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吗?电影里的老北京【北京国际电影节】
发布于 2021-09-2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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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郭炜
节目编辑:程涵
小剧场配音:田洋、陈光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就要在明天开幕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去抢个票?
说起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虽然还比较年轻,但是,在北京办电影节这事儿,意义却很重大。
要知道,现如今的北京市拥有全国80%的制片机构,拥有全国80%的导演、演员等电影制作人才。
更不用提在历史上,北京更是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了。毕竟,太多的经典电影都是在这里诞生的,那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首部电影,一战成功
说起北京和电影的缘分,那首先要说的必须是《定军山》啊!它可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就是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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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山》剧照
1905年,正好赶上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六十寿辰。谭鑫培当时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梁朝伟啊,那可是全国知名的大明星。
要知道,当年全国上下都喜欢京剧,凡是发达的地方都有大戏园子。所以就在谭鑫培老先生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忽然获得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
为什么会想到拍电影呢?这任庆泰是生意人,脑子自然比一般人活分。而且任庆泰还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想想,打这时候往后再过几十年,都解放了,龙须沟里的老街坊们还流传这样的谣言说:“照相照一次,摄一次魂呢。”
而在1905年,任老板就好像是互联网狂潮中的创业者,不断地给他的新技术寻找盈利模式。所以,他看准了电影,并开始在自己的照相馆里放电影。
但当时放的都是外国片,大伙早就看腻了,于是乎,任老板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
拍什么片呢?自然是最流行的京剧。那为什么会选择《定军山》呢?谭门的第六代传人谭孝曾是这样说的:
《定军山》这个戏还有一个别名,叫《一战成功》,老黄忠接了诸葛亮的令以后,一战就把张郃打败了,又把夏侯渊给杀了,夏侯渊在曹操手里那是中原有名的上将,一般谁都打不过他,黄忠70岁了,把他给杀了,叫《一战成功》。
《一战成功》,听上去就是个好彩头,这个戏也是谭鑫培的代表作。它节奏很快,刻画了一位斗志昂扬、一往无前的老将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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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定军山》
京剧史论家许姬传曾经在自己的书里记载了丰泰照相馆为谭鑫培拍电影的一幕:
那天,我的老友吴震修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看见那里临时支着一块白布。走近一看,才知道他们正在拍“活动照相”。谭鑫培扎着黄靠,手拿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
这次拍摄持续了三天,因为只能利用太阳光拍摄,所以每天只能拍一会儿。当时的摄影机需要通过“摇”的方式来拍,而“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
第二天拍片时还出了个岔子:摄影师光顾着看戏、竟然忘了摇机器,结果报废了两卷胶片。
最终,这部中国最早的电影拍摄了《定军山》里“请缨”、“舞刀”、“交锋”三个场面。
后来在大观楼影戏院放映的时候,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竟出现了“万人空巷来观之势”。自此,中国电影从北京这间小小的照相馆中拉开了帷幕。
大《茶馆》,小社会
说起老北京,怎么能不提老舍呢?
老舍的作品有8部被拍成了电影,而其中名气最大的,非《茶馆》莫属。那么拍摄这部电影的前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茶馆》是老舍先生留给我们的不朽名著,这样的茶馆现在已经没有了,可在旧北京却布满了四城。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人民艺术家老舍,通过一个茶馆的兴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时代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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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作家老舍为了配合形势,给北京人艺写了一部表现普选的戏。
导演焦菊隐觉得第一幕茶馆那段特别出彩,当年年底,老舍就拿出了取名《茶馆》的本子。演员蓝天野和胡宗温曾经回忆过那个场景——
蓝天野说:“今天老舍先生来自己给我们念剧本,这个剧本叫《茶馆》。就在我们首都剧场二楼,老舍先生一边念,一边讲......”胡宗温也回忆道:“老舍给我们学,学走路。可逗了,又讲又做。”
1958年春,焦菊隐和夏醇联合导演的话剧《茶馆》首演,获得好评。
1979年,《茶馆》复排演出,它的声誉达到了巅峰,然而此时老舍已经离去13年了。
到了1982年,导演谢添将《茶馆》搬上了银幕,一代名优的巅峰状态被保留了下来。
电影开场的时间是在清末,茶馆的生意很兴隆。茶馆的掌柜叫王利发,人称王掌柜。
虽然扮演王掌柜的于是之那时候不年轻了,可他的精神气儿足着呢——
大茶馆里什么人都有,常四爷和松二爷也是这里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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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常四爷一出场,就透着股刚直不阿的劲头儿。还有茶馆的房主秦二爷,他的理想是实业救国。扮演他的蓝天野一亮相,就把秦二爷的得意劲儿给带出来了,对他,王掌柜得使劲儿巴结——可以说,于是之把王掌柜的八面玲珑演得是活灵活现。
人生百态,世间浮生。
掌柜王利发,是中国传统老百姓的一个缩影,他处事圆滑,敬畏权贵,虽然自私,但是依然怀揣着一颗向善之心。
然而在时代的巨变下,即便王掌柜努力地挣扎过,却还是被旧社会的黑暗吞没了。
电影中最后一幕,王掌柜、秦二爷和常四爷按照北京出殡的风俗,撒着纸钱祭奠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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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于是之说像王掌柜这样的人,一辈子胆小怕事,什么都不敢说,这会儿决定死了,突然觉得大无畏了,无所可怕,我死了我怕什么,什么的话我都敢说了,他说这时候这几个人要特别高兴,觉得真正得到自由,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为快,这个人一说,把那个也勾出来了。
这就是老舍的风格,这就是戏的深刻。现如今这样的茶馆在北京已经没处寻了,但它们至少留在了谢添的胶片上,留着告诉我们:曾经有那么一群老北京,这样生活过。
上海人镜头中的北京《城南旧事》
有的人关于老北京的回忆是戏园、是茶馆,而在有的人的记忆里,北京,有着冬日的暖阳、有骆驼队的铃铛、胡同里有个疯女人、草丛里藏着小偷、而父亲长眠在地下……这样的回忆会拍成一部怎样的电影呢?
估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这部电影就是《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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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1983) 豆瓣8.9
1960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出版过一本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她在书中饱含深情地追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的那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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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女作家林海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北影厂的导演伊明读到后,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原本这部影片也是打算由北影厂拍摄的,但当时两岸关系还没解冻,厂里出于种种考虑,最终没有投产。于是,剧本转到了上影厂。经过讨论,上影厂决定由吴贻弓执导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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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弓导演
吴贻弓找来了原著,读完之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为震撼”,他在给作家叶楠的一封信里说:我感到作者写了许多,但究其本,其实只写了两个字,就是‘别离’。一个个人物在生活的历程中偶然相遇了,熟识了,但最后都一一离去了。
小说中提到的北京旧帘子胡同,也就是影片中的惠安馆门口、井窝子还有英子家门口,这些场景在影片中有210多个镜头。
吴贻弓和美术师手捧着北京地图,几乎跑遍了北京城。但他们最后绝望了,虽说也找到了一些理想的胡同,可是基本上后面的景致都有新的建筑,唉,要怪只能怪北京发展太快!
没办法,吴贻弓他们只好返回了上海,直接让制景工人在上海江湾机场的空地上生生地搭出了这条胡同。
可能有人会想:让上海人拍老北京的故事,能对味儿吗?没错,不止您担心,上影厂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没谱。
但吴贻弓是个较真儿的人,为了能准确还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的环境,他三次跑到北京,带着主创人员走访北京人艺、北影、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拜访了很多从前生活在底层、熟悉城南生活的人。
至于选演员,吴贻弓更是讲究:他特意请来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郑振瑶饰演戏份很重的宋妈,请北影厂的张丰毅饰演小偷,请北京人艺的谭宗尧饰演油酱店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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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最重头的女主角——小女孩英子,全片有500多个镜头,可以说,她决定了影片的成败。
挑选演员的时候,在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孩子中间,吴贻弓看到了一个红扑扑的、两腮透着苹果色的小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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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小嘴一抿,笑得很甜,特别是那对乌黑晶亮的眼睛,大胆中还透着几分忸怩。得嘞!就是她!这个女孩叫沈洁,当年10岁,在上海读四年级。
1983年,《城南旧事》在大陆上映。无数观众被影片那“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所打动,该片还成为同年在厦门举行的第三届电影“金鸡奖”中竞争最佳故事片的大热门。
也是在那一年,《城南旧事》还获得了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这也是十年动荡之后拍摄的国产故事片在国际电影节上首次获奖。
后来,《城南旧事》的录像带由林海音的儿子带到了台湾。吴贻弓曾经回忆说:“我先见到林海音的儿子,他在美国当建筑师。当知道他要来中国后,我们就邀请他。他很激动,说他母亲很感激我把她的小说搬上银幕。当时原作者的稿费只有八百多元人民币,他就代表他母亲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还不到4元,还说,我代表我母亲拿过版税了,我一定把录像带带给我妈妈,她肯定会非常高兴……”
1988年,林海音来大陆访问,专程到上影厂与《城南旧事》的主创人员会面。林海音对吴贻弓说:“感谢你让我在大陆出了名。”
就像导演吴贻弓所说的那样:《城南旧事》是一部关于失去和告别的电影:影片中的疯女人找到了女儿,却和女儿一起意外惨死在了火车的车轮下;小偷被警察抓住了,女佣也被丈夫接走了,英子的父亲也死于肺病。后来,英子随家人乘上了远行的马车,她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北京、告别了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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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虽然是伤感的,但谁又不是在一次次的告别中慢慢成长的呢?
人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我们的北京,每一天都在向前发展,每一天都在向过去告别。
过往的时光沉淀在了胶片里,而从中汲取记忆的人们走出影院之后,会回味、会思考,然后再和这个城市一起,继续成长、前行。
我想,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也是一座城市赋予电影节最深的意义。
编辑:谢佳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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