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解读之《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解读：

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非常不讲究，王猛与桓温扪虱而谈已成为千古佳话，近人陈独秀也很不讲卫生。某次，章士钊前去拜访，看他衣服上有许多白色物体蠕动，惊问那是什么，陈独秀扫了一眼，坦然回答说“虱耳”。王安石也大抵如此，长时间不洗澡不换衣服，而且吃的非常简单，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而不管是什么菜。正因为如此，后人才根据苏洵在《辨奸论》中所说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一语，认为本文是针对王安石而作，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苏洵认为，“惟天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对事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变化的征兆加以推论，然而人事之事，疏阔难知，变化莫测，即使是贤能之士，也未必能够看得准，看得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也就是《大学》里面说的，“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苏洵认为，山涛预料王衍将为乱天下，郭子仪见卢杞而预知其阴险毒辣，可能有碰巧的成分。理由是王衍之乱天下，不在王衍，而在晋惠帝。如果晋惠帝能够有中材之主的资质，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也不至于天下大乱。将问题归之于王衍，并不公平。至于卢杞，不学无术，长相丑陋，也非能言善辩之士，如果不是因为唐德宗的昏庸，怎么可能得到重用呢？

苏洵说，现在有的人嘴里说的是孔子老子的名言，身体力行的为伯夷叔齐之事，专门收一些不得志而好名之人，互相吹捧，以为是颜回孟轲再世，实际上是阴险狠毒，是王衍与卢杞的合体，他们未来之祸，难以预料。苏洵认为，脸脏了要洗，衣服脏了要换，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人穿得像未开化人的衣服，吃的是猪狗才吃的东西，而大谈诗书，也未免太过意外。凡事不合人情的，基本上都是大奸大恶之徒，就像竖刁、易牙、开方一样。苏洵警告说，“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

苏洵引用孙子的话，认为如果这样的人不得到任命，那么大家都觉得我言过其实，而他们则有怀才不遇之感，而不知道他们为祸会那么大。如果用他们呢，则只有当祸患之出来时，才能证明我的先见之明。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人付出代价，这确实是一件左右为难之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在解读本文时说，“文章的结构严谨，一气贯注，笔法多变有时看似断而实联，曲直正反无不得心应手，既有从大处落墨的气势，又有绵密周到的笔致。”对这样的观点，我并不赞同。恰恰相反，本文错误百出，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开篇说“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依此观点，高明之人辨人精准也很正常。然而接下来马上否定自己的观点，人事推移之理“而贤者有不知”，理由是为好恶利害所蔽。如果为好恶利害所蔽，还能称贤者？贤人和静者，区别何在？辨人之术究竟有没有道理？至少我看第一段有明白。

第二段作者以山涛和郭子仪的故事，得到的结论是“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用四川话说就是缺牙巴咬虱子，碰巧而已。按作者的观点，以山涛之贤，以郭子仪阅人无数，尚且走眼，那么平常之人，自不必说，可见辨奸之术并不可靠。既然不可靠，你写《辨奸论》干什么？

第三段作者认为奸者有两个征兆，一是名不副实，二是违人之情。关于名不副实的两面人，确实多矣。然而在上一段中，作者在评论王衍和卢杞时明明说是因为皇帝平庸，如果皇帝不用他们，“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意思是奸人的产生，是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在这段之中却说，“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意思是奸人的产生，是他们的伪装太高明。奸人的产生究竟是皇帝的错还是臣子的错？让人无所适从。至于个人的卫生饮食习惯，虽然与多数人不一样，但也不能因此将他们划归奸臣行列吧？我不洗澡不换衣服怎么就成奸臣了？如果那样，乞丐是不是个个都是奸臣？

作者引用《孙子兵法》错误，虽然与饱读诗书的苏洵相去甚远，但也勉强可以原谅以为是笔误或者记忆出错。然而内容上的矛盾，却让人非常失望。我不知道吴楚材为什么要将这样的文章选入《古文观止》，更不明白为什么上海古籍出版社如此推崇本文。显然，单从文章本身，就足以证明绝非苏洵之作。如果唐宋八大家就这样的水平，那也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了。

苏洵去世于1066年，当时王安石还没有发迹，自1063年开始他就在江宁为母守孝。苏洵自1057年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而同期间王安石在地方任职，二人之间并无什么交集，不至于交恶如此。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不是私人的恩怨，也不是人品的交锋，而是施政理念不同。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却没人身攻击。在乌台诗案中，正是王安石关键的一句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救了苏轼。王安石退休之后，苏轼到南京，还与之同游。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不是奸臣，他只是有些操之过急，不懂变通而已，是以我对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颇不以为然。既然王安石不是奸臣，那么《辨奸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样也可以证明并非苏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