“法眼”，运用法律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法律的思维去分析问题，但“法眼”是用法，而不是眼里只看到法，要能看到光怪陆离、世间万象，所以一个真正懂法的人也应是一个懂生活的人，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一个“法呆子”。

裁判文书中，法官用的法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法的“术”。但通过对法的运用得当，形成了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定分止争，对此类主体、此类纠纷产生了指引，对某种社会失范现象起到修正的作用。那么，这个裁判文书所体现出来的法，也就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般认识中的法，就可以称作为目的了，因为它已经承载着法律的价值，成为法律的“理”了。

理是“理念“，更是“理性”。“法官的哲学便是司法理念”。书中虽未将这种理念展开论述，作者称其分析仅为对裁判文书写作的“漫谈”，但从诉权观、诉的利益等方面来讲贯穿始末仍是理性。之所以称这些道理既是讲给当事人又是讲给法官，正是因为诉讼中法的价值并不囿于诉本身，对理念、理性的认同应当是同时及于当事人和法官的，只不过对法官的理性要求可能要更为严格。对当事人来说，只需其诉的目的和手段是理性的，任何规定也无法对其语言表达、证据能力做出更多要求；但对于法官而言，其理性标准除了对当事人理性与否的判断外，尚需对自己的判断是否理性进行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裁判文书是高度理性的体现。

尤其是从诉的利益来看，本就是以权利中的利益要素来衡量诉讼本身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权利可以被理解为是受保护的利益，这种保护应当是理性的，有道理的，而非承认诉权就可以滥用诉权，在行政诉讼中，一旦断定诉不存在利益，也就否认了诉权。法律本身作为理性的体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法律事实的形成和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剖去了客观事实中非理性的存在，不去评判没有价值和利益的行为、因素，这是法律保持其理性的一个重要方式。裁判文书更是一种高度理性表达的产物，此时的理性不能仅理解为与感性相对应的狭义上的理性，因为将感性考虑在内，正是理性的体现。行政诉讼中的滥用诉权，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因为情绪、对抗而产生的感性，正是如此，我们才敢于在承认诉权的同时否定某一具体个案的诉权，因为对权利主体来说，本就没有滥用权利的权利。

回归到本书的意义，问裁判是怎样写成的？大概可以作出如下比喻，诉讼是成形的胚胎，法律是淬炼的炉灶，道理是燃烧的炉火，法官是烧制的工匠，无火之炉断不能烧制出精美的瓷器。法官作为工匠，要制胚——掌控庭审、炼炉——精研法律、烧火——运用道理，方能写出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才能像承载着岁月和文明的瓷器一样，历经更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