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文”与“言”

《论语.卫灵公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关于军队的事情。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是傻眼了？您不会也傻眼了吧？说实话，在没有百度之前，我真还有点傻眼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卫灵公不傻眼么？如果孔子当时真这么说话，估计卫灵公会这样责备：“汝，可以讲人话么？”

抑或很不好意思地、弱弱地恳求：“老先生，你说口语好么？”这里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古人究竟怎么说话的？

中国古代是“文言不一”的，这里的“文”是指书面语，“言”是口头语。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写的文章，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能理解的。

即便是有人把文章朗读出来，没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也听不懂。就算你受过教育，那些朦胧诗，你懂吗？所以，古代老百姓说话是不会用书面语的。

（二）为什么会文言不一呢？

原因很简单，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书写条件极为有限，刻在石壁、龟背、竹简等上面，所以力求简练。能用一个字表达的，绝不会用两个字。

你想想，在龟背刻一个字，你得耗费多大的精力和体力？万一不小心刻错了呢？又去杀乌龟？把龟背取下来，清洗，打磨、晾干，为了一个字，你就熬着吧。还有刻刀的制作……等等，那时候的刻刀，咳咳，可不如现在这么锋利。

所以，我想古人对话很口语化，特别是平民百姓，只是写成书面东西时候才很文言文。但也不排除皇帝之类的任性人，书面语也用口语。

（三）古人是怎么说话的？

举两个干货：清史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奏折，康熙五十五年（1656）十一月十八日，江南织造官李煦将刻印成册的御制诗进呈玄烨，玄烨御览后十分满意，朱批：“知道了。诗刻得好，留下了。”

《项脊轩志》里有一句老婆婆说的话：“某所，而母立于兹。”这是书面语言，一个乡下老婆婆，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怎么可能这样说话呢？她一定是这么说的：“这个地方，你母亲曾经在这儿站立过。”

所以我个人认为：古人是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口头语言进行日常的口头交流的。由于书写的原因，从文字产生到被利用，一直到新文化运动，言文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书面表达的文言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口语的表达系统。

所以，孔子的回答会是这样：“祭祀的问题，我知道一些，军旅的事情，我没学过。”而且，也一定带着当时的、当地的浓浓的口音。

实际上在白话文推行的今天也是这样，只不过两者之间的距离相对较小一些而已。试想，你用公文语言来跟人对话，“昨天，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合江亭，与一个老人亲切交谈。”怕是要雷死一大片，不骂你有精神病才怪呢。

有人说《诗经》，不就是为平民所作的吗？问题是，它是经过整理的，我想原初的面貌并不是这样。试想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的平民百姓，怎么能写出那么晦涩的文字？

还有一个有有趣的问题，文一直到满清晚期，甚至民国初年，变化似乎不大。你读《论语》《史记》和晚清文人的文章，一样晦涩难懂；用来说人话的口语——言，在一个地区也极有可能差别也不大。

但是用来说人话的国语（官方语）却是多变的。典型例子就是明朝，定都南京，南京话作为官话（官方口语）；朱棣迁都之后，原本的大都话迅速侵占了官话的地位。到了明末，皇帝会说南京话的已经不多了。

据说，新中国当年投票表决官方语，四川话仅仅以一票之差落选，要不然你可能听到的新闻播出是别有一番滋味。