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和董鄂妃:她是孝庄太后最疼爱的公主,但给她养老送终的,却是康熙皇帝
发布于 2021-09-08 04:16
从这四个人的履历来看,索尼能文能武,又是四朝元老,地位较高,苏克萨哈与遏必隆立功较少,能力又不很强,所以辅臣中地位与索尼不相上下的,就只有战功赫赫的鳌拜了。据记载,“先是辅政时,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关于索尼的年龄,一般史籍皆无记载,査英国《东方艺术》杂志,见有流传至日本的索尼画像之照片。从其画轴后题签的照片可见以下几句:“辅政大臣索,五十五岁,水獭皮边袖朝服,顺治十二年奉上钦赐”。由是可知,顺治十二年索尼五十五岁,顺治十八年辅政时已六十一岁,加上史籍说他疾病缠身,的确不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鳌拜地位的提高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尽管遗诏把鳌拜排在辅臣的最后,但他所起的作用不但不是最小,而且正相反。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满族军事贵族,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当然,鳌拜的大权独揽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这在后面还要详 述,但我们毕竟从前面几方面了解到此时期称作“鳌拜辅政”时期的原因,我们把这一时期各方面事情的分析作为对鳌拜辅政的分析也正基于此。
文化习俗的不同,常常导致对同一件事情截然相反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后,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族民众,作出了全面接受儒家教义的选择,因此,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百般掩饰讳莫如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正是那些汉族文人士大夫们,他们特别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褒贬别人,一旦涉及到两性话题,便立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具有了格外敏锐、格外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却还要满嘴的冠冕堂皇。
顺治颁布登极诏书,“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我国家受天眷顾,肇造东土,免三饷,赦天下,所有苛捐杂税尽与解除,招揽人才,安抚百姓,举办科举,禄养百官,严择贪腐。”清朝由此完成了一个地方政权到全国政权的转变,并以为中心,开始扫荡中国。
皇太极五十岁那年,由于爱妃海兰珠病逝,他心力憔悴,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后,皇太极猝死于盛京,由于去世得太突然,并未立下传位遗诏,这引起了储位之争。当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十四弟多尔衮都对皇位都志在必得。
孝庄和董鄂妃
皇太极死时,留下了八个儿子。豪格出局了,还有七个儿子。
若干年后,胤礽第一次被废,在诏书中,康熙曾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然而,感情上的悲痛并未阻止孝庄在理智上的行动。大清再次面临权力交接,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话事人。
顺治遗诏“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鳌拜名列最末。那么,为什么史学家们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呢?这是与鳌拜个人的履历和势力分不开的。
在此基础上,鳌拜等下令各部院长官“俱著自行陈奏”功过,又下令对现任督抚加以甄别,结果康熙元年有十一位督抚留任,一人解任,一人休致,一人以原官致仕,一人著降一级调用。为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开支,康熙四年及五年把六科满汉给事中由十二员减少到四员,康熙六年将各省左右布政使裁撤一员,只称布政使;同年十一月考察军政后, 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六十三人“处分如例”,康熙七年四月,“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攒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 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满汉官二十七员”,分别降革。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对地方官吏能“不论满州、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遇有紧要员缺,著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 并将熟悉民间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内擢为科道言官,令其“据实指陈,有裨政治”。这种裁撤冗吏、罢免不职,不拘资历、任人以才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康熙元年, 为简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计,“俱著三年考满”,并定出考满规则。康熙四年,他们又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定每六年考察一次。这样的来回变化,也无非说明辅臣们对吏治的重视。
庄妃——孝庄皇太后见诸史册的第二个事迹,便是有关大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的故事。这段故事在清代官修正史中失载,在其他史料中和民间则载传甚广。甚至不少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亦予以采用。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段发生在美女与英雄之间的佳话,足够脍炙人口;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似乎亵渎了他们心目中那位圣洁的皇太后。端看面对者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打量这件事情。
在对待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在实行嫂婚制的民族中,一位女性嫁给与自已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甚至祖孙几代人,或者不同辈分的几位女性嫁给同一位男子的情形十分常见。距此三四十年前,在与女真习俗极为相近的蒙古部族中,著名的三娘子曾经嫁给过与自已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部落酋长,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当地蒙、汉两族的友好和睦关系,成为世世代代受到赞美与怀念的伟大女性,以至于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民间传说之中,受到崇高的尊敬与爱戴。
顺治继位后担心北方赤地千里,拖累国家,原本频发不断的灾害和肆虐五年的鼠疫居然都消失了;
鳌拜辅政时期上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为农民占有,清政府此举实际上就是向这些农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而无法实行。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多尔衮和鳌拜,谁才是皇权的的真正威胁者?从这方面,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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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宫不到两年,钮祜禄氏又从全嫔升为全妃,几乎受到了皇帝独宠。接下来,全妃为道光接连生下两个女儿,虽然不是皇子,但丝毫不影响道光对全妃的宠爱。全妃所生的皇四女,是道光唯一长大成人的长女,道光曾经在上谕中,将其与后来继承皇位的咸丰相提并论,足见道光对其喜爱程度。
首先,我们要了解张煌言这个人,才能明白他为什么写这首词,以及他写这首词的目的。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汉族。南明儒将、诗人,著名抗清英雄。
多尔衮掌有两白旗。比他强大许多。当年皇太极登基时,支持他的大贝勒代善,如今还活着,势力不如当年,却也不可小觑,两红旗还在他的掌控之下。而皇太极所留下的两黄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希望由皇子来当皇帝。至于说那个皇子当皇帝并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在皇太极死后五天,多尔衮召集大家开会研究一下皇帝由谁来当。史书记载,两黄旗,两白旗都蠢蠢欲动,剑拔弩张。在今天沈阳故宫的崇政殿外,怒目而视。崇政殿内空气也窒息了。在这种危机时刻,多尔衮用他的睿智化解了,可能带给大清王朝的灭顶之灾。
换句话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亲王,和瓜尔佳·鳌拜这个大臣,进行比照,谁才是大清皇权的真正威胁呢?
果然,这个折中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广泛欢迎。福临幸地被拣选中,成为大清入关的第一任皇帝。
除此之外,多尔衮也有他敢于争上一争的身份与底气。他当时有两副王牌在手。
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多尔衮对孝庄呢?
三月,薨。睿亲王纳豪格福晋,尝召其子富绶至邸校射。
一起经年的绯闻,因为孝庄的下葬问题再次传播开来。人们传说,孝庄入关后曾下嫁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衮,所以死后不敢和皇太极葬在一起,只能以不忍远离儿孙为由,留在了清东陵。
也就是说,在顺治朝一度严重威胁皇权的“诸王贝勒”,业已消失殆尽;唯一有机会对皇权形成有效威胁的势力,只能来自于大权在握的辅政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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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说法,有些人就反驳了,法律有用吗?就说多尔衮的地位,他若违反了这条法律,有人管得了他吗?
直到康熙十一年,惠妃那拉氏生了一位皇子,乳名为保清,这就是后来的大阿哥胤褆。
福临开始反击,他先是恢复了济尔哈朗的爵位,得到了济尔哈朗和镶蓝旗的支持,又设六部汉人尚书,分化多尔衮的权力,收买汉人之心。叔侄正在争斗之际,已降的山西总兵姜瓖复反。
【导读】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是清初满族重要的军事将领,荣任辅政大臣,执掌军国大权。后被年仅十六岁的康熙以“布库游戏”擒拿,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尽管影视剧往往塑造出鳌拜篡权谋私、意欲谋反的形象,但本文作者通过对鳌拜及其辅政时期的各项政策的考察,提出了几点不同于主流观念的论断:鳌拜个人还是他辅政的情况,都比较复杂,很难一笔抹煞。鳌拜辅政期间的换地圈地、结营私等祸国殃民的弊政无庸讳言,但他打击一部分不愿与清合作的江南汉族地主的行动,以恢复祖制为藉口的一些作为,以及在整顿吏治、恢复和民生、对郑氏行动等方面的政策,也在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这一点,玄烨心知肚明。从鳌拜身后获得的隆典看,鳌拜并非极其危险的巨奸,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作者认为,不能过高估计康熙捉鳌拜的社会意义,把它说成是“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搬开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的扭转乾坤之举。对于历史人物,也需要基于史实,进行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公元1626年2月,皇太极继位之初,便与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联姻,娶了美丽端庄的孝庄(布木布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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